主题：[原创]我在汉古尔河的日子——写在到莫旗插队40周年(全文完）

 

    响应龙大版主的号召，说说我在内蒙农区插队的事。到下乡时，我已没有革命激情，下乡的生活与革命理想无关，特别平淡。


                               

写在前边

      我是初中66届的， 插队的时间不长，还不到3年。

说实话，有关插队生活的记忆早已被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冲刷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但在偶然发现有那么多知青网后，模糊的记忆又逐渐清晰。莫旗是我插队的地方！我的18岁到20岁，用现在的话是“花季”，就是在莫旗的汉古尔河公社度过的。今年是我到莫旗汉古尔河插队40周年，收拾些零碎的记忆，算是对我那花季青春的纪念。

 

初到汉古尔河

      记得刚到旗里，大家被安顿在尼尔基中学，校舍是土坯房。我们8个女生和7个男生分到汉古尔河公社东明生产队。现在从网上搜到的汉古尔河地图上看不到东明这个村落名，不知是并村了，还是改名了。

      各队马车来接人。我们队离旗60里地，天快黑了才到。由于离尼尔基远，回家又走拉哈，所以后来基本没去过旗里，以至于去年和车友们一起去东乌旗玩，一个后生问我莫力达瓦的旗府在哪，我半天想不起来，是讷河，还是拉哈？太惭愧了！

      进了村，马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卸在了队部，我们就先住这。队部挤满了村里的男女老少，他们像看稀罕一样地围着我们指指点点，小孩子们悄悄地摸摸我们的衣服。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长衫，发髻绾在头顶，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

      东明是个少数民族队，居住着20来户达斡尔和鄂温克人家。按户头算，知青占小一半了。那时的通信地址好长——“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汉古尔河公社东明生产队。”

 

嫩江

      出村往东10里就是嫩江，江面宽阔，江水清澈。第一次见到嫩江，我们兴奋得不成，看见江边有船，不由分说地划起来。谁知嫩江不是北海，船也不一样，江中的水溜把我们越冲越远，怎么也回不了岸。急得岸上的老乡跟着船边跑边喊：到对岸！往上游推！我们按老乡说的把船划到对岸，再往上游推出一段，好不容易平安回到岸边。看似平静的江水，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嫩江边有大片的草甸子，夏天地里没活时，我们就去打羊草，准备过冬用，抡着大钐刀，唰！唰！这本是男人干的活，但知青是不分男女的。有时，蓝天白云下，空旷的草甸子上只有我们几个人，大家又相隔很远，就干脆盘起头，脱掉外衣，假装男子汉，赤膊上阵。

      有时，我们会在江边扎窝棚住几天。嫩江上常有拉哈的职工在星期日划舢板打鱼，我们就厚着脸皮：叔叔，给几条鱼吧。通常人家都会扔上几条，是那种不大的白条鱼。于是，揪一把野葱，放点盐，就成了鲜美的鱼汤。那年月，在北京也喝不着这样的汤啊！

      到江边草甸子要经过一条江汊子，不宽，也不深。平时挽起裤腿趟水，是很惬意的事，清澈的水流抚摸着我们的小腿，很舒服。可有一次暴雨过后回村，过水差点要了我们小命。江汊子水深齐胸，水流湍急，我们手牵着手，还被江水冲得站不稳脚，差点被水冲走。后来发现，那天正是我的生日。

      汉古尔河在莫旗最南端，西边是查哈扬农场，东边与黑龙江的拉哈隔嫩江相望。无论去哪，乘火车都要到拉哈火车站。那时的拉哈在我们心中就是个繁华之地，没事就过江去逛，买点糖呀豆呀，回来解馋。

      去拉哈要到公社坐公共汽车，其实就是查哈扬农场的带棚子卡车，还得爬上去。过嫩江摆渡时，为了安全，人要下车。有一次，天冷，一辆农场的车没熄火，一下冲到江里，从驾驶室里爬出两个湿漉漉的人，被摆渡的臭骂了一顿。冬天，江面结了冰，汽车就直接开过去了。

