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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陕北的窑洞情结

                     ——我的壶口思念

 

  新年伊始的一月中旬，突然从电话中传来一位似曽熟悉的女士的声音，说是即将举办当年壶口公社(现恢复称壶口乡)北京插队知青四十周年纪念的盛会，地点就在孙大林任总经理的梦溪宾馆，这位女士是当年在壶口公社水南村插队的李岩，而孙大林正巧是我插队所在后沟村的小伙子！在瞬时的惊愕惊喜之余，我当即满口答应一定应邀赴会。这才有缘参加了那个令人感动而终身难忘的盛典。

           知青插队四十周年，对于我来说其实只有三十九年，因为我到壶口公社插队比他(她)们要晚一年多。在这个有七十余位当年知青出席的“AA制”纪念会上，我有生以来切身体验了
   “时光隧道”的感叹：从那一张张历尽沧桑的脸上，依稀回想起了他(她)四十年(更精确地说是三十九年)前的“小样”。如今已担当了梦溪宾馆总经理的孙大林，不正是当年才十六岁的“小孩”吗？而这几十位大多已退休的与会者，四十年前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时间，思绪万千，不可自己……。

还记得，“文革”中我供职的北京市规划局被解散，安排我在北京市六建公司“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当木工。1970年初的一天，我正爬在良乡机场在建油库的顶上钉模板时，突然通知去开会，说是要选派一批北京干部到延安，去带在那里插队的二万六千多名北京知青。在例行必需的“报名”之后，我被作为六建公司的干部奔赴延安。

到了延安，统一编组，我被安排在宜川县，到宜川县，按照每个北京插队干部负责一个大队的要求，又具体分配到壶口公社亨子大队，平时居住劳动被安排在后沟村。
   在1970年6月的一天，在北京插队“知青”热切企盼中，在一片敲敲打打和乡亲们略带惊诧的注目礼包围中，我连同一只建筑公司为我钉制的大木板行李箱，进入了知青们生活的窑洞，开始了令我回味终身的窑洞生活。

励 炼

 

玉不琢不成器，艰苦环境的氛围，正是形成自讨苦吃、自强不息做人秉性的天赐良缘。环境的更迭、身份的变换、生活的反差，是对我人生观乃至世界观刻骨铭心的再锻造，也更是对我意志的严峻考验。

在我所在的后沟村里，当年有六位知青，但其中有两位：苏福生和孙大琳，其实只有15～16岁，照常理，这么小的年纪，要是在北京，还都要在父母亲面前撒娇的顽皮孩子呐！三位只有20岁大小的女学生，也远离家人住进寒窑。怎么说也是对人生意志的极大挑战和励练。

作为“北京干部”，我虽然有不迁户口、工资照领、粮油供给等待遇，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变换，要安下心来，适应形势，融入   “窑洞生活”。

北京干部进点之前，“约法三章”明确规定，要与北京插队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担任一切社队职务，不能自开小灶，除出席例会(如每月一次的公社北京干部学习会、每年一次的县办三级干部会等)，每天要坚持与知青一起，参加劳动。只是每逢招工，我们才履行推荐北京知青的“干部职责”。

北京干部的身份有着一些基本生活保障，在十分艰苦地为生存而不停刨食的陕北山村，引人瞩目地具备着“优越”的条件。即使如此，被当年划为“臭老九”的我，坚持参加劳动，“出一身臭汗，炼一颗红心”的使命在身，尽力下地修理地球，始终不敢有所懈怠！后沟是一个被揿在沟底的小山村，举目“一线天”，出门就爬坡；要下地干活，必须先爬到村外的山坡上，才能找到满山遍野的坡坡地，往往还没有挥镢刨土坷垃，就已经汗流浃背。

如今，我虽步入花甲行列，仍可步履轻快、思维活跃，实在应该感恩在延安时期炼就的良好基础，真可谓受益终身！

  磨  练

人的可塑性是惊人的，而磨练正是对这种可塑性炼制成型的必要工序。

在“以粮为纲”的特殊年代里，农民除了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律必须种粮食之外，不得多种经营，更不允许有自留地(为此，有的生产队还召开了揪
   “资本主义尾巴”的批判会)。在几乎寸草难长的山坡地里，年复一年地展现着“播一袜子，收一鞋子”式的广种薄收特性。每年一次的夏收，因为土地太多又辽阔，大家干脆“野营拉炼”，带上锅碗瓢勺和随身细软，吃住在山上废窑作为营地，以免往常的每天爬坡往返。眼看长得似小草一样的老头麦子，大家必需更弯下腰劳作，才能割得到十分稀疏的麦穗。往往一天下来，直起腰身，检阅那地头的一小撮庄稼，失望而无奈。即使如此，老乡们仍不时引吭高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式的高亢山歌回荡于山间。艰辛乐观的山民秉性，真是令我难忘；和我朝夕相处的插队知青，个个都拖着还娇嫩的身板、晒黑的脸庞、也操着学来的老陕乡音，下地、撸柴、驮水、做饭，伴随阵阵山歌与笑语，这一切不时感染着我的意境和意志，似乎同样从中得到了涅槃升华。

