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右前旗在乌盟是地理条件较好的农牧区,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据统计,2000年前旗农牧民人均收入为1976.68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970年人均收入的38倍。那时候我们知识青年刚到前旗不久,一年能有52元平均收入,已经是莫大幸事了。但是,如果把前旗农牧民的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相比较,差距就比较突出了。从党中央关于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要求上说,2000年前旗农牧民人均收入水平已脱离了“贫困”线,但仍处在“温饱”阶段,尽管上述数字表明前旗在解决“温饱”问题上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落后了相当于10年的差距。
前旗居民2000年人均现金收支统计为:收入1272.89元,支出1972.50元,支出大于收入;城镇居民与农民现金收支情况不同,加大了实际收支差距的矛盾。农民经济来源单一,收入较少,生活水平不高,用于生产资料的资金往往大于家庭生活投资;而城镇居民则不同,他们经济来源较多,生活水平较高,因而生活支出大于生产资料的投资。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直观到:城镇民房绝大部分是砖瓦平房,而农村只有少量砖瓦平房;城镇居民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拥有量很高,而农村仍然视家用电器为“奢侈品”,难得一见。这个现实说明,城镇“脱贫”不等于农村“脱贫”;只有农村实现“脱贫”目标,才是“贫困”历史的终结。
人均现金收支不平衡往往意味着当地经济结构存在问题,表现为经济结构在重新构筑的过程中,其经济发展在转型和形成规模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经济发展受各方面因素制约,资金的投入与产出只要达到经济结构运转的最佳接点,才能发挥出理想的效益,才会出现经济繁荣的社会现象。可惜的是,我们在前旗农村并未看到这种可以令我们耳目为之一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时间短促,来去匆匆,无缘相见吧?
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的贫困实际上是指农村的贫困。有人把造成贫困的原因归咎于地理气候因素,认为自然条件限制了农业发展,实际上“贫困”更多的还是人为因素。我们在前旗的一个大队了解到,这个大队有59名党员,从文化层次上看:文盲4人,初中毕业50人,高中4人,中专1人,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我们认为,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看,这样一个初中毕业占90%以上的党员队伍,能否带领全体农民承担起从政治、文化、经济、科技、教育乃至于思想观念、文明素质等方面实现“脱贫”的历史使命?这显然是有很大难度的。经济“脱贫”只是表面的、暂时的脱贫,而文化素质的“脱贫”才是本质的、长久的脱贫。然而,人们对于如何“脱贫”还没有从思想观念上进行具体分析和透彻的理解,如此下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在乡政府,我们没有见到乡领导,无法了解全乡经济发展的情况。但从我们的实地考察看,乡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贫困”的形象。乡政府所在的村子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建筑凌乱无序,店铺简陋陈旧,道路污浊满目,这与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面貌简直是天渊之别!这样的乡政府使我们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一级政府带领农民坚决“脱贫”的努力和信心。我们认为,代表地方形象的一级政府有没有良好的执政形象和精神面貌,对于招揽人才,招商引资,开发资源,建立新型农业产业,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插队的村子里,我们看到的老乡都是中老年人,据说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去了,他们可以挣回很多的“劳务费”,既可以养家,贴补日常支出,又可以作为生产资料投资,这是当前农村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对于发展农村经济起到补充作用。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青壮年是农村最主要的劳动力,他们思想活跃,文化基础较好,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是发展农村经济的生力军,他们的出走流失势必削弱农村经济发展的实力。农村经济不发达,产业单一,丰富的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因而出现“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从发展农村经济的思路去解决,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出路”并不在城市。
直观“贫困”难免走马观花,正因为我们曾经在前旗插队落户,所以历史赋予我们与当地农民一样的责任,那就是在有生之年为改变农村的贫困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重访内蒙古,不仅要走一走、看一看,而且也要议一议、说一说,希望能够再次亲历农村变革的伟大实践,为推进前旗农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