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烟雨江南美：江南沿革

　    吴越原是一家人
　　
　　《古文观止》里有句话，“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意思是如果能竭尽诚心待人接物，则即使是像春秋时吴国、越国这样世代为敌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体；而若傲慢自满地对待他人，即使是骨肉亲人见了面也会形同陌路。
　　
　　春秋时期的江南历史，就是吴国和越国的兴亡史。公元前6世纪，当时的江南还在“断发文身，祼以为饰”，根本就是中原人眼里“岂礼也哉”的蛮夷之邦。但就是在此地，吴、越两个强国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们的武功震动了中原大地（文治确实乏善可陈，蛮夷么），然后，又突然湮没无闻，骤兴骤亡，真犹如流星一般。
　　
　　吴、越的兴盛，与阖闾和勾践的名字密不可分。
　　
　　吴王阖闾，在公元前506年，以后世闻名的《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为将，以区区6万兵，挑战南中国的霸主——强大的楚国，柏举之战，五战五捷，大败楚军20万，仅10天即进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江陵西北），创造了春秋时期攻占大国都城的先例，于是吴国威震中原。
　　
　　继阖闾之后的吴王，便是那位任用奸佞伯嚭，杀害忠良伍子胥，宠幸西施的夫差，阖闾离世仅20余年（公元前473年），吴国便被“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昔日手下败将越国所灭。
　　
　　越王勾践灭吴以后，随即乘胜率兵北渡淮水，会中原齐、晋等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向周元王致贡。周元王命使臣赐勾践胙（送来祭肉），封勾践为“侯伯”，晋伯位。自此，越军横行江淮一带，诸侯尽来朝贺，越国的国势达到了顶峰。
　　
　　不过，说起来，这有如寇仇的吴、越，其实倒是一家人。而且，古人，甚至是春秋战国时的古人，也明白这一点。《吕氏春秋》记载了伍子胥说“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汉代的赵晔在《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也写道：“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至于专门记录越国历史的《越绝书》更是直截了当的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从远古氏族上追溯，吴越本是一脉相承，难分彼此。从钱塘江南岸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到上海青浦的崧泽文化，在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耕、渔猎工具，陶器和原居住建筑遗址，无不显示着共同点，生动地展现了五、六千多年前，吴越的先民饭稻羹鱼、临水而居的生活格局。从湖州钱三漾出土的古老的丝帛残片，到吴江梅堰原始陶器上漆绘的春蚕，揭示着一个共同的信息：中国丝绸，恰恰就是在吴越之地闪烁出最早的曙光。
　　
　　史籍流传的吴越相似的地名人名，诸如：“于越、于陵、于菇、句章、句容、句余、句无、句注山、句卢山、句绎、姑苏、姑熊夷、姑蔑、始末、夫椒、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余干、芜湖、无池、无锡”、“句践、句直、余善、余祭、余昧、无余、无壬、无疆”也揭示了当时的两国人民，同操着百越语言，彼此没有交流障碍。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以“句吴”就是“吴”“于越”就是“越”。其它冠首词的发语词性质类似。这些地名被用汉字记录下来之后，原义渐至湮没，后世不知其所由来，往往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如以为“无锡“其地本来产锡，至汉代锡已采尽，故名。或说：“后汉有客于山(指锡山)得铭云‘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皆无稽之淡。
　　
　　由于吴地和越地文化的生成基础和文化形态极度一致，尤其经过大规模战争等整合，它们的文化则更加水乳交融，难以区分，以至于当时它们就是以吴越文化这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彼此的战争，并无碍于文化的整体统一，就像山东被称为齐鲁大地，一样会有鲁国的曹刿论战，一鼓作气打败的乃是齐军？
　　
　　苏州做老大的日子
　　
　　勾践灭吴以后，一度把越国国都迁到离齐国不远的山东琅琊，摆出了逐鹿中原的架势。不过越国终究是根基太浅，说穿了就是一暴发户，勾践死后没多少年在琅琊就混不下去了，于是又把国都迁回了江南。
　　