要说北京干部有所“特殊”，就是每月要只身爬过两道沟梁，雷打不动地去壶口公社参加由组长王连仲主持的例行学习会。虽说是那天可免劳动，其实要身柱一根装了小苗子头的木棍，穿行于荒山野岭之间步行二十余里，往往必须早出晚归，还得给捎带些生活物品，却也不算是轻松的逸事。老乡们教我走山路常备的带铁苗子头小棍，负担着三大便命：上下坡时支撑助力的第三条“腿”，肩挑物品的“扁担”，遇到狼、野猪之类时的自卫“武器”。

插队期间，抽烟似乎也是能否与老乡打成一片、改造好世界观的一点佐证。尽管原来在规划局工作时不得吞云吐雾，而要保持与农民的无间隙接触，开始时吃派饭到了乡亲们的窑洞中，劳动中在田边地头，老乡把他们的小烟锅装足烟末，用手心在烟把头(烟嘴)转了一下，双手捧到我面前，我就得感激而虔诚地接过烟枪，鼓起腮帮，义无反顾地融入烟民队伍，尽管老乡们的烟末中掺有绿豆叶而呈绿色，劲却奇冲，噎得够呛，也还是要适应这形势环境。至今，我仍珍藏着当年陪伴我的那根带羊皮烟荷包的小烟抢，它似文物，更是我在那段历程的见证。

记得有一次，我在帮助一位知青搬迁时，弯身把一只木箱搭到驴背的驮架上时，不慎闪了腰，奇痛直放射至脚尖，不能下地，又无条件乘车到医院诊治，只得终日躺在坑上，大家尽管关心照顾，但腰在自已身上，谁也手足无措、爱莫能助。熬过两个月，才歪歪扭扭地返京找医院，医师说是腰椎间盘突出症，且耽误了些时日，突出的椎间盘已有点粘连，在一通推拿踩踏之后，住了好一阵子医院，才勉强复原。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强烈历史的使命感顿促我又急迫地返回了壶口，因为我和知青已成一家，必须继续履行北京干部的职责。一场病痛，也磨练了我的意志，实践了我的人生哲学。

锤 炼

人似一块料，只有经过锤炼，才可望有实用性。延安的历程，正是我的一生中经受此种心灵锤炼的极好机遇。

我1970年住进延安山沟里的窑洞，那年的八月，正巧是我三十岁。但是，几乎每天忙着“改天换地”，也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学用的一套城市规划本事，差不多要丢弃脑后。人曰“三十而立”，似乎这个“立”字，对我的人生，正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如今，我仍有机会为国家的规划建设和参政议政贡献绵薄，窑洞生活带来的不竭基因和感悟，正是我后半生得以更好地施展的坚实根基。

也正好是在1970年，我的大女儿出生，只能在千里之外的窑洞里，在心里遥感欢愉和遥祝母女的平安。事业与家业、感情与亲情，是无所不在地考验锤炼着人的意志。如今，年近四十的女儿，也似我一样，事业有点成器，应该说也有着窑洞精神的一点儿传承吧！

随着插队知青招工等逐年减少，留在村里的已难以成组、互相关照，我也随并组的留剩知青，由后沟村转驻到亨子大队的桥楼村，而后又归并到公社旁的水南村。由于历史的原因，最后留剩的知青已几乎是清一色的“娘子军”了！我也在1972年的近年底，因延安市区要编制革命圣地的城市总体规划，无力承担，需在北京市和陕西省的插队干部中挑选了七八位技术干部组成规划工作组，我也被选派上。于是只得告别了壶口乡亲，也惜别了朝夕相处的北京知青。从1973年至1975年，在这种窑洞精神的激励下，规划工作组为延安市的美好明天，首次规划了她的发展蓝图。

在这次四十周年的纪念盛会上，看到当年在黄土坡上战天斗地的当年老知青们，现在都在各个领域里担当了重任，做出了贡献。只有经受了上山下乡历史洗礼的人，才更能具备艰韧的品格、吃苦耐劳的秉性、勇于拼搏的动能，也更具强烈的志向和憧憬。

 

      延安精神、壶口精神、窑洞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魂，也是我们立于世界之颠的无形支柱。历史车轮驶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各方面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从祖先传下来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能在今世被淡化，而应该继续发扬光大；要在后奥运时期建设好“人文北京”，我想，这种精神就是必不可少的。

                                          


 杨振华  （北京干部）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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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杨振华

杨干部是同济大学的毕业生,至今与宜川壶口公社的知青保持着联系，也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