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都忽视了一个大问题,一般情况下成家的女人几乎没有超过晚上十点还不回家的。虽然她的两个孩子都在爷爷家住。海边虽然大,鱼村的范围有限,许巧珍可能去的地方,小张也是了如指掌。他甚至开车去了二十公里外的许巧珍的娘家。也听说有人在海边看到过我们。
许巧珍刚一进门,不容有半句解释的机会,就是拳脚相加,劈头盖脸地一顿毒打。还用布塞住她的嘴,不让她发出一点声响。这在农村司空见惯的家庭暴力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逼着她跪在小炕桌前,拿笔写出今天晚上的详细经过。她在毒打和强硬的威慑下,违心地承认了和我发生了关系。她趁她丈夫喝完酒,昏昏睡去的功夫,跑出家门。
我望着眼前面目全非,表情痛苦的农村少妇,想想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和自己厂长的身份,又能说些什么呢?还忍心埋怨她吗?我在工厂一切都是供给制,钱都是寄回家,身边没有多少富裕的钱,只找出四百元钱,强硬地塞进她的口袋里。打开厂门没有勇气送她到女友家,便在同一个夜色中截然不同地两种心情再一次分手,也是最后的一次分手。
既来之,则安之。回去睡觉是不可能了便沿着海边思绪纷乱地走起来,萦绕在脑海里的只有三个字,怎么办?回北京肯定是不行的,本来没有什么越轨之处,人一走,那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了。再说小张几次开车送我回北京的家,如果找到北京来,闹个满城风雨,那我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天亮的时候,我用电话告诉了栾总经理事情的原委,希望他给协调一下话筒里有几秒钟没有声音,一会只说了试试吧,便放下了电话。
上班时间,我强打精神,若无其事地走进车间,工人们失去了往日无拘无束的:张厂长好的亲切招呼,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肯定是妇孺皆知了。
九点半钟,我和小张走进总经理的办公室,总经理刚委婉地劝说几句。小张就客气地对总经理说:“您先出去一会行吗?我单独和张厂长谈一下,不会出什么事的。”
总经理刚迈出门槛,小张反手把门锁上。怒不可厄地瞪着我有三十秒钟,随手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扔到桌子上,同时把许巧珍写的事情经过摔在桌子上。我愧疚的拿起纸,看也没看,随手放进口袋。默不做声地看着他,不想解释当时徐巧珍的身体状况。在盛怒的丈夫面前,一切辩解的语言都只会更加激怒已近疯狂的男人。小张不堪入耳的咒骂和歇斯底里的喊叫我全平静地接受了。我一句也没有提小许来例假的事情,为自己做一丝的辩解。我以换位的角度,理解一个以婚的男人此刻的心情,唯一刺痛我的心,使我深感内疚的是他反复讲的,歇斯底里的念叨的一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格言{朋友妻,不可欺。}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小张拿起桌上的匕首向我走来。尽管我用{头掉了,碗大的疤}这句话为自己壮胆,但是,此时此刻说不害怕是假的。我不由自主地一步步退到墙角,冷汗浸透了衣服。我当时想死是不可能,但是弄一个半身不遂,地方政府也不会制裁小张的。而我的后半生就要在轮椅上渡过残生。我顾做镇静地说:“小张,全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事情已经发生了,希望你能冷静一下,提出你的要求,我会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偿还你们的。”小张暴怒地用刀子一下,一下,划烂了我的衣服,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着刀子刺进肉里,好发出罪有应得的惨叫。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只有在小说中描写黑社会中的场景,竟然在我眼前出现了。小张用匕首在自己的左手臂上划了一道口子,恶狠狠地说:“要不是总经理保着你,工厂离不开你,今天你绝对不可能走出这个房间的!”粗暴的把门摔上,转身出去了。
我跟出门外,几个好事的职工借故围在门前,办公室所有人员都在外间站着,关注着事情的发展。总经理亲自开车送小张去镇卫生所包扎,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
还有三个月就是春节了,我在渡日如年的情况下孤寂地熬到腊月二十三日。尽管此刻我的工资是北京工作时的几倍,尽管我当初签的合同是五年:尽管目前的地位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我还是无法继续在龙口工作下去了,只有回北京这条路了。有必要交代一下,小张和小许不到一个月就和好如初了。
我私下和栾经理谈了回北京的决定。两年多来,他们已经基本掌握了生产工艺和修理技术,经理也体谅我的心情和自尊。同意在保密的情况下让我辞职。我当初是以技术入股的,年底可分一万两千元的红利。这是一笔家里不知道的收入,属于自由支配的小金库。我平时对自己的生活在金钱的使用上近乎巴尔扎克笔下的葛郎台,但我还是决定把这笔钱留给小张夫妇,我整整用了四天时间冷静地思考,认真地琢磨,写下了一封长达十二页的情深意切的信。委托总经理在我走以后转交给他们。
回到北京后,家里正准备换一台彩电。我暂时又没有工作,就几乎跑遍了北京各个电器商场,挑选了一台2979东芝第五代火箭炮。不为了品牌和质量而是对它的价格情有独衷。一万两千元,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地牢记{朋友妻,不可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