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尿泥积极图表现 叫驴莽撞点哑炮
我叫殷晓健，外号“尿泥”。这个绰号就是下乡之后在修梯田的工地上，叫驴正式赐给我的。
“尿泥”即软蛋的意思。虽然刚到李家坡时，大头刘安祥曾叫过我“小Q”，说我的自我安慰精神法类似鲁迅笔下的大Q，但我觉得在大多情况下，我自己更富有“尿泥”精神。
我虽然有了“尿泥”这样绰号，但我却是名副其实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样的口号声中长大的。
我能有“红五类”子女这样的光荣成分，这首先要感谢我的爷爷。正是因为我爷爷的抽大烟，在解放前夕，已经抽光了家里的大多财产，我家才荣幸有了“城市贫民”这样的成分。在解放军攻入古城的时候，我家就已经破落的不成样子，普通的犹如城墙根的一粒尘土，堆在那里，除了能招来一些虱子、臭虫之外，没有任何值得显耀的地方。
如果非要找出什么“特别”的话，那就只能从我的姓氏谈起，因为我的血脉里流着两大复姓的血。我的爷爷姓司空，我的奶奶姓皇甫，而这两大复姓的起源正是来自于我们的古城。只是在生下我父亲之后，爷爷家的势力已经衰落，奶奶的娘家已无后嗣，于是两家围绕我父亲的姓氏问题就发生了争执。虽然自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爷爷头脑中的宗族观点已不再那么强烈，但也不甘心输给奶奶的娘家，于是双方就协商，再给父亲起一个新姓，作为两家共同的继承人。爷爷想到了太爷的发家曾与倒卖“龙骨”有关，就想到了那个与“龙骨”相关的“殷”，奶奶的娘家也盼望着这个外孙长大后能够家境“殷实”，所以就同意了这个姓。于是从我父亲开始，我家就开始了姓这个“殷”姓。
中国人太讲究追根求源了，我虽然已经姓殷，但为了说清我爷爷的出身，我又不得不从我的太爷讲起。我虽然不想牵扯更多的人物，也无力解读历史，可为了弄清我身上“尿泥”精神的来源，就必需翻出一些陈谷子烂糠的事情，来搞清它的来龙去脉。
我的祖上可能是个大户，我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为了避免那些敏感的政治术语，但从我“祖坟”的规模上看，却依然能够看出许多大户的“痕迹”。
大户的痕迹还需要从解放古城的那场战役谈起。1949年的春天，北方基本上已经全部解放了，整个华北只剩下了这最后的一坐孤城。为了减少伤亡，四野四十二军的吴瑞林军长，到二野滕代远副司令员那里了解前两次攻打未果的情况。滕在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曾负责过豫北办事处的情报工作。滕代远给了吴瑞林一张地形图，城郊之外有一片树林，那里就是我所谓的“祖坟”。尽管四十二军在攻克古城时，伤亡人数仅次于辽沈战役，比整个平津战役还多，但凭借祖坟上苍松的掩护，还是为减少人员的伤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百亩坟”肯定是读音的错误，“八亩坟”还是可能的，“柏树坟”才是我曾亲眼目睹过的事实，因为直到四清之前，这片古坟上还是苍松茂密，杂草丛生，铁条裹着古松的虬枝，老鸦嘶出阴森森的叫声。其实，这个“祖坟”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祖坟，而是整个家族的祖坟，只是它的历史太悠久了，在出了十三个秀才之后，才逐步形成了这以十三座古冢为骨架的一片坟丘。
祖宗们太没有长远眼光了，他们只顾自己躺在墓穴里安息，根本就不会想到，由于自己太亲近土地了，积累的土地，竟给后代们带来了如此的灾难。因为这时候，土地上的主人，已经不是《词源》上那个“尽地主之宜”的含义了，而成了那个特殊时代“剥削”二字的代名词。
其实，到了我太爷那一辈时，家族就已经衰落了。衰落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战争，而是我太爷的好赌。赌博加鸦片，很快就把家底赔光了。
眼看就要把家底赔光时，太奶只得做主，给五个儿子分了家。五个孩子，就犹如手掌上分岔的五个手指，形成了五种不同的性格，五种性格却又造就了五种不同的命运。
三爷爷体弱多病是早逝的；四爷爷好胜性格倔强，曾参与创办过广益纱厂和六河子煤矿，后被土匪绑架下落不明。大爷爷老实本份，喜欢务农，并善于勤俭持家，后来见兵慌马乱的土地廉价，为了给后代们留下一点遗产，就拼命的购买土地，结果等土改的指标下来后，正好结结实实戴上了“地主”的黑帽子。从此，他的子孙们一个个都受到了牵连，胆颤心惊，受尽了折磨。五爷爷继承了我太爷的赌博和抽大烟之风，解放前夕，已经把自己分到自己名下的家产赔了个一干二净，结果落了一顶“贫农”的红帽子，子孙们个个“苗红根正”，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打击。
