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 青 魂 ——姜家麟
文化革命那个荒唐的时代似乎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十分遥远了；那些血腥的岁月留下的血的痕迹，也已经被时间冲淡，淡得几乎象天空一样透明了；北京站那些哭天抢地送别知青的惨景，也已经淹没在灯红酒绿之中，无声无息了。社会和人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竭力地把那些苦难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让它们尘封在历史的档案里，消逝在岁月的长河里……曾经遭受过凌辱迫害摧残的人们不愿回忆那屈辱的往事，不愿揭开痛苦的伤疤；而那些曾经凌辱迫害摧残杀害过别人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则把自己犯下的罪恶(或许还有他们的忏悔)深藏在心底，等待岁月的流逝把他们冲洗干净。
就连人们的记忆也总是过滤着那些痛苦的往事，总是把悲伤淘汰出局，让欢乐浮上心头，把悲惨世界幻化为人间天堂，如同大浪淘沙一样，把沙子淘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汪清水让人清凉陶醉。就象许多知青回忆起下乡的往事，想起的、谈起的尽是温馨和欢乐：无怨无悔者有之，光荣辉煌者有之，流金岁月者有之，骄傲自豪者有之——我不能否定他们的回忆，因为很多人都拥有一份那个年代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而珍贵的回忆。然而，这种美好而珍贵的回忆却掩盖不了那个年代的荒唐与血腥，抹不去它留在我们心中的阴影，遮不住历史画卷里那血迹斑斑的一张张一页页……
老朋友不愿谈起痛苦的往事，也劝我多想些快乐的幸福的浪漫的事，可我却不能，我忘不了死去的知青战友，他们孤独地长眠在云南边陲的山沟里。他们中有为爱情投河的重庆女孩，有因抑郁绝望而开枪自尽的北京知青，有因车祸牺牲的昆明知青，有在自卫反击战中给部队带路而被前线部队误杀的重庆男孩，更有因为一句平常话而被打成反革命最后被迫开枪自尽的绰号为“五一六”的重庆知青游登柱，还有在围杀“五一六”中被“五一六”不得已而击毙的重庆知青葛代华——他是个书法爱好者，跟我是不错的朋友。而“五一六”则被另一位抵近射击而被“五一六”不得已而击毙的退伍军人袁成科的亲属用绳索套住脖子，用牛把他的尸体像拉柴火一样拉到荒山沟里，埋在胶林下的树林里，连脚都裸露着。他是开枪自尽的，而法院的布告说是被击毙的，不准说是自杀的——子弹从下鄂穿过头颅，左眼及左半天灵盖已经被打飞。
他被打成反革命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说了一句“毛主席死了，没有人管咱们知青了”，而保卫干事***则说他说的是“毛主席死了，没有人管得了咱们知青了”。于是把他抓起来刑讯逼供，营部警卫排的人心狠手毒，把他反绑着吊起来毒打。他拒不承认自己说过，“没有人管得了咱们知青了”那句话，所有在场知青都做证他没说过那句话，然而领导一口咬定他说的就是那句话，认定他是反革命分子，收押在场部监督劳动改造。
于是，“五一六”绝望了，面对一群安慰他的知青，他含着眼泪沮丧地说：“他们非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我这辈子注定是完了！”后来他趁去卫生所看病的机会偷偷跑回了连队——他们连是武装连，每人都有枪支：半自动步枪或冲锋枪，他提了自己的半自动，压了10发子弹，抓了一把面条，跑到了山上。据说他想回他的老连队三连，但很快就被发现，营部立即调集所有民兵上山围捕，封锁了所有路口，把他围堵在边境线上。
连队离边境线只有两三公里，那是一条界河——八字河，窄的地方不到10米宽，很容易游过去。然而，他不愿过去，也不能过去；因为过去就意味着叛国投敌——那就真成了反革命，万劫不复。我们不知道他提着步枪，面对着清清的八字河想了些什么，他一定是百感交集，悲愤交加，惆怅迷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决不能跨过国界一步。跨过国界就是死路一条，而回到连队则还可能有生的希望，还可能有回旋的余地。
茂密的原始森林，要躲起个把人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草丛树木岩石洞穴，为他提供了绝好的藏身之地。他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谨防自己被人们发现。他隐藏得很好，搜捕的队伍就从他附近走过，而他却安然无恙。他屏住呼吸，紧紧地握住步枪，右手食指扣在扳机上，枪口随着搜捕的人们。他从准星的缺口里看见了一个个熟悉的身影，自己的知青战友——重庆的、北京的、上海的，还有那些老工人和他们的子女们，他们提着半自动枪或冲锋枪在小心翼翼地搜索着“五一六”的痕迹。忽然，他的视野里出现了营长的女儿的身影，他瞄准了她，扣住扳机的食指紧张了起来.他枪法极好，据说立姿无依托百米可以打十环。如果要打，可以一枪毙命。可是他没开枪，他不愿杀害无辜，尽管她父亲对他成为反革命有责任，可她不是迫害他的凶手。再说，他一心希望自己能昭雪平反，摘掉反革命的帽子。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开枪的，因为枪一响，他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躲着藏着，在山林里躲避着民兵的搜索。
