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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给采桑和她的儿子。(因为采桑的儿子收养了一只流浪狗,被街上的小孩打了一顿,孩子这两天非常伤心。)
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我居住的那个大院，开始把那些被打倒的所谓“黑帮分子”的家属清理出院。
那情景十分凄惨。部长级的黑帮家属们，被赶到乡下一个废弃的破军营里集中居住。大军区级的黑帮家属，被赶到院外的几间破工棚里居住。 被赶到乡下住在蓬窗破壁里的那帮家属们，就包括我大娘一家人。 被赶到院外工棚里住的，是两位老将军的家属，尽管他们的子女很多，每家也就给分配了两间工棚而已。
当时，这些家属的孩子，既体会不到人性的善良，也休想得到人们的同情。现在想，那时人们就是有同情，谁又有胆子敢流露和表示出来呢？那年头讲的是“划清界限”，而且要坚决和彻底！
大院里有一个叫萧亦章的孩子，当时也就念到小学五至六年级吧，属于革命领导干部家的孩子。这孩子从小就顽劣淘气，两天一小架，三天一大架，好像不欺负人他就活不下去一样。
自两位将军的家属和孩子们被赶到院外那几间工棚后，萧亦章就开始在那一带转悠上了，显然，他是在寻找机会，试图得到只有欺负弱者后，才能得到的那种快感，和继之而来的英雄感。
萧亦章迟迟没有下狠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位将军家的大孩子多。他毕竟还是太小，也只能干些偷偷摸摸扎自行车带和半夜扔砖头砸碎两家的玻璃这类事情。
其中一位将军家的俩儿子，大康和二康，跟我是同校同学。大康念高中，二康念初中，这哥俩的上面还有一哥一姐，都在北京念大学。他俩下面还有俩妹妹，当时还是小学生。
另一位将军家，最大的男孩，当时才念小学六年级，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一个比一个小。
两家原来住在大院里的时候，已经被抄过无数次家了，搬到工棚后，家里什么象样的东西也没有了。
运动初期，大康最惨，他和学校里的所谓“牛鬼蛇神”被关押在一起，每天被红卫兵打骂和批斗。对哥哥的遭遇，二康曾找过军区“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交涉，得到的答复是：“全国都这样，你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事实上也是，全国都这样。所以，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不要把大院的孩子们看成是铁板一块，那些冲上街头祸害人的红卫兵，跟这批所谓走资派的“黑崽子”是不沾边的。邓扑方不是就被逼得跳楼，摔成了高位截瘫吗？刘少奇的一个儿子刘允真，也是在我们那里被逼得卧轨自杀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面对残酷的迫害，共同的遭遇，我们这些“黑崽子”自然也就走在一起了，彼此之间，更是惺惺惜惺惺的关系。
各家政治地位的不堪，使我们处于一种对运动若即若离的状态：去学校吧，只能看人家给你的冷眼和不屑。不去吧，又怕给你扣上“不关心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全国还有一个情况，这在各地也都差不多，即到六六年年底，最初造反的红卫兵们，自己开始分化了，分成了不同的派系，互相狠狠地掐斗起来。因此，也就不像运动初期那样，再把重点放在迫害“黑几类”的人群上来了。
上面介绍了当时大的社会背景，我现在还是回到原来的故事里吧。
大康二康找到我，说他们两家经常被人半夜砸碎玻璃，我说：“这不像是成人干的事情，肯定是小毛孩干的破事。这样吧，我到你们家住两天，帮你们观察观察再说。抓到了，我帮你们好好收拾一下这些小王八蛋。”
他俩立刻紧张起来，说：“别别别，抓到了，我们一起找他们家长说说就算了，你千万不要打人家，别忘了你弟弟的教训。” 我弟弟当时十三岁，因为大院里一个大孩子老欺负他，骂他是“黑崽子”，他气不过，就拿刀捅了人家三刀。结果这孩子恰恰是“革命领导干部”的儿子，我弟弟被说成是“阶级报复”，被关进了监狱，小小年纪，时不时被戴上手铐脚镣游街示众，还被红卫兵按住头跪在台上，开大会被批斗。那段时间，我妈妈都快疯了。
二康哥俩住一间工棚，他们的俩妹妹和母亲住一间工棚。那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父亲都被长年关押着，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回过自己的家。
那一年的冬天奇冷。二康家住的屋子没有暖气，取暖靠生煤炉。因为房子的结构本来就是个旧工棚，墙壁薄不说还四面漏风，夜间刮起风来，煤炉烧得再旺，也不起多大作用。住进来我才知道，晚上，这家人的玻璃如果被打碎，将会是个什么结果。