我爷爷排行老二。我太爷见我爷爷从小聪明伶俐，就送我爷爷到城里读书。爷爷识字很快，长大之后就在古城作了郎中，这样我父亲就出生在了所谓的城市。
爷爷虽然作了郎中，但自己后来却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爷爷之所以染上抽大烟的毛病，花的自然不是他辛苦作郎中挣得钱。爷爷当了郎中之后，就从太爷那样继承了一条不正当的挣钱渠道：我太爷在年轻的时候，就曾收集当地的一些“龙骨”卖给天津的王懿荣，赚了不少的黑钱。我爷爷在继承了太爷的职业之后，就利用给人看病的机会，继续在暗中进行着这种“奸商”活动，没有想到他在赚到这些黑钱的同时，却和太爷一样也染上了抽大烟的毒瘾。
我奶奶说，她就是在我爷爷染上抽大烟的毛病之后，才怀上我父亲的，结果我父亲生下来之后就是体弱多病。等到快解放的时候，我爷爷就已经破落的不成样子了，我家这才有了“城市贫民”这样的光荣成分。
我父亲虽然体弱多病，但却从爷爷那里继承了中医的行业，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中医，靠着家里的祖传秘方，从院中老槐树上采些破烂树叶给人胡乱看病，才算勉强混到一碗饭吃。幸亏母亲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文化，曾在东南营小学做过几年代师，才使我的童年曾有过一缕的幸福阳光。但自文革开始之后，母亲就失去工作成了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每日靠在街道缝纫组中给人加工手套，挣几个零花钱来维持生计。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的上面有一个姐姐，她在市区铁路西边的一家大型的国营火柴厂上班，除了能从厂里拿几小张糊火柴盒的封面贴画哄我玩之外，没有一点能保护我的地方。母亲胆小怕事，父亲又是这样体质虚弱蔫儿吧唧的，所以我从小就具有了“尿泥”这样的性格。
我虽然从小就具备了“尿泥”这样的“软蛋”秉性，但从小却是在家长“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正确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奶奶经常这样的教育我：“我们家真的应该好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不是他老人家解放了全中国，你爸爸说不清现在也会染上了抽大烟这样的坏毛病的。”奶奶虽然有时候迷信，但说起话来，却是一点也不糊涂的。妈妈更是经常的教育我，要“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毛主席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那里就是那里”。尽管当初她有点啥不得让我下乡，可当我真的要下乡出发的时候，她还是早早就给我收拾好了行李的。
自上了马头岭的修梯田工地之后，我就有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冲动，幻想能够通过劳动的洗礼，在接受“再教育”过程中好好的改造自己，不仅要“炼”成“红心”，更要“晒”成“黑脸”，“磨”出“老茧”。所以在这“战天斗地”的工地上，我就一直在努力的表现自己。尽管当时我已经累得腰酸背疼，手掌上已经磨出了许多血泡，虎口之处更是血淋淋的模糊一片，我依然在咬紧牙关坚持着，把血和汗都统统咽到了肚子里面。
人人都说十六岁是花的年纪，可十五、六岁的我们却过早的品尝了人间的悲伤和无奈。虽然一年多之后，国际劳动法就颁布了禁止使用十六周岁以下童工的规定，但此时的我们却正在马头岭“改天换地”的劳动中流着血卖着命。经过文革的“洗礼”之后，尽管十六岁的我们，对眼下的革命已经没有了太多真正的热情，对“扎根”和“再教育”也在心里加上了大大的引号，但面对下乡这个现实，大家不得不卖命的劳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量捞取一点资本，为将来一旦能有机会“逃走”这个梦想，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当然，在劳动之中，也是有人在偷偷磨洋工的，或只是“雷声大，雨点稀”的。比如老扁他们那打钎的那一组，就是只能听见那震耳的口号声，但劳动的效果却是很不明显的。
