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洛杉矶的中国女人》做“装修”
2009年6月2日,收到刘加蓉叫她在新疆帮她出书的朋友寄来的《洛杉矶的中国女人》。看着这印制精美的封面,我心里充满着欣慰,几年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2006年11月27日晚上,一阵电话铃响,妻子接过一听,惊讶地说从美国打来的国际长途,是要找“郑德鸿”。
我没有美国的朋友,这电话怎么竟然会打来?我接过电话,告诉对方我就是郑德鸿。对方说她叫刘加蓉,是一个四川知青,现旅居美国。因她在网上看到我的一篇文章,是按里面的电话号码打来的。她说也喜欢文学,写了一部小说《幸福鸟》,已经要在四川省的一家出版社开印了。她对我写的长篇知青小说《那里并不遥远》能成为经典著作很是钦佩,并说打算接着写一部反映华人在美国的小说《洛杉矶的中国女人》,但她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对语法实在是不懂,问我能否帮着把把关。
虽然我与她素不相识,但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且我一直对那些已成白纸黑字的文章小说里的谬误很是感冒,买来的书喜欢批改一通;又因都是知青,也是投缘,如今她虚心求教,实在不忍一口回绝;加上她对小说内容的构思,将要写出中国女人在美国的生活,很有卖点,我也就答应下来。
我告诉她,不管她怎么写,水平如何,只要把事情的经过写出来,我就可以帮她打理。就像盖房子,只要她把框架搭好,我来装修,我会打造出一部好看的小说。我又告诉她,几年前《北京人在纽约》曾引发一阵美国热,这部《洛杉矶的中国女人》说不定也会因此而引人嘱目。
加容很健谈,电话通了一个多小时,似乎还有许多话没说完,但毕竟她在美国是凌晨4点了,只好说改日再谈。
第二天,我打开电子邮箱,收到了她发来的《幸福鸟》片段。文字很稚嫩,看来她真是不太懂得语法。我当即对之做了修改,并发回去给她。晚上,她又来电话,一谈又是近一小时,
又过了一天,她又发来邮件:“你的动作太快了,画龙点睛太独到了,相见恨晚!希望第二本书《洛杉矶的中国女人们》能与你合作出彩。刚写片段暂定‘似水流年’。”’ 并把开始写的小说稿发来。我又当即改后发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写一段就发来,我改后发回,并对她语法上的错误作出剖析,改正里面的错别字,告诉她不同的事不能混在一起,怎么使用“的、地、得”,什么情况下应另起一行……
她也几乎天天来电话,一谈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谈小说,谈语法,谈家庭,可说是什么都谈。开始我对她如此长谈,还有点担心那电话费岂不是很费钱?她说不贵的,美国打到中国的长途电话费,早上7点前一分钟约是2角的人民币。虽然我知道美国的电话费比中国大陆便宜,但想不到竟会如此之低,比起国内,实在是便宜多了。
2007年的夏天,加蓉的《洛杉矶的中国女人》第一稿已经写到二十章了,但就在这时,她儿子由于贩毒案被捕。她儿子才19岁,正在大学读大二,而且联系到她之前的几次婚姻破裂,更让她感到生不如死,她的精神几乎崩溃。
对于她的遭遇,我是很同情的,一个单身女人,一个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工薪阶层,突遭这种变故,实在是难以承受。我只能尽量安慰她,事情竟然发生了,就要面对现实,该做的就做,天无绝人之路。
加蓉很快就回到现实里。打官司要请律师,要用一笔钱,而没有什么积蓄的她只能借钱,凑了一万多美元,并把房子抵押,把儿子保出来。到2008年1月,法院判了她儿子一年的监禁,到4月份才入狱。
2007年的11月,重新振作起来的加蓉,又开始写起小说来。在我不断的指导下,通过这一年多来的写作,她进步很快,越写越顺手,接连写了好几章。她回过头去看当初开始写的,觉得实在是太差了,打算重写。我告诉她,文章不怕改,越改会越好。于是,她没把第一稿写完,便在2008年1月开始重写第二稿,并接着把后面的几章也补完了。到了5月份,终于把第三十一章写出,算是完成了。而在这时,有家出版社打算出这部小说,不停地催着稿。
由于这部小说是记实体小说,故事也都是基本真实,她在二稿里把她儿子犯罪的事也写进去。为此,我告诉她,里面的人物原型一看就是刘加蓉本人,把儿子犯罪的事写进去,对将来儿子的未来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定稿时一定要把这些删除。但她告诉我,已把二稿发给出版社了,出版社对这一段贩毒案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卖点。而且她也不太接受我的意见,很不舍得删。
虽然二稿比起一稿来好了许多,但作为一部小说,还是很粗糙。我告诉她,还要作最后修改,这最后修改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些枝枝桠桠的要砍掉,一些太过稀疏的地方要补上。可不知为何,到8月,她只发来三稿的第一章,然后告诉我,说是有人要为她改了。对此,我也做罢,但愿那三稿能改得好点就是了。
2008年12月25日,新浪网的新浪读书/都市小说登载了《洛杉矶的中国女人》,但却自作主张,加上了每章的标题。2009年1月20日,《新民晚报》连载了《洛杉矶的中国女人》删节版。但令我大感意外的是,删节版改得面目全非。而这一次出书,新疆的人民出版社将这部小说又作了一些删改。
郑德鸿
2009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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