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记忆（5）
文/林小仲
7. 当知青时的打架经历
上山下乡当过知青的人，尤其是男知青，很少有没打过架的。在“文革”当中，公检法被砸烂，地方上有人恶霸一方，打架成了知青保护自己、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北大荒的几次打架经历让人记忆犹新。
一次是在村里，我们插队的兴旺大队有一名叫管再生的山东大汉，他来自山东潍坊，据他自己吹牛，他在当地担任过造反派司令。至于为什么来闯关东，他没有说过，如果他的经历真如他自己所说，大概应是他闹出人命才来北大荒的。我们大家平日都叫他“老管”，老管三十五六岁，一米八几的大个，剽悍强壮，他曾自豪地对我们几个知青说，他的胳膊比我们的大腿粗，他很像《水浒传》里的蒋门神，凡看过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得出同一个结论：那个企图刺杀列宁，刺探列宁住处，貌似黑猩猩的凶手，简直就是这老管的孪生。真不知他的祖先是从何方落脚到山东的。
老管这人不喝酒时，也还算义气，对我们这些知青也算客气。但他这个人爱喝酒闹事，别看他那么大的块儿，膀大腰圆，装满二百斤黄豆的麻袋，他两臂一用力，自己能扛到肩上，但他爱喝酒撒疯。老乡们都说他不喝正好，一喝就多。他喝酒后，除打架骂街是家常便饭外，也还干一些欺男霸女的鸡鸣狗盗之事，村里的人都怕他，躲着他，不敢惹他。哪家的红白喜事不敢不请他，不请他怕他挑理，请他又怕他喝多酒闹事。他这个人用北大荒话说，叫作癞蛤蟆上脚背，不咬人，膈应人。
一天村里盖房垒墙，我们青年点有位男八中来的高三学生陈建华(一位学究式的读书人，现在他念完博士留在了美国)，那天他和喝了酒的老管一起在生产队里干活，他当小工给老管搬石头，搬了几块都被老管扔了下来，嘴里还不干不净的骂陈建华。书生气很浓的陈建华忍无可忍，反唇相讥，把老管在村里偷鸡摸狗，欺辱一位村里弱智姑娘的事当众抖出。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这还了得，恼羞成怒的老管顺手拿起一把瓦刀向陈建华劈来，很有心计的陈建华转身朝村后青年点跑，当看老管停步不追时，又向老管叫号，老管碍于村里一大群看热闹起哄的乡亲，仗着酒劲手持瓦刀追来。
当时青年点在家的男生有我、肖庆平、梁大虎、吕学政、辛传东等人，我们被村里的叫骂声和围观人群的哄闹声所惊动。推开青年点窗子一看，陈建华且骂且退，老管手握瓦刀满脸通红、杀气腾腾紧追不舍。一时间当知青的闷气和平日对老管欺男霸女的愤恨一下涌上心头，太欺负人了，竟敢打到青年点门上来。
我们五六个男生来不及走门，蹬上鞋跳上炕，从窗子蹦到院子里，还没有等老管反应过来，已经冲到他跟前，不等他还手，已被我们几个拳打脚踢放倒在地。在挣扎中，老管试图去摸地上的石头，不知被我们中哪一位，狠狠地踩了他手腕一脚，疼得他只喊妈。老管这个平日在村里专门欺负弱者的人，这次被我们足足实实暴打一顿，只打得他拼命叫爹、叫爷爷的央告我们，我们方才住手。周围看热闹的老乡们看呆了，没想到这帮平日文弱知青还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紧要关头，人人都不要命的往上冲。
事后横行霸道惯了的老管鼻青脸肿，足足在炕上躺了一个星期才下炕，他轻意再不敢喝酒闹事了。村里个别狗仗人势，特别在女知青面前常说些不三不四的人收敛了许多，青年点的门口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敢打上门来的人。
第二次在农场，那次是我们和邻居格尼河农场的一群恶少打架。图布新公社的土地与格尼河农场的土地相连，两家也时有矛盾发生。特别是农场有一帮强人，常在秋收时明目张胆来抢粮食，多次发生护秋老乡被打伤，许多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一天为四队护秋的知青梁大虎在磨石山护秋时，被格尼河农场一个分场的一群恶少围住，他们强行当着他面砸了几麻袋黄豆，并把护秋的梁大虎打了，然后拉着粮食扬长而去。
事情传到青年点，大家气炸了窝。在那个没有法治的年月，上哪讲理去?既然没地方去讲理，这个仇一定要报，我们侦察到那几个参与抢劫的农场“干部子弟”的情况和住处。事发后的第三天晚上，联络了和我们关系密切，临近三个青年点的二十多名男知青，他们分别来自北京的人大附中和西颐中学，大家套上两辆马车，带上棍子等家什，半夜12点偷偷出村，夜袭格尼河农场。
11月中旬的北大荒，晚上寒风朔朔，地上覆盖着一层银白色的霜，寒气袭人的月亮，挂在灰蒙蒙的天上，马蹄和车轮在冻硬的大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二十来个人分乘两辆马车，大家都戴着毛绒绒的皮帽子，一付林海雪原上小分队的劲头。那帮恶少的住地已被我们在白天摸清，精细的人还画了草图，农场住地距我们村20多里路，北大荒的马车是四匹高大的马拉着，在赶车人大鞭清脆响声中，不一会儿就到了农场村外。
