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四十年感怀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四十年前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潮中,既没有上山也没有下乡, 而是在全国八大军区的建制里, 沿着祖国的边海防围成了一圈. 当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军委的的请示报告里对这些兵团的成立做了屯垦戍边的批示.

四十年风云变幻, 我们这一代兵团人冷眼看世界, 追今抚昔,无不感叹共和国曾在1968-69年与两大强权进行的斗智斗勇惊天地泣鬼神的坚决斗争是多么意义深远. 这一代最为引以自豪的是我们亲自参加了保卫新中国的斗争,那段历史的秘辛很多在今天已无人知晓, 但是随着卷入了当年那场以原子战争对峙的中外各国档案的解秘. 历史的原貌渐渐浮出水面. 正如很多关心兵团的战友所说，兵团组建的原因以及兵团的性质和任务是众说纷纭的，必须经过艰苦的探索和论证才可能揭开秘底。

于我而言，在开始写作时的想法非常简单，从直觉中感到我们中很多被冠以“被淘汰的一代”的下岗，失业的战友曾经对祖国是有巨大贡献的! 这些贡献不仅仅是在内蒙自治区成立50周年报刊上所说的兵团在工农业上对内蒙所做的贡献，而最被后来的影视报刊所忽略的正是1969年三北兵团广大兵团战士在强敌压境和核威胁下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

196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十几万人离开城市西出边关在千里边境线上组成了那一道血肉长城? 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无声无息灰头土脸的返回家园? 从以往披露出来的史实和最近成立的黑龙江兵团网前兵团现役军人所批露出来的相关中央文件以及当年外电对兵团的评判可以得出一个论断: 全国兵团组建目的是应对美苏夹击而紧急组建的战略预备队，兵团所处位置并不是完全为了农业生产而挑选的，就是为了打仗。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不征召正规军? 答案是69年军备已大大增加了，再扩军不论是国内的经济压力或对国外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允许，适逢由红卫兵自发的上山下乡刚刚开始，因文革造成的应届毕业生需要分配，而原子战争的威胁迫使党政军中枢和城市人口知识精英大疏散，文革中积压在城里的几届学生不就是首选的舒散对象和准兵源吗? 你可以猜测这是一石三鸟的谋略，但说成是迫害知青的政治阴谋就太情绪化了，如果有人是冷静的在上纲上线那就有别有用心之嫌了!

总之，共和国应该记住我们这些“被淘汰的一代”，如果没有全国450万兵团部队沿着祖国疆土部署成一圈防线配合正规军对侵略者构成强大的威摄力从而吓退了敌人，那被淘汰的可能就是整个中华民族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关键时刻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演出了一场联美抗苏的“三国演义”大戏，从而瓦解了美苏钳制中国的同盟，兵团在完成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历史史命后全身而退，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很多中美苏三方暗斗的史料让人触目惊心，我将新补上来的资料贴在备忘录中。我的资料重在给兵团定性，重要的是要重事实找根据，不断的探索这段历史的真实含意。

最后一点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这一代并不比我们的先人更倒霉，或许我们更走运，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管怎样说我们不是孬种，我们不比古人做的差!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渡阴山。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全兵团.jpg：

待续

回莫班:

当年我们在一起与共和国同在.

本楼是与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定性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方向那一楼相配合.

中蒙边界距北京540公里, 摩托化兵团如无阻挡按每小时50公里的前进速度计算, 11小时就可到达北京.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540公里.jpg：

什么是兵团成立的大背景呢? 首先是越南战争的爆发.

1964 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 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行动指的是他的一个多年宿愿——骑马沿黄河考察，既有浪漫的诗情驱动，又有现实的经济目的，可惜就此中断。

对于越战本身，美国讲明了是为了维护民主自由，必须遏制中國共產主义对东南亚的扩张，一旦失掉越南，将引起骨牌效应，波及其它东南亚各国。对中國而言，越南是中國的南大门，攸关国家的安全，岂能置于美国势力范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中國为了保障东北的国防安全而抗美援朝，现在基于同一考虑，不惜以任何代价，抗美援越，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

　　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三线”，成为当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新名词，向各个方面部署和宣讲。

