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插队知青的分期》

1968年秋——1969年年末布局期；

战略布局，珍宝岛边境战后，苏军虚张声势，沿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军事布局。我方对策则安排十多个生产建设兵团（相当于预备役或屯兵），广西原有援越部队。1969年经四老帅预测苏军发动进攻需300万，此后双方也就是打打政治口水仗。

全国大多数插队知青则分散在广大农村，成为战争补充兵源，虽然户口下到农村，但是口粮吃的是供应粮，口粮款是国家拿的，与农民没有太大的经济上的冲突。无论知青或者农民，谁也没真的认为是长期，也没做长期的思想和生活准备；

1970年初——1971年年末初始期；

从1969年秋粮下来，知青改吃农业粮，与农民粮食冲突加剧

（分给知青的口粮是平价，如大米平价是0。20元，农民交易价0。50元；玉米粒平价0。08元，农民交易价0。30元）；

农村基层党团组织重建结束，知青改由党、团组织领导、管理；

国家先期的生活投入款已花完，青年宿舍已盖好（青年点），国家应该对插队知青进行进一步的生产资料投资（农民是集体所有制，合作化时土地、牲畜、农具都已入股，1956年——1968年又加上十二年生产资料的多年积累，大小队部房子、仓库、草房、马圈、拉车的马骡驴牛、马车及车具、能产羊毛的羊、山林、柞蚕、灌溉系统水渠水泵、拖拉机、拖车、各种季节的大型农具等等都是农民集体所有而不是国家所有），知青是坐享农民的生产资料（被老乡们称之为空手套白狼），责任在国家；

此期间文革中反动的“血统论”延续到农村知青中，出身“好”的被重用，参军、入党、入团、抽调回城、当地县、公社安置等等，约三分之一知青离开农村（说好或大有作为者大多出自这部分人）；

1971年秋“林彪事件”后，实质上等于宣告了五年文革运动和三年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失败。

猛烈批判“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如下反动观点：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1972年初——1974年年末迷茫期；

1971年9月，主席南巡讲话“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为了缓和文革中及其后产生的大量矛盾，阶级斗争提法淡化，重点转为路线斗争，因回城指标太少，插队知青对前途陷入迷茫。

1973年主席给李庆霖的信件发表后，矛盾略有缓解，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知青们的困难转移到广大家长个人身上，怨声载道（只是口不敢言），上面对此是心知肚明。

1973年年末，为了缓和矛盾，调整知青成份（“三革子女”），全国地富分子摘帽。

1974年秋天，知青下乡实行“厂社挂钩”，由学校动员下乡改为由家长单位动员组织下乡，家长单位选派出是党员的带队干部，城市职工及所属单位与农民共同管理知青，共同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及经济负担。

如辽宁省铁岭地区某县东部山区1974届新知青当年秋天随着家长单位的大汽车下乡插队时，每个新知青的家长都跟车来了，他们要亲眼看看。在青年点宿舍，新老知青、带队干部与新知青的家长们、大队干部们共同开了座谈会，主要是老知青介绍困难情况，家长们一一记下。若干天后，大汽车拉来了数根打洋井用的铁管、一个厨房用桌、两个吃饭的炕桌、四个用做飞机外壳边角料打的大洗菜盆、还有许多炊具等等，解决了新老知青们的一部分困难。

另外新知青的家长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几乎全部新知青的家庭出身都是响当当的“工人”！这与老三届知青被分为“三六九等”是最大的区别。

1975年初——1978年年末转型期

此期间插队老三届知青基本全部回城或在当地安置;

后五届新知青人心浮动，管理知青的带队干部每年轮换，谁也没有长远打算，新知青们相互间缺乏凝聚力，缺乏秩序，新知青们的管理处于多元化领导，因此较混乱。

1976年“四人帮”虽倒，“两个凡是”还在继续，知青下乡也在继续。

云南兵团知青（相当于挣工资的农业工人）掀起大返城运动。

1979年初——1980年收尾期

大家都知道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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