大家选好地方，留人在村外看守马车，其他的人悄悄摸进了村。尽管大家脚步很轻，还是惊动了村里的狗，不时传来一阵阵激烈的狗叫。我们也顾不得这么许多，按照事先约定好的“作战方案”，分成两个组，包围了那伙恶少中两个为首者的家。
我们十来个人围住一个刷着蓝油漆的三间瓦房，木头院门很容易打开，一条看家狗从黑影里朝我们扑过来，被前福河青年点一男生手疾眼快，一垒球棒打在狗的腰部，狗干号一声被打翻在地。我们五六个人冲了进去，由灶房又冲进睡房，用电筒照在炕上，一个满脸横肉的男子被惊醒后，已抱着被子缩到炕的一角。梁大虎一看，指着那人说，就是这个王八蛋。我们中有两个人跳上了炕，把那个恶少赤条条从炕上掀到地上，在一顿拳脚之后，他交待抢来的粮食都放在另外一家人的仓房里。当我们让他穿上衣服跟我们去找粮食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老婆一听我们要带走人，急得从被子里钻出来，她赤身裸体的朝我们扑来，原来北大荒男女睡觉多是一丝不挂。这场景惊呆了大家，推她不是，躲她也不是，房子小，人又挤得都没有侧身的余地，正在为难之时，不知哪个聪明的知青，顺手摘下墙上挂着的高粱秆编的大盖帘，用盖帘当盾牌就势把她推回炕里。因为粮食在另一处人家，时间紧，我们教训那个满脸横肉的恶少后，便招呼撤出。临出门我觉得不解气，掀开他家铁锅上的锅盖，把灶旁的大菜礅顺手扔进锅里，随着哗啦的水声，那口大铁锅被打破了。
等我们撤出村时，另一小组人也回来了，这时村里的狗叫声响成一片，但他们摸不清我们来了多少人，没有人敢追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夺回粮食，却狠狠地教训了长期在我们那一带农村作案的恶少。这事后来惊动了公社和旗革委会，但发现我们教训的确实是几个累累犯案的坏蛋，加之对手又是北京知青，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考虑到地方同农场的关系，他们对那几个坏人也没去追究。至此农场和我们大队在后来几年中相安无事。
第三次打架是在阿荣旗，那次我们几十名北京知青在阿荣旗修沥青马路，大家住在离旗(县)不远的章塔儿村的小学校里。那天白天上工时，我们为了平整章塔尔桥南侧公路上的地基，埋好炸药，并为了安全，在两侧500米之外设了卡，派人守护，以防万一。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我们，点燃了埋下大量炸药的导火索。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南侧朝阿荣旗方向开来一辆装满了乘客的大客车，路过我们设在南面马路上的哨卡处。汽车不但无视举着小红旗的知青阻拦，反而加速险些将三名知青撞到路边大沟里。大客车毫不减速撞倒哨卡的木栏杆，径直向冒着蓝色火苗的埋炸药包处开去。我们几十个人看傻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大客车，在离炸药引爆地几米处突然把车停了下来换驾驶员，眼看一场车毁人亡的爆炸就要发生，很多人转过头闭上眼，不忍看这一惨剧。但过了一会儿，却没有动静，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根突突燃烧的导火索，在接近雷管不长一段距离时，突然熄灭了，事后才知道那段导火索严重受潮，一场眼看无法避免的灾难避免了，修路的知青狂怒的向大客车冲去。
大客车上的许多人都发现了眼前要发生的惨剧，惊恐之余纷纷指责肇事的司机。那个司机是个大个子的中年人，车停时满脸蛮横的他，已经换到副驾驶的位子上，他对满车乘客的指责和我们的质问，满不在乎，嘴里骂骂咧咧，摆出一副骄横不可一世的样子，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他喝多了酒。换他开车的司机见情况不好，一踩油门，大客车绕开埋炸药的地方，灰溜溜地开走了。
我们为没出大事庆幸，若不是那发了潮的半节导火索阻燃，那一车人早就被炸上天了。我们更为那蛮横的肇事司机愤怒。在事后几天里，我们连续多次向旗政府、旗交通局反映那位司机的问题，但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要知道在那个小小的县城里，在那个年月里，司机往往也是一个很牛的职业，握方向盘的人和县里掌权者们，往往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谁愿意为一群知青去得罪权贵们呢?