　　不过，这次越国没有撤回老根据地，也就是现在的绍兴，而是把新的首都建在了当年仇敌吴国的故都，而且干脆把名字就叫“吴”了。这个“吴”县，穿过了悠悠的历史岁月，历时2400年，没有改过名，也没有迁过地方，一直到20世纪，它的中心析出建市，几十年后又变成了这个市的区为止。这个县的中心，不用说也知道了，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州。
　　
　　就从这个时候起，苏州变成了江南的首邑，在经济文化上，引领着江南各地，直到另一座江南城市——上海的兴起。
　　
　　大约在公元前333年，当时的越王无疆又想重现先祖勾践的辉煌，于是兴兵伐楚。有道是历史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悲剧，这次，江南人马被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无疆被杀，楚军趁势反攻，一直打到了钱塘江。勾践以来的努力付诸东流，越人又退化成了各个部落，并臣服楚国。在楚国的统治时期，苏州曾变成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公元前248年）。有人说他的封地就是上海，所以上海别称“申”是纪念黄歇的，实在颇为无稽，因为上海市区在春秋战国时，尚在海底。
　　
　　又过一百多年，雄才大略的嬴政，尊号就是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把天下分作36郡。江南划入了会稽郡，这个名字的来源自然是绍兴的会稽山了，而郡治仍旧是吴县（苏州），这两个名称，或许便反映了吴越一体的思想。
　　
　　在秦的会稽郡所辖的26县里，有些县名一直使用到现在，比如丹徒、诸暨、鄞县、海盐、余杭，当然，其他一些县名还是陌生的，比如阳羡（今天的宜兴）、由拳（今天的嘉兴）、乌程（今天的湖州）、乌伤（义乌）等。此后的岁月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县会越来越多，名字越会越来越为今天的人们所熟悉。
　　
　　江南在楚国统治时期被称作“东楚”，至于民风，依旧继承了当年吴越的勇悍，（一直到汉朝，还被称作“吴、会稽轻悍”），所以才有楚国贵族后裔的项羽在苏州起事反抗“暴秦”，带领八千江东子弟兵，横行中原之举。
　　
　　楚汉相争，终于鹿死“汉”手，刘邦在长安登基，建立煌煌四百年的大汉王朝。江南依旧是会稽郡，郡治依旧是吴县。
　　
　　就在汉朝时，又一个熟悉的地名，被历史记录下来，这就是“扬州”。
　　
　　相传大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扬州即其中之一。《尔雅·释地篇第九》写道：“江南曰扬州。”“江”即长江。按照东晋郭璞的《尔雅注》，这个“扬州”的范围是：“自江南至海”。即是说长江以南到南海以北是扬州，即大约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部分，上海、浙江、福建全部，江西、广东的一部分。
　　
　　但大禹的九州，毕竟只是一个传说，“扬州”真正有了确切的地域划分，要到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区，置刺史，称“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因为其中十一部沿用的是《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九州”名号，所以习惯上又称“十三州”，“扬州”也是其中之一，全称扬州刺史部，辖区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部分，江苏长江以南部分，上海、江西、浙江、福建全部，湖北、河南部分地区。
　　
　　要注意的是，今天的扬州市不属于扬州刺史部，而属于另外一个刺史部——徐州刺史部，和当时的“扬州”一点关系都没有。扬州从江南搬到江北，要到800年以后的唐朝，而那时候的“州”，已经遍布各地，大体和秦汉的“郡”相当，早已不复当年九州之一的殊荣。
　　
　　同时，由于扬州在两汉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是行政区而只是监察区，所以其治所（如历阳，今天的安徽和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中心，也不是经济、文化中心。两汉时的扬州最发达的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汉朝以前一样依旧是吴县（苏州）。
　　
　　三吴鼎立
　　
　　一般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政务越来越繁重，原有的行政机构便显得有点管不过来了，对此，古代经常采用的办法就是“拆分”。
　　
　　公元129年（汉顺帝永建四年），汉廷以会稽郡过大，分故郡浙江（今钱塘江）以西为吴郡，郡治故会稽郡治吴县（今苏州）；浙江以东仍为会稽郡，郡移治山阴县（今绍兴）。是为“吴会分治”。虽然分治，但两者同出一脉，因而一直并称，比如诸葛亮建议联合孙权的《隆中对》，就说要“东联吴会”。
　　