　　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将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专门报告退回给罗瑞卿、杨成武，批示说：“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他还关切地问道：“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说：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

　　(一)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

　　(二)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

　　(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

　　(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

　　(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将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参加专案小组的各个部门负责人负责相应的工业、国防、农业、教育、铁道、城市等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纳入明年计划和“三五” 计划。报告还建议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周恩来任主席，谢富治任秘书长，日常工作由公安部负责。同时，恢复北京地下铁道建设筹备处，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并考虑上海、沈阳两市地下铁道的建设，通由铁道部负责。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过多种文件，但从时间和内容看，这份报告可以说是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首先，报告确立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

　　其次，报告制定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

　　最后，报告提出了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

　　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一)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楼堂馆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

　　(二)三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

　　(三)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四)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以上这些指示表现出，中央书记处已经彻底放弃了6月试图将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的最后努力，不遗余力、急如星火地把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了。

　　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9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在1965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133.9亿元中(中央投资89.7亿元，地方投资44.29亿元)，三线建设占42亿元，约三分之一；初步安排的690 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不到三分之一。但在实际中按照这个安排，包括生产建设各个方面在内，木材不足150亿立方米，水泥不足80万吨，设备中的短线产品缺口也很大，在尽量安排国防和三线建设需要后，则难以照顾其他方面的需要。

　　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

国务院知青办顾老透露了一段毛泽东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与战备结合的指示:

当时为什么叫上山下乡呢?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背景.64年或65年谭震林根据总理的指示,那时毛主席已经提出来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建设三线.所以这样的话就动员城市人口特别是知青去占领山头.那个时候叫的很响,国务院也有文件,就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去占领山头去.占领山头的意思呢就是将来防止特务.毛主席提出来建设三线嘛,备战备荒为人民,所以这个知青工作呢正好和这个结合起来,要占领山头.所以在64年65年就开始提出来去占领山头去,那时候还叫下乡上山,不叫上山下乡.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我也找到了相关的毛泽东的原话:

"1965年开始，根据毛泽东主席加强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知青安置工作中，突出上山。毛泽东主席说:"要防止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1964年我国的原子弹一爆炸，赫鲁晓夫一下台，中国就特别引起世界注目了。我国有那么多山，丢个万把特务下来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占领山头。谁去呢？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去，像江西办垦殖场那样，把山头通通占领。福建、浙江、江西和苏南、皖南以及河南、湖北、四川的山头，都得占领，这叫第三线，我们要加强这个三线。"

同时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中也透露出了大专院校战备疏散的初步构想:

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这在1969年都应验了!毛泽东说:所以我们要占领山头。谁去呢？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去，像江西办垦殖场那样，把山头通通占领。这段话中的江西垦殖场就是文革中成立的江西农建师.

以下是引用槐乡在2009-7-5 14:49:00的发言：
图文并茂，介绍的好详细。

回槐班:

这楼的资料有些在<研究与探索>发表过了,现在重新整理依新题目再发.

上节中有一段毛泽东的话:"要防止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1964年我国的原子弹一爆炸，赫鲁晓夫一下台，中国就特别引起世界注目了。"

粗看上去这段话不难理解, 但是当我们知道内情后就不由得感叹了. 四十年后, 当我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网站上看到了一则寓意深长的报道后深受震动! "社科院报告披露40年前我国调整经济发展计划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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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报告披露40年前我国调整经济发展计划原因(05/30)

一部最新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研究专著透露，美国在中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前夕曾秘密酝酿突袭中国核基地，这迫使毛泽东等最高领导层紧急调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转移到易守难攻的西部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３０日在北京发布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这部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编的当代经济史首次向公众披露了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重大转变的重要原因。“三五”计划是指导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工作的国家计划。

    由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要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提出要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然而，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使毛泽东改变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　

    １９６０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存在，评估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在１９６１年底接近完工，在１９６２年提供钚。美国判断中国将在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在１９６４年制定了突然袭击中国核基地的计划。

    根据美方已解密的绝密档案，美国国务院曾建议对中国核基地采用“公开的非核空中打击”。一份由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乔治·拉特延斯署名的绝密文件称：“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５日，美国最高决策层形成了最终看法：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进行。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尽管美国突袭中国核设施最终没有发生，但中共中央已决定要战略转移全国的经济力量。

