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在汉古尔河的日子——写在到莫旗插队40周年(全文完）

      李晓辉和我不仅是一个红卫兵的，而且都是在北京周边疯玩的逍遥派成员。

      李晓辉属于那种有艺术气质的女生，皮肤白皙，细眉大眼。她的出生也有故事：她妈妈陪邓颖超出访苏联，坐火车去，长途的颠簸使她提前3个月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她那丰满的样子，还真看不出是早产儿。受家庭的熏陶，她不仅会用俄文唱《喀秋莎》、《山楂树》、《共青团之歌》等苏联歌曲，还会哼许多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曲子。晓辉也是天生的好嗓子，比魏柳堤的还好，属于那种甜美无暇疵的，彭丽媛和宋祖英那种。文革开始前，她也被军艺破格录取了（声乐系应招高中毕业生），不用参加中考，只等入学了。结果被改录到莫旗来了。

      刚下乡时，我们经常让魏柳堤和李晓辉唱歌，有时独唱，有时重唱。歌声一起，把男生和老乡们都镇懵了，太专业了！

      后来，公社成立文艺宣传队，队长把李晓辉推荐去了，其实魏柳堤也应该可以去的。宣传队不是专职的，有演出就去，没事就回队里干活。

      晓辉从宣传队带回一把吉它，晚上，我们弹吉它，吹口琴，她就一首歌一首歌地唱，歌声回绕在我们的茅草屋里，传出窗外。晓晖的歌声为我们枯燥的插队生活带来了快乐。

      晓辉在北京时就自学医书，到了莫旗还一直练习针灸。下乡时，她带了许多日常药品，以及银针和艾卷。村里谁要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她。她胆子也大，拿着半尺长的银针就往穴位里扎，然后再给点药片。乡亲们都说她医术好，她却说，不是医术好，是他们相信我，给点Vc，效果就不错。所有这些都是无偿的，尽管那时大家都缺钱，晓辉得到的只是乡亲们的认可和喜爱。

      张思思和我差不多高，有1米65的样子，圆圆的脸，两个粗粗的短辫悬在肩上。来莫旗前，虽然和张思思没说过话，但她们5班和我们3班门对门，人是见过的。印象中，文革前的张思思总是像男孩子一样穿着西式短裤，碎格子衬衣系在裤子里，手里拿着滋水枪，属于5班淘气的那一拨。到汉古尔河后我发现，在张思思貌似桀骜不驯的外表下，是颗敏感的，又善解人意的心。

      文革最大的弊端就是异化了人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借用当今台湾政坛的话就是“族群分裂”。我们女十三中是个普通的学校，同学们来自——工人，资方，手工业主，干部，知识分子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家庭。文革开始前，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很“和谐”，起码我自己没有出身的意识。文革后，出身论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我那劣根性也开始膨胀。对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趾高气扬，好像就自己革命。谁知没两天，我也成了可教育好子女了，在同学面前灰溜溜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只身和5班的同学一起插队的原因。

      在汉古尔河，张思思她们几个5班的同学完全包容了我，尤其是晓辉去了宣传队后，张思思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有许多推心置腹的交流。她谈了对社会，对我们这些曾经自命不凡的人的看法，谈了她们这些我原来不了解的同学的生活，还给我讲了她自己的家庭。

      张思思的爷爷是张作霖的副帅张作相，解放前夕退出江湖，隐居天津。在那个以出身论英雄的年代，张思思心灵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

      在汉古尔河，她像男孩子一样，喜欢学扶犁、赶车，而且一学就会。有一次我学甩长鞭，啪！一下子甩到站在旁边的张思思的嘴上，准确地说是牙和嘴角上了，顿时她满嘴是血，话也说不出来了，可把我吓坏了。好长时间，张思思的嘴角上，牙龈上，都涂着紫药水，她却自嘲“青面獠牙”，毫不在意。还好，没留下什么痕迹，才下来没几天，差点让我破了相！

      张思思是我们几个车赶得最好的，每次去江边拉柴禾，都是她赶车。有一次，我们从江边拉回满满一车柴禾，她站在辕子上赶车，我和晓辉、李惠英坐在上边。天黑了，在快到村口的时候，张思思弯腰去拽缰绳，一下从车辕子上滑了下去，只觉得马车咯噔一下，像压了什么东西，吓得我们连忙从高高的柴禾车上滚下来，呼叫着往后跑去。只见张思思躺在黑乎乎的地上，问她怎么样，她说还行，我们不信：大马车从身上压过去，说还行？到第二天，张思思说真没事了，除了大腿上有个紫红的蹄子印，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满满一车的柴禾从肚子上压过去，居然没事？莫不是会气功呀！后来，老乡说，由于是先掉下去，然后车再压过去的，人有精神准备，憋了一口气，所以没事。这么说，那些气功大师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啦！

      后来，我离开汉古尔河当兵去了，张思思断决了和我的联系。我让我爸帮张思思离开莫旗，她也谢绝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高尚的人格和精神魅力，让你徒生敬意！结识张思思是我插队汉古尔河的最大收获之一，她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使我跳出了自己以往的小圈子，学会了换位思考，并善待他人。

         李惠英也属于5班淘气的那一拨，总是一头短发，运动员的气质，篮球打得非常棒，是我们学校篮球队的。可惜汉古尔河没组织女篮，否则，她一定可以大显身手。除了打球，她棋牌也是一流，我们都不是对手。

      李惠英总是大大咧咧，一副不知愁的样子。由于她身材高大，就在我们这充当了男子汉的角色，总是抢最累的活干，谁要欺负我们，她就大着嗓门冲在前面。别看李惠英在我们面前一幅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在家里，可是娇宝贝。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哥比我爸还年长，侄子们都上大学了，她说侄子们带她到学校食堂吃饭，问：小姑，想吃什么？特得意！