　　黄巾之乱以后，天下大乱，出自吴郡的孙氏终于坐断东南，依靠吴郡当地的世家大族（最有名的就是吴郡四姓，即顾、陆、朱、张四姓）和南下的大族建立起东吴政权。这个政权以保有江东为目标，而江南也在东吴时期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在和平的环境里，江南继续发展，拆分出的会稽也显得太大了，于是到三国东吴政权统治后期，又在东汉的会稽郡中分出三个郡，这就是：公元257年（太平二年），吴主孙亮分会稽东部为临海郡，郡治临海就是今天的台州；公元260年（永安三年）吴主孙休“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这个建安郡乃是今天福建（可想而知原来的会稽郡是多么广阔）。公元266年（吴甘露二年）孙皓“分会稽为东阳郡，郡治长山县在今天的金华。
　　
　　同样是在公元266年，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取“吴国兴盛”之意把乌程（今天的湖州）改为吴兴，并设立了吴兴郡。可惜好名字不能带来好运，仅仅14年后的公元280年，西晋的伐吴大军，顺流而下，势如破竹，孙皓乞降石头城下，三国归一，西晋统一了天下。
　　
　　就从晋代开始，江南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代称：“三吴”，按照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的说法，“三吴”就是吴郡（郡治苏州）、吴兴郡（郡治湖州）和会稽郡（郡治绍兴），也就是大体上包含了秦代会稽郡的地方。顺便一提，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之后，一度把绍兴的会稽郡改为吴州（到隋炀帝时才改为越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吴”鼎立。
　　
　　三国归晋，按理说应该是四海一家，可是西晋统治者却把新征服的东吴旧地视为“新邦”，以胜利者自居，处处盛气凌人。吴人成了“亡国之余”，遭到歧视，因此江东士人在西晋朝廷为官很不得志。以“周处除三害”的典故为人熟知的吴郡阳羨（今宜兴）周处，便被权贵忌恨，竟然被逼迫以5千士卒攻打7万氐族的叛军，寡不敌众而战死；有些江东士人不愿参与西晋统治者内部的自相残杀（“八王之乱”），退回江南，《世说新语》便记载了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潇洒南归的故事。有人南归避祸，有人却步周处后尘客死他乡，吴郡望族，江东名士陆机，当年火烧刘备连营七百里的陆逊之孙，也因为谗言被杀害，临刑留下了“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的千古之叹。
　　
　　陆机被杀害后仅5年，在胡人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司马氏在中原的统治摇摇欲坠，永嘉元年(306年)，琅琊王司马睿出镇江东。一开始时，他对吴地士族领袖顾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对本地士族颇为忌惮，但随着中原局势的更加混乱，大量北方大族带着自己的部曲（私人武装）南下，逐渐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在公元317年建立的东晋和之后的南朝，虽然朝廷的赋税收入主要来自“三吴”地区，如《晋书＆#8226;王羲之传》所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但在近三百年间，政权都被北方大族（称为侨姓）主导，本地士族（称为吴姓）只能退居其次。正如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的记述“南迁的晋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流亡政府，由一些在北方幸而没有被杀，又幸而逃到江南的士大夫组成，统治一个他们不很了解的世界。稍久之后，流亡政府渐变为殖民政府，土著人士在政府中没有多少地位，且受到轻视。”
　　
　　为了维护侨姓士族的利益，东晋和南朝政府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用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北方州、郡、县，并仍用旧名，叫做侨州、侨郡、侨县。这样一来，江南的地名变得混乱不堪起来：公元323年，常州除了原来从吴郡分出的晋陵郡以外，又设置了南兰陵和南东莞两个侨郡，而江南首邑的吴县，在公元463年，也一度划归侨州南徐州管辖。
　　
　　“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庾信在《哀江南赋》中的哀叹，没几十年就真的成为现实。隋军大举渡江，陈后主却还在那里唱著名的《玉树后庭花》，公元589年，南朝灭亡，隋并天下。
　　
　　隋朝平江南以后一度废除郡，改为州，于是吴郡“应该”变成吴州，不过前文已叙，绍兴的会稽郡已经占了吴州的名字，自然不能重名，正好吴县有座姑苏山，以山命名（和会稽郡的来历也是一模一样），于是有了苏州。
　　