      春天开冻跑冰排时，就暂时不能过江了，大块的冰排碰撞着漂下去，场面非常壮观。

现在的拉哈火车站，当年我们从这里回北京。



典型的达斡尔族房屋，当年我们刚到村里住的队部就是这样的，一明两暗，男生住东边，我们住西边。



莫旗风光。



嫩江，我们当年划的就是这样的小船。


（这些照片都是网上搜的，知青网友近两年拍的。）

豪爽不敢说，反正和去山西和陕西的同学交流，我还是挺庆幸插到莫旗的，俺们那粮食丰富，水草宜人，除了冬天有点冷，其它还行，比起兵团，有多了几分自由，真是个世外桃源！

 

干农活

    汉古尔河是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主要种植大豆、谷子、苞米、土豆和糜子，各队都有大片的庄稼地，垄沟一眼望不到头。由于地广人稀，也就顾不上精耕细作了。

    每年春天，用犁杖把带着头年庄稼茬子的垄背豁开，翻成垄沟，这就叫犁地。撒上种，踩一踩，盖上土，一压，就算种完了。讲究点的，在犁地前往地里运点肥，扬开。懒的，就直接撒种，老乡说这叫轮种——垄沟垄背轮着种。

    等到所有的地播种完，夏天也到了，最开始播的种也已经小苗出土了。于是开始铲地（锄草），铲地时，每铲完一遍，就用犁杖沿垄沟犁一遍，为的是把铲地锄平的根部土壤再培上。这样三遍下来，就到了八月，全部农田管理就结束了，只等秋天收了。汉古尔河的八月是农闲的八月，这时家家户户都打草，苫房，做过冬的准备，秋收没完，就要下雪，天就冷了。队里也会在农闲时组织人去搞副业，汉族队大概是搞运输，我们队是进山放木排。

    秋天一到，满眼金黄的庄稼，割地开始了。割地是全村人最热闹的日子，除了丰收的喜悦，吃大锅饭是最令人兴奋的了。为了保证出工，队部为出工的人提供早饭和午饭。天刚亮，队部就热闹了——开饭，趁着凉快，干活。十一点来钟，人们坐着大车回来吃午饭，锅碗碰瓢勺，吃着唠着，热闹非凡。也是，平时都是自家过小日子，偶尔过一下集体生活，吃一下大锅饭，感觉非常新鲜。吃完午饭，各回各家休息，到二点多，打头的又招呼大家下地了。晚上收工，就没大锅饭可吃了。就这样，一直干到下雪了，才把地里的庄稼全收回来。

    然后，就是扬场，搓苞米，送公粮。送完公粮，一年就到头了，真正的冬天也到了。汉古尔河的冬天虽比不上北边巴彦等地方寒冷雪大，但对我们北京娃来说，已足够壮观。队里没什么活了，老乡们开始猫冬，除了那一群马和一群牛要有人每天去放，其他人天天围在热炕上侃山、打牌。我们知青由于不会过日子，茅草屋四面透风，又缺少柴禾，炕也不热。于是，没钱的，就上老乡家凑热闹，取暖；能筹到路费的，就打道回府，来年开春再见了。

    在汉古尔河，已婚妇女是不下地的，下地干活的都是男人和没出嫁的姑娘，有了我们知青后，下地干活的队伍壮大了许多。扶犁和赶车是“技术活”，自然由男人做，女人只能播种、铲地、割地、装车。其实，铲地割地是很累的活，一眼望不到头的垄沟，一锄一锄地量，一刀一刀地割，一天都干不到头，第二天接着干。刚开始铲地时，真跟不上，老乡们边干边聊，越跑越远，我们呼哧带喘，锄掉不少小苗，还被远远地甩在后边。花季少年是不服输的，后来，在老乡的指点下，我们完全掌握了要领，无论是铲地还是割地，高兴时还能跑在前边。

