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研究专稿]
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几个问题的一点认识
孙成民
最近,我在《四川知青史》课题研究中,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思考,这里就几个问题谈一点认识。
一、关于研究视角问题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是在共和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
这一历史进程毫无疑义地表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历史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我们又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党和国家推进实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正确研究、客观评价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基本依托。
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历史的评价问题,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有定论,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这一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辉煌成就和经历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我们承认,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甚至犯过“文革”这样的全局性错误,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也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
我们同时也承认,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有些还十分突出,但是这些都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党所领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大众结合”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内容就是广大知识青年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直接参加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伟大实践,经受了锻炼,发挥了作用,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中作出了无私奉献。就是在“文革”期间,尽管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也出现了更多一些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都仍然不会改变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也不会超越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当然,也不会丝毫动摇和改变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同样会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与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把它放在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起码的要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去考察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就会从史实出发,尊重历史真实,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会实事求是地恢复和展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本来面貌。
二、关于历史分期问题
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学术理论界早有研究。无论是“三段论”还是“两段论”,以至大阶段中又有小阶段等划分,这些都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及主观判断。这里,我不去评价这些分期的优劣利弊,只想就上山下乡历史分期的内在关系谈点认识。
我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是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即“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依托了这几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与中共党史、国史的相关划分是基本吻合的。
我认为,“文革”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是紧密相连而又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全过程。同时认为,这三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在一些方面有着重大区别甚至是根本的区别,特别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一度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有些地方实行“一刀切”、“一锅端”等作法,这是区别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表现。
但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是它的全部。很显然,那种认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的结论,是错误的;那种认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全盘否定的认识,也是错误的。这种认识和结论的根源,说得轻一点主要是有的人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了解或知之不多,说得重一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从整体上割裂开来,用割裂历史的方法,或以历史上出现某些曲折的状况,来达到全面否定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目的。
何况,“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也应当区分什么是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什么是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什么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什么是超越当时阶段的意识形态;什么是健康力量的抗争,什么是邪恶势力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既有重大区别同时又有密切联系,需要客观的辩证的分析,决不可视而不见,也不可一概而论。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阶段都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个整体,而都不会孤立地存在某一个阶段。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上,如果只强调不同阶段的联系而否认其区别,或者只强调不同阶段的区别而否认其联系;如果只看到某一个阶段而看不到其它阶段,或者以某一个阶段的片断来看待其整个阶段,乃至来评判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这都有可能出现认识上的偏差,甚至结论上的误判。
三、关于历史评价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在对其评价的问题上,见解不同,观点各异,是正常的,这也正是知青问题成为当今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热点问题的重要原因和魅力所在。但问题是,在当今社会对知青历史的评价中,却存在着一些片面的或者模糊的认识,以至还泛起一些值得警惕的错误观点。
(一)近些年来,在对知青历史的评价研究中,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片面认识:一是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二是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三是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由于不同阶段上山下乡的知青在理想、追求以及心态上有所差异,也由于他们各自所受教育程度、家庭熏陶和社会影响等有所不同,还由于他们下乡后的安置方式、劳动环境、生活基础、经济条件以及下乡时间、自身状况有所区别等,他们对各自曾有过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会有着不同的感受,也会就此产生不同的认识,这都在情理之中。但是,一谈及到农村就是“诉苦”、就是“声讨”,甚至带着极端的情绪或异常的愤怒,对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己”,加以“排斥”,这就有点出格了。
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恩怨立场和个人得失角度,必须跳出个人局限、超越片断经历,站在国家全局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观察认识问题,方可能获得事物的真谛与本质。如果自己曾经受过几天苦,甚至在某个时段、某个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以个人的某种好恶感受去断言和评价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优劣,就显得过于浅薄了。
不能以个人片断的经历和感受去评判全部上山下乡历史的优与劣,也不能以现在的某些观点来评断历史事实和进程的对与错。如现在有的人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趋势”的观点,去评断持续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要知道,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需要改变的状况下,又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社会动乱、就业狭窄、升学受阻的特殊状况下,党和国家决策动员组织大规模城镇知青到农村去,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培养锻炼青年、加快农村建设等,无疑是无可厚非和指责的。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历史已经证明,它不仅缓解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而且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如果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状况,而用现在的观点去套用这段历史进程、去评价这段历史是非,就会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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