　　到隋炀帝即位以后，这位喜好江南文化的君主又恢复了“郡”的旧名。从秦代到此时，大约800年，原本的一个会稽郡（治所今苏州）已经演化成：毗陵郡，（治所今常州）、吴郡（治所今苏州）、余杭郡（治所今杭州）、会稽郡（治所今绍兴）、永嘉郡（治所今温州）、东阳郡（治所今金华）。
　　
　　
　　
　　
 

   　从江南到两浙
　　
　　或许是巧合，平定江东的隋朝和西晋一样，开国君主去世以后不久局势就开始动荡。不过晋代好歹也是皇族合力搞内讧，和胡人的侵袭下才丢掉了北方的半壁江山；而杨广，才十几年就把整个大隋帝国的家业都输光了，为此，他也得了一个中国史上仅有的恶谥号：“炀”。
　　
　　隋失其鹿，天下逐之。在隋朝灭亡的废墟上，大唐帝国冉冉升起。
　　
　　唐代也把郡改为州，由于州的数量太多——达300多个，中央政府管理起来很麻烦，据说唐太宗苦于记不住各州长官们的名字，只好将它们写在屏风上。于是，他在即位之初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便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称“道”。其中江南道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几乎有半个中国这么大。由于这一次区划的数目实在太少，南方各区大多过于广袤，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唐玄宗时期，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将道的数目增加到15个。其中，原来的江南道从西到东依次被一分为三分为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
　　
　　不过，此时的道仍旧只是朝廷派遣京官巡察州县的监察区，只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负责巡察的观察使大多由手握军政实权的节度使、团练使等兼任，于是道便由监察区演变为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区。
　　
　　就在这个情况下，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江南东道又被析为浙西、浙东(浙东与浙西时有分合)、宣歙、福建四道。浙东和浙西，常常并称“两浙”，它们的地域大体继承了昔日的会稽郡；两者的界线接近钱塘江，也一如吴郡和会稽郡分治的旧例。
　　
　　到了唐朝的后期，两浙所辖的州名，有的变成了今天的地级市的别称，还有的，干脆一直用到今天。
　　
　　从北往南，当时两浙共有13个州：润州（治所今镇江）、常州、苏州、湖州、杭州、台州、温州、衢州、越州（治所今绍兴）、明州（治所今宁波）、睦州（治所今建德）、括州（后改处州，治所今丽水）。
　　
　　唐末大乱，军阀混战，两浙的大部分地方最终被杭州人钱镠夺取。到公元907年，篡位建立了后梁的朱全忠（这名字可真讽刺）封钱镠为吴越王，这就是五代十国中享国最久的吴越国的来历。
　　
　　吴越国一直对中原政权称臣，以抵御来自邻国，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由原来唐朝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吴国（南唐）的强大压力。吴国的统治中心在淮南地区，它开始建都在扬州，后来又把南京作为西都，本和两浙无关。但它觊觎两浙的膏腴之地，和吴越军在太湖平原和长江上大战三次，最终占有了旧两浙路的润州和常州。吴（南唐）和吴越的分界大抵在现在的无锡和苏州之间。
　　
　　从钱镠开始，吴越国修筑钱塘江捍海石塘、治理太湖，开凿灌溉渠道，疏浚西湖，整理鉴湖，建设苏州、杭州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称虽然是宋代才有，美景却是吴越国时奠定的，不过，苏杭似乎应该倒过来叫杭苏才对，因为当时杭州是吴越和南宋的首都，要比苏州地位高得多。
　　
　　当时的诗人贯休和尚曾经献给钱镠一首《献钱尚父》，内有名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不过如前面所说的，两浙全境只有十三个州，而且润州和常州还不在吴越统治之下，当然吴越国自己还是认为润、常是自己的地盘，因为钱镠做过唐朝的镇海军节度使，而镇海军节度使的驻地就是润州。
　　
　　但是，到了吴越国的中期，两浙倒真的变成了“十四州”，原因是：苏州又拆分了！公元940年，吴越在苏州东、南的几个县建立了秀州，州府设在嘉兴县。
　　
　　虽说两浙十四州成真，但总归有两个州在他人治下，名不副实毕竟是件恼人的事情，于是吴越国一直在窥视邻国南唐的变化，等到公元974年，宋军大举进攻南唐时，吴越军终于“收复”了常州和润州，并在次年，和宋军一起攻下了南京。
　　
　　只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话虽然是宋太祖说给李煜听的，道理却是一样适用吴越国，全据两浙十四州后才3年，吴越国就走到了它的尽头。公元978年，吴越向宋廷“纳土”归降，献出两浙“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兵十一万五千三十六”。
　　
　　五代十国就像一段短短的插曲，中国又回到了“大一统”的历史轨迹上，宋朝除了把唐朝的“道”改成“路”以外，一切如旧。于是两浙道，变成了两浙路。