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十几个年轻人翻高墙，跳进旗长途汽车客运站的大院里，当着一群正在打麻将的司机们的面，狠狠的教训了那个置几十名乘客生命于不顾的恶司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和给他撑腰的人，应该知道是谁教训了他，但自知理亏的他们也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不好再声张，但愿他们从那以后能学会做人。
用打架来解决问题在法治社会和文明社会自然是不可取的，然而在法治被践踏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谁又能为知青们想出更好“替天行道”的办法来呢?
8. 消失在白桦林中的爱情
我在大兴安岭连接着三江平原的小山村里插队9年，村西头那片葱绿挺拔的白桦林中留下了我的初恋。
那年我20岁，她18岁，正是青春萌动的年华。在那个极端政治化和理想化的年月，男女之情显得那么朦胧和神秘。但我却对青年点里的杜鹃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好感。
我们来自北京的同一所学校，“文革”时又是同一派红卫兵。那时杜鹃参加了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大型歌舞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演出，演出地点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杜鹃是舞蹈演员，我常为她们演出的激情及舞蹈的美好所感动。
不曾想1968年9月我们又一起下乡到阿荣旗。杜鹃不久分配到村里小学教书，教书比下地干活强了许多，尤其对女孩来说。
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我看杜鹃蹲在灶台下烧水，灶坑里燃烧着熊熊的火苗，她用铁叉拨弄着灶坑里的烧柴，火苗将她的脸映得红扑扑，灶里倒出的烟也使她不时揉着眼睛。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对她说：“水热了不用烧了，咱们出去走走？”她有点吃惊的看着我，又顾盼了一下在左右里间的男女宿舍，看忙着的同学没人理会我们，便用铁叉将柴火朝灶里拨了一下，点点头跟我走出了青年点。
青年点西北几百米外高坡上是一片树林，有桦树、有柞树。9月的北大荒已到了初秋季节，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谷子、玉米都进入了成熟季节。山上的树更是斑斓多彩，除白桦树还是绿色的以外，柞树的树叶有绿、有黄、更多地变成红色。那种“停车座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景象美不胜收。耳边则是山下溪水流淌和山野秋虫的鸣唱。
我们默默的踩着落叶沿树林边的小道漫步，天空明亮的月亮在薄薄的云层中时隐时现。站在一片白桦树前，我第一次大着胆子看了她一眼。高挑的身材，姣好的面容，一双似乎会说话的大眼睛，双手有些局促的摆弄着甩到胸前又黑又亮的辫子，晚风吹来一股淡淡的芬芳。我感到她也在审视着我，那天双方都说了些什么，已无从记得，只是说了很久，晚上踏着夜露回村。我们的初恋从那片美丽的白桦树林里开始。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从春天到秋天，农村的体力劳动是多么的繁重，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人累得腰酸腿痛。也许是年轻，更因为是一位美丽姑娘的吸引，却也不能阻挡我们在西山的树林，在南山的打谷场的幽会。青年点人多，房子又窄，那年月找个避人的地方谈情说爱也不容易。
北大荒有漫长的5个月的冬季，那是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日子。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加上厚厚的积雪，那却是我和杜鹃频繁约会的黄金季节。在村东头杜鹃教书的那所小学校，晚上将办公室火墙的炉子点着，将锯成一段段的松木填进炉子，屋子烧得暖洋洋的，松木燃烧时松油发出清脆的响声，还有一股松油的香味。
那时整个国家处在“文革”高度混乱的状态。杜鹃和我一样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爸爸在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位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干校烧锅炉，撑船放鸭子。杜鹃的父母则在国家机关在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我们在一起谈及未来总是十分渺茫。杜鹃那充满青春气息，甚至有些稚气白皙的脸上挂着淡淡的愁云。杜鹃是位开朗活泼的姑娘，能歌善舞，也爱说爱笑。在学生眼里她是一位好老师，在村里那些婶子大嫂眼里她是一位北京来的好妹妹，她的好人缘也使我在村里交了不少朋友。