    ６０年代初期，中国１４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６０％的民用机械工业、５０％的化学工业和５２％的国防工业。全国１４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和２０个人口５０万至１００万的中心城市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

    “三五”计划调整后，发展重点放在了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计划确定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部署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中央甚至考虑开工修建对输送战略物资具有重要意义的青藏铁路。

    经济学家指出，因国际形势而发生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也产生了积极意义——“三五”计划实际上第一次吹响了开发西部的号角，如果不是当年的三线建设，现在西部发展的基础条件将更为薄弱。

以下是引用内蒙五原在2009-7-5 17:36:00的发言：
真诚欢迎无声的到来。

知青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着辉煌壮丽的人生，成为中国历史上颇有特色的“农垦人”之一。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浇灌”出一块块良田。在他们眼里，“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谢版主欢迎! 从神州夜话就想起了五星夜话,很惬意的一方天地. 又想起在蒙古高原时入夜后看到苍穹低垂,好象伸手就能摘下北斗和启明.与天公对话也有另一番情趣!

接着写:

我们已看到了由越战而起的中国南方的战争威胁, 中央在64年就被迫改变了第四个五年计划, 大建三线并准备疏散城市人口和重要部门. 我们现在知道了在60年代早期中国研究原子弹的过程中美国一直在计划攻击中国新疆的原子弹基地和包头的核研所和下属工厂.

60 年代不但对新中国来说是非常险恶的, 就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四面临敌. 进入现代社会, 通往外部世界的蒙古高原和丝绸之路已被当代海陆空立体的军事通道所取代, 热核时代的军事能力早已超越了冷兵器时代的所有想象, 中国军队变相参加越战, 中印边境和中苏边境之战, 还有日本,南韩,东盟的敌对状态和台湾的反攻大陆, 造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空前的孤立, 世界最强大的势力把中国围成铁桶一般. 几十年西方经济的封锁, 还有中苏翻脸造成的苏联东欧集团断绝与中国的经济技术的来往, 这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变为共同对中国的围困!

宛如跨越时空的南柯一梦, 中国人发现马其顿的亚力山大远征军, 匈奴的塞上大军,成吉思汗的草原铁骑, 金兀术的战车队, 多尔衮的八旗军, 海上的倭寇, 荷兰的海盗船, 还有八国联军统统合流, 从四面八方围剿中原(游牧民族还是中国少数民族, 不算外国军队,在此只是比喻) ! 60年代中国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 而这次中国头上悬舞的不是达摩克利斯剑.而是原子弹!

下面请看一组资料:

备忘录
标题：备忘录内容：(将不断充实，还有很多资料待上传)

1949 年3月
钱三强向中共中央建议通过法国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杨承宗代购研究原子能的书籍和器材.

1951年春夏之交
新中国在巴黎的代表李风白找到杨承宗，告诉他说组织带了5000美元来，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同位素, 书籍、仪器、药品。其中一种先进的计数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杨承宗在居里实验室遇到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先生。他就跟白朗先生说，我想买一台100进位的计数器.白朗先生还没有答复，居里夫人就在旁边说：他们要在医疗方面研究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买点儿同位素，你看嘛，用在医疗方面，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白朗先生说行啊，拿起笔就签了字。居里夫人命她的助教布歇士带领杨承宗和所购物品顺利出海关,

约里奥·居里先生委托杨承宗告诉钱三强转告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就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

1953年
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建议，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

1955年1月
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1956年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1958年
台湾海峡发生第二次危机，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开始建造核武器研制设施。美国在台湾部署核武器进一步使毛泽东认识到其决策的正确性。 1958年，中国建立了北京核武器研究院，并着手建设包头核燃料合成厂和兰州气体扩散厂，分别生产铀和浓缩铀。

1959年6月
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协定，不仅停止援建工作，而且没有向中国的核设施发送一件关键部件，只是向中国展示了一件原子弹“样品”。现在中国人一切都得靠自己了。美国情报机构知道中国正在实施核武器战略，并给予高度关注，但对中国的核计划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1960年2月
中国在酒泉动工兴建生产反应堆。中国的核研究设施只用数字编码，如酒泉的研究所被称为404厂。1960年底，中国开始在大西北罗布泊开辟核试验场。