　　
　　自从秀州从苏州分出以后，两浙的大部分区划已经固定，特别是南部的州府的边界稳定了超过900年。但是名字还在变来变去，像方腊起义以后，宋廷为了“教训”当地的“暴民”，把睦州改成了严州。到南宋时，苏州变成了平江府，秀州变成了嘉兴府，杭州变成了临安府，越州变成了绍兴府，明州变成了庆元府。

  　江浙登场
　　
　　现在提起江浙，第一反应可能是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简称，不过在800年前，当“省”的称呼刚刚出现的时候，江浙两字却是不能分开的。
　　
　　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席卷欧亚，在艰难抵抗了四十余年后，随着陆秀夫在崖山投海自尽，延绵300年的宋朝画上了悲壮的句号。1279年开始，成吉思汗的后代建立的大元，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来自蒙古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对中原典章是陌生的，这也使得他们有了不受传统制度束缚的创新能力。就连“大元”的国号，也是来自《易经》，而不像此前的朝代名称，都可以从先秦诸侯的国名里找到。行省就是在元朝出现的，并一直用到今天。
　　
　　元朝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江浙行省，再次从长江延伸到南岭。基本是唐朝江南东道的范围。而就在南宋的志士尚在闽粤苦苦挣扎的1277年，同时也是元朝占领江南的第二年，300年前才从苏州分出来的嘉兴，也被拆分了，元廷把嘉兴的华亭县升为华亭府。一年后，华亭府改名松江府（松江名称以境内有吴松江得名。吴松江最早见于《后汉书·左慈传》，本谓吴地松江，至宋始称吴松江，明、清作吴淞江）。不过这个府当时只有华亭一个县，直到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才分华亭县东北境置“上海县”。在名城云集的江南，在“人间天堂”的苏、杭光环照耀下，当时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
　　
　　元代的统治腐败而残暴，阶级矛盾混杂着民族矛盾，“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公元1351年终于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起义的烈火迅速烧遍全国，1368年，在“驱逐胡虏”的口号下，徐达将军率领的大军克复大都（北京），元顺帝退逃漠北，中国历史进入了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应天府），自然要在周围划出一大片地域作为京师直隶，于是作为财赋主要来源的太湖流域就全部划归京师，因此两浙从此被彻底分割，浙西的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都归属了直隶。而浙东各地和浙西的杭州则建立了浙江省。
　　
　　由于朱元璋是凤阳人，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也大多是淮西人士。出于乡土之情，他让凤阳也享受了京师的待遇，所以直隶的北界就越过了淮河。后来朱元境大概也感到浙江作为一个省实在太小，而且省会杭州就紧靠省界，才在1376年（洪武九年）将太湖以南的湖州、嘉兴二府划给了浙江。从此，浙江省内部也有了上八府和下三府的说法，前者指浙东各地，后者就是指原来两浙西路划归浙江的湖州、嘉兴和杭州三府。
　　
　　明朝延续了276年，在永乐皇帝迁都北平（改称北京）以后，南京应天府作为留都管理着南直隶的广大地区，在明末农民起义军把崇祯皇帝逼得上吊煤山以后，南京官员仓惶拥立弘光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只在扬州遇到了史可法督师的抵抗，其余明朝官吏大多望风而降，于是清军轻易平定了江南（剃发令引发的江南各地自发反抗乃是后话）。这时清朝统治者马上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明朝留下的过于庞大而且地位特殊的南直隶省？在摄政王多尔衮为之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会上居然出现七种了主张，且全部主张建置高于行省规格，但是都被多尔衮否定了，他下令以明南京的辖区为范围，设省一级地方政权建置。“本朝定江南，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罢南直隶。改设江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驻江宁府”。
　　
　　但是这个江南省也是过于庞大，政务繁忙，按照旧例拆分也是顺理成章的。多尔衮设立了一个江南省，而这个江南省内部隐然分成了三个省：“设江南巡抚，驻苏州，领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别设凤庐巡抚，驻淮安，领淮安、扬州、及凤阳、庐州四府，徐州一州。至安徽等五府三州，则又以操江兼巡抚事领之”，简单地说，就是以长江为界，苏南为一省，皖南为一省，苏北皖北合为一省。