村里的人结婚早，像我们这样二十几岁的人，有的早就当了爸爸、妈妈了。而我们这些穷知青，别说谈婚论嫁，明天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未知数。在那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下，在寒冷的北大荒，美丽的杜鹃以她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柔给了我许多的温暖和慰藉。
在夜晚农村小学的办公室里我们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尽管窗外狂风暴雪，不时传来村里的犬吠，在只有我们两人的世界里悄声细语的谈天论地，有时她会给我轻轻地唱一些老歌，歌声将我们带回北京快乐的童年，带回金色的学生时代。那时知青中流传着许多知青歌曲，知名度最高、流传最广的是《南京知青之歌》，我还记得其中的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横跨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随着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杜鹃每当唱起这首知青压抑的思乡歌曲，常常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挂满脸颊，身体紧紧地靠着我，双手紧紧拉着我，好像怕我跑了一样。
我多少年后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任毅是南京知青。为了这么一首动人的知青思乡歌曲，“四人帮”中的姚文元亲自批示，兴师问罪，要求批判和严办。1970年6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居然提议判处任毅死刑。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上将，审阅报批件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任凭一首歌就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在许世友的阻止下，任毅死里逃生。任毅后被改判10年徒刑，服刑9年后，终由法院平反。时至今日，许多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都还感谢任毅和他的《南京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之歌》唱出知青思乡的心声，也唱出了那一代人，离乡背景后的情怀和惆怅。
农村的活又脏又累，后来我又当了生产队长，在杜鹃回北京前，我的生活都靠她照料，洗衣服、拆被子、打毛衣。她有一次娇嗔地对我说，你上哪找我这么一位好保姆去？
这段有美人相伴、“保姆”相助的幸福时光持续了三年多。在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时候，杜鹃收到了“北京第二医科大学”（现首都医科大学）的招生录取通知书。那段时间我比自己被录取还要高兴，杜鹃却心事重重。送别她的前一个傍晚，我们又来到那片熟悉的白桦林，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最后她拉着我的双手，那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我，轻轻的问了一句，我走了你怎么办？我感到一阵酸楚，却强作笑脸说，我一个男的怕什么？她靠在我身上，我又一次闻到让人动情的芬芳。杜鹃认真地告诉我，等她大学毕业后，如果我还回不了北京，她就回到农村来和我成家。我相信这位善良真诚的姑娘所有的话都是真的，但是一位城市长大的弱女子，在那个动乱的年月好不容易跳出了火坑，能进入高等院校深造，能回到父母身边，我怎么会再把她拉回这偏远艰苦的山村呢？
我望着杜鹃那青春美丽的面庞，望着那一头熟悉的秀发，望着那双溢满泪水的眼睛，望着那丰润修好的身材，我突然想起北宋著名诗人柳咏写的名句：“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杜鹃回北京上学后，我曾在东北的冬天，填了首词《冬日·赠友人》：
皑皑冰雪夜茫茫，似芙蓉，雁成行。
八载关东，历经几沧桑。
石墙红瓦觅旧游，月笼明，热衷肠。
吟吟笑貌回山庄，茅草房，油灯旁。
风吹酒醒，怎奈梦难忘。
记得当年蝴蝶飞，鬓云低，柔情长。
我曾经戏言，一个成功的男人，爱情的经历中肯定有不止一个女人的故事。有你喜欢的，也有人家喜欢你的，有双方言明的，也有对方根本不知道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论。我们没有台湾李敖大师那种勇气，敢将《李敖和他的女人们》那样的回忆写出来并公诸于世。但我插队时初恋在白桦树下那位美丽的姑娘，却永远珍藏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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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4/4/29 9:1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