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碰到小李,小李和我同一个学校来的,安排在离我们有十几里路远的大队,他们小组原本有五个知青,六七年的光景消逝去,一个父亲的老战友来征兵,点名进部队中,一个有点傻不哩叽的病退回了家,一个姐姐在庐江矾矿工作,调到矾矿附近的生产队,另一个也调到自已父母的江苏老家。这里实在是太苦,谁也不想呆下去,哪怕是一天,在大山下的一幢茅草屋里就剩下小李一人期昐着渡日。
小李上街来,总会来我这里吃顿饭,或者也会住上一晚上,这次有几个月没见他来,见到后格外的开心,非拉着他到小组里去,可他摇摇头说是陪人上邮局取钱,并指指他身后,这时才注意到,他身后的一张躺椅上依倚着脸色苍白,瘦瘦的,乱糟糟的头发长的搭拉着把眼睛也盖住了一个似乎许久没见过太阳病怏怏的人,只是看他那双带着郁忧目光不时地被眼皮掩盖一下,才知道还有口气。“是小秦,现在和我在一起”在小李的介绍下,他才稍点点头,伸出右手,当我握住时,冰冷冰冷的,柔软而无力。
秦明也是上海知青原下放在云南,通过县“五七办”的主任调过来,没有一点路数也不可能从那么远调来。在家是幺儿,家境颇好,哥姐们都在上海工作并担任职务,还有的哥姐们居住在香港,对下放在农村的弟弟宠爱有加,每月轮番寄生活费总在四五十元上下,在那时是很大一笔钱,作为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也绰绰有余,他从不干活,就是吃吃睡睡,人弄得全无精神。
没过多少日子,传来秦明被抓进去了。他从合肥回来,县里已没有回公社的班车,只能在县城住上一晚。住旅馆要有介绍信,因为他自我介绍是知青,旅馆要求他去“五七办”开张证明。到了“五七办”,办事人员要他自已拿张纸写一下,他从包里拿出一迭信纸,写:因从合肥回来没能赶上回公社的班车,需在县城住旅馆,是某公社某大队的下放知青,“五七办”办事员为他盖上章,终于能安稳住下了。半夜,公安人员来查房,问清秦明的姓名和公社住址,大声喝令跪下,五花大绑地把他押走。紧接着第二天赶到小李的住地,彻底地翻抄了一遍,警示小李暂不能出去。
秦明是家里的宠儿,下放只是大形势所迫,本来是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抗的人,一到艰苦的农村,无疑对他来说是个噩梦,他知道再要回到上海是绝不可能的事,只有把希望寄托香港哥姐们,写信诉说农村的艰苦和贫穷,发泄对下放的不満,乞求哥姐们为他移民香港。信没出境就被公安局卡住了,千虑还是有一失,尽管信都是跑到县城去寄,对公安局来说一个小小的县城也就那么些上海知青,而很快锁定了几个公社,从信纸上又缩小了范围,因为他使用的信纸很多农村小卖部早就脱销,逮他是早晚的事。叫他用纸自已写是发动群众的手段,把字迹和信纸对照后确定是他,当晚就釆取行动捉拿归案。
一个攻击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产生了,他和全县不満下放的地富反坏分子一起在每个公社进行游斗,历时一个多月,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除十年徒刑。
到了一九七九年他的哥姐们到小李家了解以前的那些事,要为自已的弟弟洗脱那些莫须有的罪行而申诉。
是的!他又有何罪之!!!
(在生产队里的那些琐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