“下定决心抡大锤哟，不怕牺牲扶好钎哟，排除万难加把油哟，争取胜利又一锤哟。”
所谓打钎，就是把那些巨大的石块用钎打出缝隙，然后再把那些打碎的小石块运到梯田边上砌堰。他们那边的口号声，是瘦猴带头喊出来的。这样的口号，其实是瘦猴根据小时候的儿歌改编而成的。瘦猴他家以前曾住在纱帽坑南边的皮园街，出街口就是东西走向的戏楼后街。纱帽坑西边有个小缺口可达西营街，向北通过大院街可出小西门，由于小西门距火车站比较近，所以到火车站上去偷煤，就成了他们那一帮小孩们最经常的娱乐活动。戏楼一带的孩子们身上都有戏迷们的遗传，他们名义上是学习《红灯记》中的铁梅去“拾煤渣”，实际上却是钻进车皮之内去偷煤块，并且把“下定决心”这样的常用政治口号，“活学活用”到了极点：“下定决心去偷煤，不怕牺牲过铁道，排除万难往家拉，争取胜利拉回家”。这样嬉皮的口号是许多小孩都会喊的，现在却被瘦猴改头换帽的把它搬到了工地。我们听见这样的口号之后，都会心的笑了。听到我们的笑声之后，那边这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就喊得更亮了。
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面对这灰蒙蒙的荒山，就拿我这个真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有时也真的搞不清楚，人在这庞大的自然面前，为何是显得如此的渺小。伟大的造山运动，在经过亿万年的升降之后，这贫瘠的山土中竟埋藏了那么多的石头。除了大量的沉积岩之外，更有许多的变质岩，形状更是千奇百怪，除了地壳运动在抬升过程中，夹杂着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之外，还有一些残存着的磨盘大的砂岩、类似长条状的页岩、青灰色的理石等等。它们在经过亿万年的堆积和地壳多次的升降运动之后，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粘咬在一起，是很难把它们刨出的。有时为了撬开一块石头，铁钎都撬弯了，它却依然矗立在那里，丝毫不动。
如果仅仅是个短期劳动，或许我们还能承受，但对于整个“马头岭”这个庞大的梯田工程来说，我们这二十多人的队伍撒在这里，就如沧海中的一叶孤舟，漂在茫茫的大海上，根本就显不出什么桅帆。这漫无边际的强体力劳动，更如一支上了弦但却没有时间限制的箭，不知何时是尽头。
直到这时，我真正才明白了人的渺小。我虽然也相信“人定胜天”的真理，可人类要是真的去“胜天”，所付出的代价就太沉重了。尽管我们每天所付出的汗水，几乎都是用碗来计算的。但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所付出的劳动，还没有改变它的一个角。
就在我们知青内部开始产生畏难情绪，但不敢言于外表的时候，突击队中的社员群众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以林子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每天就这样的蛮干下去，简直就是拿鸡蛋往墙上碰，是一种自不量力，建议马上停工；叫驴则坚持这样干下去，他认为在这里干活，虽然也是混一天，但却比在生产队里挣的工分多。叫驴自被栓柱打成斗败的公鸡之后，虽然曾蔫了一阵，但很快就又兴了起来，尤其是换亲失败之后，他几乎把所有的力气都发泄到了工地上。
“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他觉得自己虽然不能像村里的干部那样，凭着地位多吃多占捞到不少的好处，但却可以凭着自己的身板尽量多挣些工分，只有能挣到工分，那才是最实惠的。尽管这李家坡的一个工一天只有一角四分钱，但比起更贫困的阎家垴一天只有八分钱来，他还是满足了许多。
除了工分之外，叫驴愿意留在工地，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感觉到和城里的年轻人在一起，有一种新鲜的刺激，尤其能每天看见那几个漂亮女孩，心理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同时也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上有一种用不完的驴劲。