      有一次我发现她偷偷地抹眼泪，一问才知道，她大姐难产去世了，她说是医院不负责任。唉！文革期间，一切都不正常。平时看着玻璃一样的人，心里也有许多苦水。

      大家说来莫旗的66届基本都是倒霉蛋，但相比曹瑞玲我们几个算幸运的了。曹瑞玲从小没过过好日子，文革中父母又作为遣返对象被轰回老家了。离开北京时，同学们都有家人来送，只她没有，一个人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默默流泪。

      由于生活的磨难，曹瑞玲是我们中间生活能力最强的，烧火做饭，洗衣喂猪，还会缝衣服。可干农活她不行，个子矮，还有些胖。后来，我们在内部进行了分工：我们几个下地干活，曹瑞玲在点里操持家务，喂猪做饭，养鸡养鹅，工分我们平均分配，像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

      下乡一年后，其他知青点陆续有女生因为生活的压力嫁给了老乡，虽然我们是民族队，直接的骚扰是没有的，但曹瑞玲还是说，要是没有这个温暖的集体，她也想找人嫁了算了。等我们陆续离开汉古尔河，这个温暖的集体解散后，不知她是怎么过的。

      冯倩倩和倪行在第二年就转插了。茅草屋里就剩我们5个初中66届的相依为命了。

出民工

    69年初夏，公社组织（还是旗里组织？记不清了）修水渠，大约一个月，派我们队出4名民工。也许是在队里呆腻了，反正我们几个非要去。最后，队里派了一位憨厚之极的年轻男社员（名子记不住了，暂叫小鄂吧）带着我、张思思、李惠英去了工地。到那一看，傻眼了，全工地就我们3个女生！

    干起来才知道，这活真的不轻松。水渠底是沙石土混合的，软的直接用锹挖，硬点的用镐刨松，再不行就打眼爆破，然后用土篮子把碎砂石挑上去，倒在渠边。越往下挖，挑沙石爬的坡路就越长。一天下来，肩膀疼得不能碰，胳膊都抬不起来。别的队笑话我们队没人了，派几个丫头来。可我们是自己要求来的，打退堂鼓太没面子了，只好咬牙坚持。

公社给每个大队分了承包地段，各队都怕自己吃亏，有我们3个女生呢，又按生产队分成小段，每段十米来长，三米来宽。干活时，各干各的，界限分明。由于进度不一样，就形成了深浅不等的格子。

    整个大队里就我们一个民族队，小鄂本不爱说话，再加上我们3个女生，在工地上我们就成了另类。那些汉族队的老乡，一边干活，一边互相开着荤素玩笑。有时还点名道姓地问我们一些问题，但直觉告诉我们，这些问题你无论怎么回答都要钻进他们设的圈套，我们只好闭嘴不答。这阵势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时我开始庆幸自己分到了民族队。

    由于有我们3个女生，进度显然不如人家，结果我们站在了高埂上。需要爆破时，旁边队的老乡找些包装纸铺在他们的地面上，爆破后，以纸为底，崩过来的沙石都要给他们清干净。经常是我们吭吭吃吃地干着，他们在旁边说着俏皮话，看着。这时我真的庆幸自己被分在了民族队——达斡尔老乡可没这么多心眼！我为我的汉族同胞感到羞愧！在工地上我们基本不和其它队的人交往，只是闷头干活。

    最后，其它队都完工了，旁边的大队也完工了，整个工地几乎就剩我们了。我们大队的那些老乡就像看热闹似的坐在坡上看着我们干，还冲着旁边大队的男知青喊，不来帮帮吗？也许都是知青的缘故，也许是看我们太狼狈了，那边的男生真过来帮忙了。还是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土埂铲平了，我们也完工了。当时我感动得简直热泪盈眶了，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谢谢。真的，从心里谢谢这些男生，谢谢我们的北京老乡！

    这段往事曾和老公谈起，他说怪只怪你们不知天高地厚，也许。

生病

    可能是在工地干得太猛了，回来没多久，我就病了。发烧，上吐下泻。

    开始没在意，谁知越闹越厉害。吃什么都吐，都拉，肚里搁不住东西。最初还跑厕所，有一次站起来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发现张思思正背着我往屋里跑。张思思不让我出去上厕所了，她拿出脸盆，让我屋里吐，屋里拉，然后给我倒。

    那时公社卫生院缺医少药，我们村离旗里又远，这病只好由着晓辉给我治了。她翻遍了她的药箱，把认为对症的药都给我吃了，可还是不见效，急得直掉眼泪。药不管用就扎针，看我吐就扎止吐的穴位，看我拉就给我扎止泻的穴位。

    那些天，我除了拉和吐，就是昏睡，大家里里外外围着我转。一次昏睡醒来，见大家都坐在我身旁，低头看着我。我说怎么了?后来大家告诉我，她们怕极了，怕我不行了，怕她们回北京没法和我爸妈交待！

    许是同学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也不知折腾了多久，我的病渐渐有了起色。不拉不吐，肚里能存东西了，身上也慢慢有劲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就在我慢慢恢复的时候，去云南兵团的同学李南来信说她要到哈尔滨姨家休假，让我和晓辉去找她玩。晓辉看我大病初愈的样子，问我，能去吗？一想能到哈尔滨重温大城市的生活，我说，去！

    于是，晓辉替我背着旅行包，我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上路了。在齐齐哈尔倒车时，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个街心公园，我就躺在亭子里，顾不了那么多了。可后来的情况却大出意料，到了哈尔滨，我居然能骑车带人满街跑了。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晓辉也闹不清是咋给我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