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歌”的传播者
文革当中,文化生活十分枯燥、单调,所能唱的歌无外乎就是那几首铿锵有力的语录歌,要么就是山高水长的颂歌,曲调激昂而生涩,很难调得起胃口来。因此,像我们这号被革命队伍所摈弃的另类子弟,就偷偷地在下面学唱一些外国歌曲,学唱的版本就是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民歌200首》和《外国民歌200首续》。到了陕北,文化生活更是枯竭,但是,空气却是自由的,没有人来干预你唱那些被禁止的歌曲了。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唱。每天下工之后,除了做饭、聊天,就是翻翻旧书,有时夜深人静,就打开半导体收听敌台(陕北地势高,离苏联近,干扰少,可直接收听苏联电台)的音乐,语言虽然不通,但那优美的曲调,像一股股清流泌人心田。在那个年代,在陕北的土窑里,这来自远方的音乐,给我们已近枯竭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歇工的时候,我们几个光棍,就躺在炕上,捧着“200首”你一首,他一首动情地唱着,毫无顾及。当唱到“爱情”、“姑娘”一类歌词时,也用不着哼哼叽叽,尽可以大胆地唱,没有人来干扰你。唱得心里暖暖的、痒痒的、酥酥的。在所有的外国歌曲中,我特别偏爱苏俄歌曲,那跌宕起伏的曲调,那些悲壮、哀婉、真挚、豪放的言语,让人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你去面对生活。我不明白,这些精美的歌曲,为什么被贴上黄色的标签。《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使你想到傍晚的家乡,初恋的爱人。《共青团之歌》、《灯光》让你思念年迈的母亲和远在天涯的亲人。在崎岖的山间土路上,轻吟着《小路》,引着我们向着前方。当我们背着行囊,翻山越岭,返京途中,“越过高山、跨过平原”伴随着我们,一路风尘。哥儿几个凑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借着酒劲,大声吼唱《我们举杯》。在付家湾的坡顶上,在新市河的沟壑里,迎着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三套车》、《茫茫大草原》一遍遍的唱起来,唱着心碎、心痛、心悸,欲哭而无泪。我坐在田畔上,独对落日余辉,含泪低唱《田野静悄悄》、《从前你这样》、《黑眼睛的少女》你如今在何方?!
1970年我到延川,看望在那里插队的“小兄弟们”,当时,他们年龄都比较小,大的18、9,小的也就16、7岁,苦哈哈的挣扎着。由于我年龄大一些,他们都管我叫“老陈”。先到聂家坪,在那里住了一宿,聂家坪的兄弟姐妹们也就是16、7岁,尽受人欺诈,我们一来,无形中给他们长了份,那些时常骚扰的“小痞子”们就不敢造次了。大家坐大炕头上,我开始给他们唱歌,传播“福”音。我记不清唱了什么,只记得有《鸽子》和《士兵圆舞曲》,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共鸣。当天后半晌,聂家坪的铁良陪着我去了关家沟,沟里的小兄弟们听说我来了,大都集中在立哲插队的村子――关家庄。那晚上谁也没有睡,大家围坐在炕上,漆黑的窑洞里油灯鬼火一样的闪着。我们聊了许多。从北京聊到陕北,从欢乐聊到痛苦,从相聚聊到分离。有人提倡唱歌,我看着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张年青而消瘦的脸,唱起了深沉而忧郁的歌。我记得唱了《小路》、《灯光》、《鸽子》、《罗累崖》、《士兵圆舞曲》、……,还有许多都记不清了。大家静悄悄的,偶而听得见抽鼻子的声音,空气是那样的凝重,像那些歌一样,沉沉地压在每个人的心上。故乡、父母、兄弟、姐妹、恋人、幻想、憧憬、前途都融在这些歌中,让每个人浮想联翩。听说打那次之后,《外国民歌200首》便成为这些小兄弟们的文化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甚至我爱用鼻音唱歌的习惯,也有人去模仿。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又重新相聚时,很多人还来“指责”,是我教他们学“坏”了。学唱“黄歌”,是他们“变坏”的根源之一。想来,我倒没什么“自责”,反而觉得很光荣,因为我成为这些“黄歌”的传播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黄歌”随着我走了四十余年,直到今天,我依然喜爱它们。虽已时过境迁,人已步入中老年,但每逢唱起这些歌的时候,我还时时会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人群、特殊的经历。“同团的战友们,你们如今在何方?”“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我相信,有过那段经历的人们,心永远是年青的。“为了光荣的昨天,为了更灿烂的明天,我们青春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