天上下起了雨，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面条也成了面团，不敢生火，害怕暴露，只能生吞面团充饥。后来又不慎踩到了马蜂窝，被蜇得到处是伤，一条腿肿得简直不能走路。他绝望了，只好抱着一丝侥幸，半夜时分一拐一拐地悄悄地潜回了连队，回到自己的宿舍。同住的重庆知青们又惊又喜，赶紧找卫生员要来止痛药，可是他不敢吃，唯恐是安眠药，吃了一旦睡着了便被活捉。弟兄们煮了面条给他，他实在饿坏了，顾不得有无安眠药，一通狼吞虎咽。他一只手夹面，另一只手却扣着半自动的扳机，唯恐别人趁他吃饭时对他下手。其实大家对他都很同情，没有害他的意思，不过他的警惕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在生死关头，不得不防。吃完了，他紧握着半自动，跟大家讲起了在山上的经历，讲了他看见营长女儿的事，讲了自己的打算。他说，只要不把他打成反革命，他就放下武器。他让战友们转告连队和营部领导，他要和他们谈判。如果他们怕死，可以隔着墙在隔壁房间跟他谈判。这时候，消息已经传遍连队，营部领导也已经赶到九连，把九连围得铁桶一般。可是那些领导也许是胆小鬼，也许是不敢承担责任，谁也不敢出头露面。弟兄们劝他放下武器，认为他即使被打成反革命也不至于判死罪。可是“五一六”已经彻底绝望了，反革命的罪名是他绝不能接受的，他决心抵抗到底。于是，他让大家离开房间，自己留在屋里，决心以死抗争。大家很难过，明知道这就是生离死别，可是无可奈何，只好含泪离开了房间，留下了“五一六”一个人。他把所有的被褥都搬上了顶棚，用水浇湿，当作掩体。自己躲在上面，准备抵抗到底。
08年知青聚会，一个老知青问我是否有“五一六”要求谈判一事，还问如果能够谈判，是否可以免除那场死亡3人的灾难。“五一六”要求谈判一事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真的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即使是使用诱骗让他放下武器，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保住3个人的性命。因为即使到了那个地步，“五一六”也没有犯下死罪，也就是说罪不至死，而另外2个所谓烈士也就可以避免无谓的牺牲了。而所谓反革命的“事实”本来就是捏造的。后来才听说，保卫干事***在连队当指导员时就想方设法挖空心思搜罗知青的各种“罪状”，连知青的揩屁股纸他都要弄去看个究竟，甚至会趴窗子偷听知青吹牛聊天。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手制造了“五一六”的冤案。而当时的八营的领导，对“五一六”的死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他们稍微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至于造成这个冤案。当然，在那个没有法治的时代，在那个是个领导就可以草菅人命的时代，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出现这种事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谈，现在还是回到“五一六”事件的现场来。
要了解那天的整个过程，首先还必须说一下当时的地形。“五一六”所住的房子是九连自建的红色砖瓦房，三面都被林地的梯田拥抱着，房后紧靠着山坡是一排竹篱笆盖的各家的伙房，伙房与住房之间有条窄窄的通道，像一条小胡同。民兵包围房子之后，在房子左面的山包架了一挺机枪，斜对着“五一六”所在的房子的屋顶，另一挺在“胡同”左边尽头处，正对着“胡同”，以防“五一六”窜进伙房。后面的山坡林地里布满了民兵，步枪冲锋枪机枪密密麻麻，严阵以待。房子前面是一个操场，操场前是一条小河沟，河沟紧贴着通往营部和边境的农场的公路，越过公路就是九连的连部，紧靠着林地。也就是说，这排房子就处在两山夹一水的夹皮沟里。在房子的南边紧靠着河沟有一个猪圈，当时的营长等人就提着枪在那里督战。总之，那排房子被包围得如同铁桶一般，“五一六”是在劫难逃了。
（文章长，分两次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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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6/19 22:51:00 [显示全部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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