两种意见有了分歧，可由于这两种意见的代表都是贫下中农，这就使身为突击队队长的施援朝一时没有了主意，他只得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大队。支书在听取了两种意见之后，决定采取折中的方法，先用炸药炸掉那些巨大的石头，以减轻队员们的劳动强度，并答应秋后农闲时，让全体社员一起来上山帮助修梯田。
施援朝接到大队通知后，就暂时停止了砌堰，并把人员又重新分成了两组，他和林子、叫驴等人为一组，主要负责用炸药炸那些巨大的石头；疤脸则率领我们大部分人停止了刨石头，改为以推独轮车运石头为主。
这样，爆破组和运输组就利用时间差，开始了轮换劳动。
与刨石头相比，推独轮车对手的伤害略为轻松一点，但却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推独轮车。独轮车是山区的主要交通工具，推粪运粮，走亲赶集，全靠独轮车载人拉货，所以无论是男女老少，山区的人几乎都会推它。教我学推独轮车的村姑二妮，虽然不像大胖那样胳臂粗的赛过小孩的大腿，但臂膀却很有力，推起独轮车很灵活，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一靠臂力，二靠掌握平衡。
由于独轮车的独轮在车子的中间，所以掌握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常见到山里人在推车赶集或女婿送媳妇回娘家时，为了使车子平衡，常常是一边坐着自己的女人，而另一边则放着一块大石头。当然，为了省力气，一些技术高的推车人是不放大石头的，但这就需要过人的臂力，有了这种臂力，才能把握住平衡。只是要想把握着这种平衡，就需要不断巧妙的扭着自己的屁股，所以山里的娃娃们都会唱这样的顺口溜：
吱扭扭，吱扭扭，推车全靠扭屁股。左边坐着胖大嫂，右边装着大箩筐。要想大嫂不掉地，拧着胳臂扭出屁。
我在初期练习的时候，由于不得要领，尽管我用胳臂使劲的扭着车把，把胳臂扭得生疼生疼，可车子仍然是只往一边歪，有一次竟险些连人带车一起翻到沟里。施援朝见我实在苯的出奇，就把我调到了爆破组，负责给他们做下手。
谁知我调到爆破组不久，就发生叫驴点哑炮炸瞎施援朝一只眼睛的事件。
运输组和爆破组的轮回作业，并不是指时间上的轮回休息，而是指场地上的来回流动。即运输组在这边用独轮车运石头的同时，施援朝则领着我们爆破组，在另一处用炸药炸那些特别巨大的顽石。
施援朝是我们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一米七八的个子，有着像军人一样的体格，由于经常穿一身绿色的仿军装，就显得更加英俊威武。由于平时稳着内向，少言寡语，所以又是一脸的严肃。
他不仅是我们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同时也是我们知青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是真正老三届中的那最后一届。他虽然不是与我们一批到李家坡的，但由于年龄比我们大的原因，所以平时总是像大哥哥一样照顾着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
从名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施援朝出生于抗美援朝的那个年代，比我们约大七、八岁的样子，与我们这批“滥竽充数”的知青相比，他是自愿报名到广阔田地来锻炼自己的。
援朝是个遗腹子，这一特殊命运来自于他父亲光荣的戎马一生。他的父亲是一名真正的军人，曾抗着枪转战南北，从东北的四平，一直打到了福建沿海，直到把蒋家王朝赶到了台湾孤岛。枪声终于熄了，他才回到东北的黑土地上，和等了他多年的媳妇圆了房。谁知刚想舒舒坦坦的种上几年地，还没等秋天的红高粱进仓，鸭绿江边又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枪声。东北黑土地上的红高粱地太深邃了，他们并没有辨别出枪响的准确方向，指导员给他们说，西南大山里的土匪又闹事了，于是他们没有犹豫，就又坐上了南下“剿匪”的火车。等指导员说要交出一切标有“中国”字样的个人物品时，火车此时已经到了鸭绿江边。家里的妻子还在等着他回来收高粱，可几个月之后，他的尸体却挂在了异国他乡的树梢上。他是一名炮兵，当时守护的是无名川大桥。据唯一活下来的副排长回忆说，当时只有副排长他自己一个人，因急于大便悄悄溜出了巷道，正当他在距巷道较远的坡地上蹲坑的时候，偷袭的敌机却飞了过来。还没等他兜上裤子，遮天盖地的弹片就泻了过来，一阵狂轰烂炸，不到一分钟，全排三十多名战友们的遗体，就被面目全非的被挂在了树梢上。
