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对于领导来说，那是一个充满焦虑的难眠之夜。而对于“五一六”，那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也许是最长最难熬的一个夜晚。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如何熬过那个夜晚的。也许，他在回忆自己短短的却不幸的人生（据说他是被抱养的，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也许他在回忆着这段从天而降的灭顶之灾的前前后后，心中充满了痛苦仇恨和愤懑，也许他已经什么都不再思考，静静地等待着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黎明和日出——他谈判的要求被拒绝，而他绝不愿意背负反革命的罪名，他决心以死明志，以死抗争。或许，正因为决心已下，生路已绝，此时他反而心怀坦然，平静地等待着生命尽头的到来。也许，他还怀着一丝希望，希望能有贵人从天而降，带给他一线生机……
然而，从他提枪出逃的那一刻起，或者说从他说了那句倒霉的话被保卫干事听到之后，他的人生悲剧就已经注定。有人认为，他的思维方式太过于绝对，一根筋钻了牛角尖，如果他不钻牛角尖，不计较反革命的罪名，不提枪出逃，那是不会走到绝路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些看法，只想说那个时代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连很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含冤自尽，以死抗争，那么一个小小的知青“五一六”又有什么办法保全自己呢？当然他可以隐忍偷生，在枪口下屈辱地活下去，等到平反的那一天——那一天应当是很快就会来到了。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那么想，都能够背着反革命的罪名屈辱地活下去。也许是“五一六”性格决定了他不幸的命运——不是所有人都会隐忍偷生的。他的抉择，正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人权对生命的践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抉择正如老舍先生等人的抉择一样，是一种无奈的抗争。他宁愿死去而不愿背负反革命的罪名——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天亮了，当南疆山涧的雾岚散去之后， “五一六”人生的最后一天开始了。营部领导用广播呼吁“五一六”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当然，绝对不会有不将其打成反革命的承诺。对此，“五一六”只能报以沉默。9点左右，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各种武器一起开火，围剿“五一六”的战斗开始了。有人说是“五一六”先开的枪，我们无从考查，我们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无论如何，围剿的战斗是无可避免的，“五一六”开不开枪都是一样的，而他根本没有抢先开火的必要，因为那些把他打成反革命的领导以及毒打他的警卫排的人都不在他的视野里，他们躲藏得很好。营长一帮人躲在猪圈那里，“五一六”根本看不见。既然看不见这些人，他也就没必要开枪了。何况他还怀有最后一丝生的希望呢！
200多支步枪冲锋枪机枪一起开火，枪声响成一片，打得“五一六”所在的那间房子的屋顶瓦片横飞。有人是基于对反革命的无比仇恨，怀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诚而射出子弹的，也有人纯粹是为了过枪瘾而乱打一气的，也有不少人则是因同情“五一六”而朝对面的胶林猛烈开火的。
11点来钟，退伍战士袁成科，手持五零式冲锋枪抵近“五一六”所在房间的后门右侧，倚着门框向顶棚上扫射，一口气打完一梭子。他退回来换上弹夹，又将枪口伸进门框准备扫射，可是“五一六”的枪口早已对准了门口，没等袁成科反映过来，“五一六”一枪打中他的左颈，他登时翻倒在地。后边的人赶紧将他拖了回来。子弹打穿左腕射入左胸，从后背穿出，形成一个大洞。人们七手八脚将他拉出来，但已经无力回天，抬出胡同不久就咽了气。他死后留下了3个年幼的孩子，还好，农场把他们养到了18岁。
后来还有团里一位保卫干事从前门用手枪向“五一六”射击，结果被“五一六”如法炮制，一枪打在他的小臂上，据说子弹从两根骨头之间穿过，也有的说打断了骨头。最好笑的是另一个保卫干事从前门口往里扔手榴弹，回来发现腿上在流血，一摸屁股，疼得呲牙咧嘴，原来屁股上挨了一块弹片——自己扔的手榴弹竟然炸了自己的屁股。
下午4点左右，九连的重庆知青葛代华提着手榴弹到前门，劝“五一六”投降，说是不投降就扔手榴弹了。“五一六”说，大家都是知青，无冤无仇，何必相煎太急！并警告他说：“你娃再投，老子就不认人了。”可葛代华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了两颗手榴弹进去。投完手榴弹后，他撤到左面山包上的那挺机枪旁，抽出一支烟，跟旁边的人说：“手榴弹声音太响了！”话音才落，“五一六”的枪响了，正打中他人中穴，他头向后一仰，当即毙命。葛代华是个挺文静的孩子，喜欢书法，常来学校找我玩，死时他的一本《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还在我的手里，我还写上了“烈士遗物”，保存起来。后来搬家，连同另一本字帖不翼而飞。每念及此事，总有无限伤感。毕竟是一条年青而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命丧黄泉，殊为可惜可叹！