　　
　　之后出于均衡财赋等方面的考虑，清廷终于正式把江南省由北到南地分为东西两部分，最终形成了江苏、安徽二省。不过和其他省份不一样的是，江苏省内部俨然也是个双头政治，别的省只有一个主管民事的布政使，而江苏省却有两个，旧属两浙西路的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四府和从苏州府拆分出来的（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太仓直隶州归江苏巡抚驻苏州布政使管辖，江苏其余地方归两江总督兼江宁布政使管理，虽曰一省，俨然两属。这个情况持续到清末，除了1905年，出于安置废除漕运后的冗余官员的考虑，江苏的江北地区短暂建立过一个江淮省。
　　
　　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朝廷仰赖江南漕运，两浙人民负担沉重，而以苏州松江最甚。《大学衍义补》中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者江南居什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什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什九也”，甚至有人感慨，“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苏州松江）独雨金欤”？
　　
　　待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革命党光复上海，席卷三吴，随后组织江浙联军克复南京，宣告了清廷在江南统治的终结。而清廷设立的江苏和浙江，也像元廷创立的“省”一样继续存续下去，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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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前世
　　
　　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元朝的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地大人众，难理”，奏请元廷分置上海县。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春，划华亭县东北境5乡26保地置上海县。而此时以前的上海，只是“华亭东北一巨镇”而已。
　　
　　上海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经济在明清两代也持续发展，顺理成章的，上海县也在不断拆分，明清两代，上海县先后拆分出青浦、川沙、南汇三县，而上海县本身，也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县志中，被文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都会”，用这样的溢美词藻来形容一个县，也是不多见的。到开埠时，上海县城人口已有20余万（全县有60万人），已是全国第十二位的城市。当然在名城云集的江南，还是不起眼的，因为就在90公里外的，就有当时中国仅此于首都北京的大城市——江苏省会苏州。
　　
　　正如长的太快的婴儿，衣服往往跟不上趟。虽然经过拆分，但上海县仍然政务繁忙，已经不是区区一个知县可以管理了。1730年清廷将分巡苏松道由苏州移驻上海，并加兵备衔，后来这个官职，往往被称为“上海道台”。尽管道台只是省的派出机构，但是道台在他道内区域范围的一个城市里设有衙门。此后，上海虽然在行政体制上虽仍隶属松江府，但遇重要事件，知县常就近请示道台，反而不经过知府。无形中道台直接管理上海县事务，从而使上海的行政地位得到提高。
　　
　　虽然如此，但是苏州毕竟高高在上。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承认“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而同一时期的松江府的府志，又补充了一句“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大率同为吴音而微别耳。”转来转去，此时的上海，不过是大苏州光环下的小上海罢了。
　　
　　就在大清帝国的兴盛时期，西方侵略者已经开始觊觎古老的中国。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上海的价值：它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各种西方货物”、“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  （未完待续）
 

 [引用]五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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