    但我们还是对“技术活”更感兴趣，于是，我们瞄上了扶犁。不仅男生学，我们女生也抢着学。其实，扶犁比铲地舒服多了，只要手握准犁把，会吆喝牲口就行了，什么女人不能干，偏见！我、张思思和李惠英最终挣上了犁地的工分。铲一天地8分，撒一天种连8分都没有，可犁一天地10分，合算多了。

    但实际上，插队二年多，我没从队里挣到一分钱。名义上我们队一个工分核一毛多，一年下来，我们也能挣几百元，但那只停留在会计的账本上。在那个年代，乡亲们笃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一个贫下中农”，奉行“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原则，因此出工率很低。年底结算时，挣的工分还不够全家口粮钱，平时还找各种理由向队里借钱，队里哪还有钱分红？知青们只知道挣工分，最后，钱没挣到，倒成生产队的债权人了，除了有饭吃，花一分钱都得管家里要。

大豆地。



谷子地。

也不近，巴彦街在莫旗的北部，大兴安岭山坡上了，得坐火车再往北，我和同学去过那。

我想都是北方，习俗应该不远。莫旗的土地确实肥沃，汉人多当年闯关东的后代和五六十年代从关内跑过去的盲流。

                                                                       同学们
　　我们知青点共有8名女生，7名男生。女生都是女十三的，男生主要是一中的。由于男女生原来不认识，加之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又有一些客观原因，下来没有多久，男女生就分道扬镳了。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大事，主要是男女分校的学生自我意识都比较强，不会相处所致。 这里主要说说我们女生的事。
　　我们8名女生是:魏柳堤，李晓辉，张思思，李惠英，曹瑞玲，冯倩倩，倪行和我。魏柳堤是高三的，冯倩倩是高二的，倪行是初二的，李晓辉、张思思、李惠英、曹瑞玲和我是初三的，她们是5班的，我是3班的。
　　魏柳堤在我们8个人中年纪最大，颇有大姐风范，自然成了我们的头，她和男生的王大白，共同领导我们青年点。
　　魏柳堤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属于那种气质泼辣，英姿飒爽的女生。她说战争年代她妈妈在行军途中把她生在有大柳树的河堤上，所以取名“柳堤”。魏柳堤天生一副好嗓子，山野型，郭兰英那种，最拿手的是信天游。文革开始前，她就已经被中国歌剧舞剧院录取了，要不是文革，她应该倘佯在艺术的殿堂，成个声乐大腕也没准。
　　刚下来时，魏柳堤表现得非常积极，带着我们每天都要开会、学毛选，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并积极参与队里的工作。但是，我们这些等而下之人到了莫旗，就不想太受约束了，难免学习时开个小会， 说个小话，不够严肃，魏柳堤经常对我们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却难以接受。慢慢地，原本一个学校，一个红卫兵的亲密同学开始生分了。而且，我们几个初中生也太能作了——烧菜多放油，说要吃就吃一顿美的；做了七八个煤油灯，同时点燃，说要感觉电灯的滋味。男生实在忍受不了我们的折腾，提出分家单过。分家？同意！为了自由，我们把魏柳堤分给了男生。
　　68年底公社开始挖“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我们民族队是重点，进驻了工作组。魏柳堤领着男生们积极参加，我们这些经过北京文革洗礼的倒霉蛋对这可没兴趣，大部分女生都回家过年去了。春天回来后发现，仅一个冬天的时间，形势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内人党”平反了！魏柳堤作为挖内人党的积极分子，和老乡们疏远了。我们算躲过了一劫。
　　要是没有文革，魏柳堤早干上了自己喜欢的声乐，才不会先得罪了我们，又得罪了老乡。我始终认为，文革的最大弊端就是异化了人性，局势天天变，搞得人人自危，不知哪天谁就要倒霉！

其实细想那年月有些“左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没错！可教育好就是还没教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