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江湖,江湖中的知青
终于离开了早就想离开的家,来到了广阔天地,见识了陕北广袤的黄土高原,见识了淳朴善良的陕北人民。原来只是在图画中见到的景象呼啦啦铺排在眼前,不但有壮阔和悲凉,还有狰狞和残忍;原来只是在歌中听到的热烈场景被亲亲热热地感受到,不但有亲切和温暖,也有许多无奈。
是啊,生活并不是图画和传说,如恶毒的妖婆散布的谎言的毒雾在真实的太阳的照耀下散开,锣鼓喧天中昭示的“真理”露出了欺骗的本质;课堂上被冠冕堂皇宣讲的辞藻竟然被陕北老农一句“宣谎”揭露出了肮脏的底色,原来生活并不如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的:
延安,这块“革命圣地”,淳朴善良而又充满智慧的陕北老乡们调侃地说,这实际上是“革命剩地”——“革命剩下的地方”。她就象被抽干了骨髓的奄奄一息的老娘亲,没有了如瀑布般的长发:森林;没有了顾盼生情的毛眼眼;没有了青春丰腴的机体,只剩下象被拔光了毛的鸡一样的光秃秃的褐黄色的裸体横陈在天地间。他的子孙们还在她的褶皱中忙碌着,竭力地吸食她所剩无多的汁液。
生活就是这样从老乡的饭碗里,从老乡的玩笑中,从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知青的牢骚中,……显露出它的残酷的。
而当生活充分显露出它残酷的一面的时候,在浊浪翻滚、险象丛生的江湖中传递过来的每一点温馨就会被刻骨铭心地记住。
在我记忆的深处,除了那些淳朴善良的陕北老乡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了我们宝贵呵护;在陕北的老知青们中间,有一些不成文的法则,有一些无须语言的默契,让我们在彻天彻地的寒冷中,在没有法律、没有道德规范、没有最基本的人性约束的丛林中,感到了些些温暖和安全。
回家的路
经过了真真实实“战天斗地”的洗礼,原来要急急逃离的家变成了一个美丽而遥远的童话。尤其到了春节,留在村里不回家变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而这时,就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干了一年,除了分粮食,还剩下10元钱。当初信誓旦旦要改天换地的勇士,连春节回家的车票都攒不够,怎么办?不能老是跟家里要钱啊,那太丢份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要从陕北回家,得先从县里坐长途车到铜川,再从铜川或坐火车到西安或再倒长途到西安,到了西安才算是到了回家的起始点了呢。
我们很快就从老知青那里学会了蹭车。70年代中期,已经有很多老知青被招到延安汽车运输公司,我们想回家的时候就到县城去,让县里的老知青帮我们打听有没有顺车;有时候想走得急,就自己到县运输公司的停车场去转,一听到是北京口音,就上去搭话,两边京片子一对上口,莫嘛搭,就算搞定了。到了铜川,再找运输公司的停车场,再转,听到京片子就搭话,一般是没问题的。
有一次,我落了单,到了铜川买不上火车票,不知该怎么办了。以前和组里的同学一起走,都是他们去联系车,我在组里基本属于“没嘴的葫芦”,外交事物都不用我出头的。这时只好自己找车了。我在停车场转了几个圈,风刮得挺紧,卷起地上的雪渣,打在脸上,生疼。我听着骨头缝里发出的冰碴相挫的声音,感到已经冻得灵魂出窍了。可是停车场里人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在外面修车的两个人都是俄来俄去的陕北人。可急死我了。这时候,从一排排车辆的深处,摇摇晃晃出来一个人,穿着个不知是什么颜色的皮大衣,大衣扣没系,羊毛往外翻着,头上的帽子歪扣着,帽翅一个耷拉下来,一个支楞着,被风刮得不停忽闪。手里提着个水壶,看着那“满不吝”的做派还真有点象“那一类的”北京学生。
(那时候到我们学校作报告的先进知青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到陕北以后,我们知道,除了他们,还有一部分“比较落后”的知青,他们的形象在当时是属于比较“颓废”的吧,好像牢骚满腹的那种。但对真实的他们了解得还很少。)
我看着他,走过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扫了我一眼,继续走,我一分的把握变成了两分,可是看着他那不动声色的面孔,我又不知怎样搭讪,犹豫着悄悄跟在后面。来到一辆估计是他的车跟前,他停住了,车前站着两个陕北人,一男一女,女的还抱着个孩子。男的点头哈腰地递上根烟,在说着什么,我一想完了,这两个人一搭车,就没我什么事了。果然,那疑似北京学生的人手一抬,那陕北男人马上把地上的行李往车顶上放。这家伙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还没说话,我只好硬着头皮,话也直撅撅地:
“你走西安吗?”
“是啊,咋?”(果然是知青)
“我想搭车。”
“早不说,没看见吗,满了。”
“我,……是老乡嘛。”(有点赖皮了)
“老乡咋了,这是我们头儿的亲戚,昨天就说好了。你想让我砸饭碗啊?”