援朝他娘带着丈夫的一张烈士证书领着儿子，从东北丈夫所在的兵团农场回到豫北这座古城的。援朝从小就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一直很有抱负，积极向上。尤其是文革开始之后，他对《旧十六条》上，那句“凡是在运动中表现好的群众可以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话领会的特别深刻。尽管后来的《新十六条》省略了这句话，但这句话的精髓却深深的刻在了他的脑海之中。其实这句话，不仅仅是援朝记住了，而且所有同时代的人都记住了。只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了这句话，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和彻底性，许多人高高的举起手中的皮带，狠狠的砸向“臭老九”头颅，甚至夫妻反目、父子相弑。而他却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主动报名来到了这最偏僻的三省交界的三岔公社，来这最艰苦的地方接受再教育“磨练”自己。
与他同来李家坡的还有另外两男两女，劳动之余他与其中一个叫心如的女孩建立了恋爱关系，俩人海誓山盟立下誓言要携头到老。可几年下来之后，那个叫心如的女孩实在受不了这份没有尽头的艰苦，为了那招工回城的指标，她在向公社那位大权在握的人物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之后，就抛弃了曾经立下的山盟海誓，与援朝彻底的拜拜了。援朝的痛苦到了极点，但冷静了下来之后，却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摧残自己的高强度劳动之中。似乎想用自己的行动来验证那曾经发过的誓言，也似乎想用这强体力的劳动来麻木自己的神经。所以，当这次李家坡成立青年突击队时，他就受命于困难之中，勇敢的挑起了突击队队长的重任。
当工地上开始分组作业时，他就开始与林子、叫驴等人冒着危险，一起开始了学着装炸药。说实话，他们没有一点专业知识，依靠的仅仅是林子从养父那里口头传来的一点经验。炸药是从附近的煤矿借来的。自平汉铁路改道之后，随着京广铁路的东移和丰乐镇车站的撤消，六河沟煤矿早已瘫痪多年。六河沟煤矿虽然早已瘫痪多年，但附近的一些小煤矿却保留了下来。这些炸药就是从这些小煤矿上设法搞到的，而且全是些烈性炸药。他们在试着成功了几次之后，就渐渐的开始麻痹了起来。
这次本来应该是林子负责装点炸药的。林子自上次和叫驴发生不同意见以来，虽然情绪有些消极，但还是以工作为重的。但这次因炮捻的长短问题，他又和叫驴争执了起来。
“屌，这有何难？不就像装三眼枪那样吗，还用着这么罗嗦。”
“屌”是叫驴的口头语，暗指男人裤裆下面那个东西。虽不是故意骂人的脏话，但表达出的却是满不在乎的意思。三眼枪是当地过春节或婚丧嫁娶时常用的一种近似于礼炮的器械。大大咧咧的叫驴对林子的罗嗦很不服气，以为装药就像装三眼枪那样简单，所以对林子的认真就烦了起来。
林子见叫驴逞能，生气的就躲了起来。见林子躲了起来，叫驴自己就逞能的装起了炸药。
我本想去阻止叫驴，叫驴却一把推开了我，“就你那熊样！尿泥！”
“尿泥”就是在这个工地上叫驴给我起的外号，即软蛋的意思。听到叫驴的骂声，我只得躲到了旁边。
叫驴一共装了三炮。
两炮响过之后，另一炮却是哑炮。哑炮之后，林子躲在一旁喝水，叫驴这时正巧到沟里拉屎去了，为了赶进度，身为队长的施援朝只得冒险走了上去。
谁知就在这时，哑炮却响了。一声巨响之后，火光冲天，援朝只觉得眼前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满眼金星之中，看到的似乎只是漫山遍野黄灿灿的油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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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4 10:04: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