我跟二康住在一起后，哥俩乐坏了。我们哥仨晚上聊大天，讲鬼故事，每人钻在自己的被窝里绻绻着，被子上都盖着皮大衣。需要给炉子添煤的时候，我们就伸手出石头、剪子、布，谁输了谁干活儿。
住了几天后，我肯定地告诉大康和二康，半夜砸两家玻璃的一定是萧亦章。
哥俩问，根据是什么？ 我说：“我了解大院孩子现在都在干什么，也了解他们谁跟谁一伙以及他们各自的活动范围。你们两家住的地方这么偏，附近又没有可玩的地方，没有人对你们这一带感兴趣。你们刚被赶出来的时候，大院孩子还觉得新鲜，跑来看看。现在，住这么久了，没有人再来看了。”
“可是，”我接着说，“我在你们这里住了两天，发现只有萧亦章这孩子在你们这一带转悠，而且，就是专门窥视你们两家动静的那种眼神。我站在你家门口，狠狠地拿眼睛盯着他看，他显然有点慌乱，但很快就假装成没什么事情的样子，走掉了。”
“你这是推理，”他俩说，“你比他大，又狠狠盯着人家看，小孩子哪有不慌的？这不算人家砸玻璃、扎车带的证据。”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时说话都这样，顺口就是一条语录）我接着说，“别看萧亦章的爸爸是三八式（特指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没什么水平，属于进城后甩了小脚（指农村原妻），娶了城里大学生的那种工农干部。听说，文革前因为闹级别、闹待遇的问题，职务老是提不上去。你们想，你们两家孩子的爹，一个原来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人家能不恨吗？这种恨，能不在家里骂街的时候，让萧亦章听到吗？甚至，这种爹都能把仇恨直截了当地告诉孩子。”
听完我的分析，哥俩恍然大悟。随即又担心地说：“那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推理去找那孩子呀？再说，咱们根本不能去惹人家，惹了，又像你弟弟那样，被说成是阶级报复了。”
“我看没有必要找他了，毛保，他见我住在你们家，不会再来祸害你们了。”我很自信地说。因为我那时已开始到处出击，早成了恶名昭彰的小瘟神。
事实也是如此，我在二康哥俩的工棚里住了近一个星期，再也没见到那个小破孩，于是，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再后来，我因狠命为那场运动中冤死的人家报仇，进了大牢。等我被放出来后，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来了。
大康和二康跟我讲，自从我被抓以后，那个萧亦章在街上逮了一只流浪狗。半夜，这孩子在狗脖子上拴了个套，接着把狗吊在工棚对面的树上，然后拿刀，在狗根本没咽气的情况下，活活把狗皮给剥了下来。
“我们两家人晚上听到外面有奇怪的‘呜呜’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谁也没有出家门去看个究竟。”大康说，“第二天一大早开门，我们看见对面树上，吊着一只赤条条被剥了皮的狗。当时，小弟妹们都被吓坏了。我们哥俩赶紧把那只死狗从树上放下来给埋了。大家都明白，活剥狗皮的人是在恐吓和威胁我们这两家人。后来，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这事就是那个萧亦章干的。那时，我们哥俩就立刻服了你当初的判断。”
“我们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就能下手，做出这么残暴的事情来？”大康感慨地说。
“这孩子等着遭报应吧。”我肯定地说。
后来，我当了兵。一九七六年，回家探亲时，听说萧亦章酒后偷了一辆车，在去找自己女朋友的路上，撞在了路边一棵大树上。车被撞毁了，人也被撞得动了开颅手术，手术后成了傻子。
八十年代中期，我一个自小在那个大院长大的发小，在对越反击战中牺牲了。我从北京飞回了那个城市，赶到大院参加他的追悼会。
追悼会结束后，我在大院里看望熟悉的人家时，看见路上有一个歪着脖，走路一瘸一拐的脏汉，孩子们一见他过来就喊：“臭疯子！臭疯子！” 那脏汉向孩子们追去，没追几步，自己就“枯叉”一声摔在马路上。那帮孩子们也不跑远，继续笑着喊：“臭疯子！臭疯子！”那脏汉从地上爬起来，又去追小孩，接着又摔倒，小孩们又接着笑。
我心有不平，对陪伴我的朋友说：“这些孩子太没教养了，怎么能欺负一个疯子呢？”
那位朋友对我说：“你知道那个疯子是谁吗？”
“是谁呀？”
“就是那个活剥狗皮的萧亦章嘛。”
KAO，我彻底崩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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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5/7 21:36: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