“……”
“你再去别地儿看看,”转过头去,油了吧唧地念叨:“饭碗是不能丢啊”
我在心里暗暗嘟囔,“真不仗义,饭碗算什么啊。”(其实这时候我已经初步知道了饭碗的重要性了。)
但还能上哪去看呢,就这么大地方,我已经转了几圈了。不知是要走的车都走了,还是今天决定都不走了,好死气沉沉的停车场啊。除了风就是地上被风卷起的雪霰,还有那个“没情没义”的老知青。一切都让我从心里往外发冷。
转了一圈,还是回到这辆破车跟前,站在那,呆呆地看着,不知该怎么办。
车已经发动了,我看见那个老知青和那个老乡还站在车前在说着什么,那老乡还朝我看着,难道与我有关?我凑前去,
“你一个老爷们儿怕什么?那是我妹。”
“啥妹子啊,明明刚刚才认识的嘛”
“刚刚认识的也是我妹,你想让我爹打断我的腿啊?你没看那傻女子恓惶得吗?”
“俄也恓惶哩嘛。”
“你丫恓惶个啥,你两个小时马上到家了,那傻丫头片子恓惶得到了西安离家还有好几千里地呢。”
回过头来看到我,朝司机楼子指了一下,不耐烦地说,上去。我一句话也不敢说,慌慌爬上驾驶室,悄悄坐在抱孩子的陕北婆姨旁边。
他们又在外面鼓捣了一阵,老知青司机把自己的皮大衣也脱下来扔了上去,才坐到驾驶位置上。
车终于开动了,旁边坐着陕北婆姨,我连谢谢也不敢说。车在沉默中行驶了一阵,那个老知青才对那个婆姨说,“没事,上头我给弄得好着哩。”
“没事,受苦人嘛,一哈哈就到家哩么。这北京碎女子可不行,一下就冻坏哩。”
驾驶室里比外面暖和多了,我慢慢感觉着鼻头、手脚的知觉的恢复,感觉着全身从麻凉麻凉的木僵状态到有点晕眩的暖意袭袭。
一阵剧烈的颠簸把我从迷迷糊糊中唤醒,不知睡了多久。因为前天还在农田基建工地上拼命,完成每天十方土的任务,从早上出发,到上了这辆车才算彻底放松,所以不睡着才是不可能的哩。
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那两个陕北老乡下车了。
“你哪个学校的?”
“石油附的”
“看你一满小嘛,跟哥哥姐姐一起来的?”
“哦”不想解释为什么75年还哭着喊着要到陕北来,就简单地应了一声。
“咋你一个?”
“哦”
“你女子娃娃出门要相跟上大人嘛”
嗬嗬,他倒充起大人了。
“丫头,你还小哩,要想法子跑出去,想办法念点书呢。”
“哦”,怎么说话象我爸似的。
“车豁子、店、脚、牙,没罪都该杀。我们这伙子是完蛋喽。”
“啥意思?”
“老话,开车的、以前是赶车的,开店的、脚夫、掮客,——社会最底层的,什么事都敢干,所以说,没罪都该杀。”
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听着。
“想当年,咱也是尖子学生,准备想当科学家的,哼哼,现在!”
“……”
“我妹妹还在村里呢”
“……”
看样子,他根本就没打算听我的回答,只要我听着就行了。我也乐得在暖暖和和的驾驶楼子里,在车子的大颠小簸中听着他的絮叨,又一次进入梦乡……
车停了,我也醒了。
“到了。”
睡得懵懵懂懂的,我赶紧下车。他也下了车,朝车底下看了看,踢了踢轮胎,又上了司机楼子。
我看着他,还有点没醒过来似的,不知说什么好。
“丫头,长点心眼儿。以后出门别睡那么死,操心让人把你卖了。”
“……”
车开走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我始终没有跟他说一声谢谢!
当然了,他根本也没准备听我说那一声谢谢。都是知青,这是应该的,他连这句客气话都懒得说。
当年我们在回家和返回陕北的路上不知搭了多少便车,并没有觉得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最近想起来,心里却感动得总想流泪:在一个个老知青中间传递的相互关爱的默契,那一点点看似不经意的呵护,其实闪现的是一种多么可贵的人性光辉。在他们那里有着最基本的对弱小的呵护的责任感。即便当时他们也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挤压,被抛到社会最底层、最边缘,就像被抛进险象环生的丛林,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这些在险恶的丛林中警觉地维持着生存平衡的老知青,一旦遇到更加弱小的同类,他们仍然会挺身而出,瞬间为我们支撑起一把爱与善的巨伞,遮风挡雨。
这就是我们陕北知青的江湖,我们知青的江湖。
在那个灰暗的年代,在那个瞬息万变、浊浪滔天,父母、亲人都不能给至爱以保护的时代,在我们知青中有着自己的江湖法则:我们相互关爱,大呵小,强护弱;这就是江湖中的知青——大情大义、大潇洒,大爱无边。
2009年1月,这些当年或欢快、或悲戚的少男少女大多已经斑白了两鬓,看着这些曾经潇洒、漂亮、放荡不羁的知青哥哥姐姐,看着这些曾经拥有那么鲜活的爱、恨、努力、挣扎、欢笑和眼泪的一代人的欢聚,万千感慨撞击心怀:我已经认不出曾经搭过谁的顺车,认不出究竟谁曾经“冷冰冰地”、“不经意间”呵护过我、我们了。我只想面对着这个群体送上我深深的敬意!真诚地叫一声:我的知青哥哥姐姐!
或许有一天,我又遇到为难(但愿不是危难),只要对上暗号:“我是知青”!我想,我就不会感到孤单。那时,无论你们是否“退出江湖”,无论你们是否还有力量撑一把伞,我知道,我一定会引起你们的关注——这就够了。
谨以此文献给曾经呵护过我们的知青哥哥姐姐和所有曾经拥有知青生涯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