此后，没人再敢抵近射击或投掷手榴弹。农场曾经求助当地驻军请他们用火箭弹攻击，结果人家不予理睬。大概5点多钟，守在胡同口的机枪射手突然发现“五一六”一手提着步枪，从房间窗口里跳将出来，冲向对面伙房。他立即一顿猛烈扫射。但门口距伙房只是一步之遥，“五一六”一下子就窜进了伙房。不过那伙房的竹篱笆毕竟挡不住子弹，他还是被击中了腿部。他本来就已经受了伤，因为他所在的房顶早已经被打得稀巴烂，现在又被机枪射中，已经毫无反抗之力——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五一六”受伤的具体情况，再说伙房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每间伙房之间就是一层竹篱笆，他完全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一间跑到另一间。因此，人们无法肯定他躲藏在哪一间，于是也就不敢贸然攻击。可是天色渐晚，再拖下去到了天黑，那就很可能让他逃脱。经过研究，领导们决定每间房子派一两个人，从后窗口一起向伙房扫射。很快，民兵们进入各个房间，一声令下，冲锋枪一齐开火。硝烟过后，大家一起冲进各自对面的伙房。人们这才发现，“五一六”静静地坐在地上，背靠在灶台上，步枪枪托朝下，倚在左脚边；枪口指着下颚，子弹就从下颚打进了头部。他尸体已经僵硬，原来他早已开枪自尽多时了。后来子弹扫射的，只是一具冤死的尸体罢了。据说他全身是血，右手小指、无名指、中指不见了，右腿膝盖被击中，大腿、小腿错了位。还有人说由于尸体僵硬，五零式冲锋枪的子弹已经打不进肉里，露着半截在外边。
后来，“五一六”被袁成科的一个亲戚用绳子勒住脖子，用牛象拖柴火一样从胡同里拖了出来。记得，“五一六”左眼和同侧的天灵盖已经被子弹打飞，其状惨不忍睹！一个才十五六岁就被上山下乡运动从重庆抛到边疆的孩子，就这样成了那个时代的冤魂！他死后被用牛拖着埋在了九连附近的山沟里。有人说被大卸八块，埋在荒山沟里。后来，被他的知青朋友们埋在了另外的地方。尽管这样惨死，后来农场还召开了大会，贴出了河口法院的布告，宣布他是反革命，罪该万死。领导还特别强调他是被击毙，不准说是自杀。我当时愤愤不平地对弟兄们说：“他坐在地上，子弹从脖子下面打进去，不是自杀是什么？难道那子弹是导弹，还会拐弯不成！”然而，在那个一个连级干部就可以因为一句话就致人死地的年代，人们有理又能到哪里去讲呢？
“五一六”死时，才仅仅2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本来就是一场闹剧兼悲剧，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对于“五一六”来说，那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据说，80年代“五一六”的父亲到河口申诉，农场终于给“五一六”平了反。这让人感到一丝欣慰，“五一六”在天之灵终于可以摆脱“反革命”这样让人永世不得超生的罪名了！然而，袁成科和葛代华九泉之下又该怎么想呢？他们不是也牺牲得很有点冤枉吗？他们当时一起被追认为烈士，葬在河口烈士陵园。然而据说是上边没同意，还听说八营把围剿‘五一六’一事当成经验在师以上大会介绍时，有高一层的大官指出；动用了那么多人，用了那么多子弹还用了手榴弹才打死一个，自己还死了俩（而且所谓被击毙可能是自杀的）。这怎能叫经验?可能受这位高层的定调，两个无辜的牺牲者最后也没追认烈士。1980年农场通知家属，他们被从烈士墓迁回了农场墓地。生前他们3人同根相煎，同赴黄泉，如果真有阴间，死后他们能泉下相见，真不知道该是什么滋味！
一场悲剧，3条无辜的生命，其中两个是尚未成年就被上山下乡运动从山城重庆发配到河口的仅仅有小学文化水准的“知识青年”！在饱尝了边疆艰苦生活之后，他们竟然这样血洒农场，悲惨地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南疆的山林里。而2位英勇献身的朋友，却连烈士的名分也没有得到，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和愤怒！
很多年了，“五一六”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每想到此事常常会夜不能寐。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写出来，似乎我承担着一种义务和责任，似乎不写出来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可每次想动笔时，又常常不知该如何下笔。有人跟我说，写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呢？！写了又能怎样呢？于是我常常感到很悲哀，为“五一六”的惨死感到悲哀，更为人们的麻木感到悲哀！在那个时代，人就如同一只小小的蚂蚁，可以任人践踏杀戮。这使人常常想起“蚁民”这两个字眼来。同时，“愚民”这两个字眼也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人感到无尽的悲哀！他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难道我们还不能说上几句吗？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者难道不应该写下自己的证言吗？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些人嚷嚷着要让后人去评价文化革命，评价上山下乡，我们自己经历了那段历史，见证了那段历史，为什么不能写出我们自己的评价和见解呢？你们当年文革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何如今成了哑巴？恐怕这些人心里有点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吧？
不过，到底还有当年的战友们记得这些悲剧，并督促我把这些悲惨的往事写出来。于是我终于提起了笔，鼓足勇气写出了这些文字。老实说，写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悲伤愤怒始终伴随着、冲击着我的思绪。不过，我终于在“五一六”逝世33年之际写完了这个悲惨的故事，放下了压在自己心中33年的那块沉重的石头，摆脱了那种让我悲愤不已的梦魇。
愿3位战友的灵魂在九泉之下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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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6/27 20:41:0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