1961年

肯尼迪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六十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的核计划，美国情报也在尽力改进侦察手段。其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飞机，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另一项侦察手段，是使用间谍卫星。从 1961年起，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进行代号为“科罗纳”（CORONA）的卫星侦察计划。这种间谍卫星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的胶片，从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数量的照片。1961年12月，科罗纳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尽管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1962年4月，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人员认为，按照最快的时间表，中国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

1961年2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姆致信首相麦克米伦，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天要动用武力收复香港了，英国政府可以采用常规武器或实施核打击来解决，但显然动用核武器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一建议得到麦克米伦的赞同.

1961年3月
英国政府内的主要负责官员已经对核打击中国的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蒙巴顿受命与费尔特在夏威夷举行秘密接洽。在会晤中，蒙巴顿表示英国无法依靠常规武器保住香港，“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是保住远东桥头堡的不二选择！”　英国国防大臣威金逊建议首相麦克米伦，让英军参谋总长蒙巴顿勋爵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秘密会谈，并向美国许诺，如果美国在核战中打击中国，那么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将配合美军行动。蒙巴顿希望美英能够在此问题上共同行动。费尔特则表示，如果中国强行收复香港，美国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此后，英美两国官员又多次在访问香港的美国航母上秘密会谈，敲定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细节问题。

1961年6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称，中国“获得核能力将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态势，特别是在亚洲，产生重要影响”。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提出，一个有核能力的中国将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远远大于军事影响。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有助于创造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浪潮”的感觉，因此中国将能收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红利”。亚洲人将提升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估计，从而对这些国家产生更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国家将更多地包容中国，放松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一个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及干预该地区事务的能力。1961年初，中情局分析人员认为，如果中国或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可能会步其后尘”，造成核扩散。此外，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的增加，将增加非理性和孤注一掷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1961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一个有效消除中国原子弹造成心理影响的办法，就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因为当时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已经接近爆炸试验。这时，麦吉一点都没有顾虑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会给亚洲带来的不稳定，而只是想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麦吉希望亚洲有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共抗衡。麦吉的方案在国务院获得不同的支持。副国务卿鲍尔斯支持这一建议，但却遭到国务卿腊斯克的否决。腊斯克称，如果美国唆使核扩散，将会“使我们走上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我看不到这条路的尽头。”

1962年
英国首次将“红胡子”战术原子弹运往丁加机场，原子弹轰炸机也开始进驻该机场。紧接着，英军在丁加基地进行了频繁的模拟原子弹投掷训练。在整个六十年代，英国的核轰炸机不断在这一地区进行核攻击演习。为了扩大打击范围，英国还在马来西亚的巴特沃思机场和肯尼亚的一处军事基地修建了特别设施储存核武器。此外，英国还轮番派遣携带有核弹的航母到东南亚海域巡逻，并一度计划将装备有“北极星”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部署到东南亚地区.英国公开宣称，将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储存核武器。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就连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也表示坚决反对。此后，英国对中国的核战计划不得不在更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准备。后来，英国虽然在新加坡的丁加基地部署了核武器，但却一直瞒着新加坡政府，就连一向亲英的马来西亚首相拉赫曼都不知情。不过，由于忌惮东南亚国家的反对，英国在丁加基地最多时也只部署了6架原子弹轰炸机。这个数量的轰炸机显然无法突破中国严密的防空网，更别提完成轰炸任务了。

1962年
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
　　
1962年4月
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人员认为，按照最快的时间表，中国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

1962年5月
台湾的U-2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但美国情报人员仍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钚的反应堆.

1963年1月10日
美国总统肯尼迪与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对话时说，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颠覆世界政治，而这是不能容忍的。肯尼迪认为，“我们应当采取某种行动，除非中国人同意停止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努力。”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高级政策官员正在考虑如何除掉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希望能获得赫鲁晓夫的支持。

在1963年1月22日
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因为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会后无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1963年4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一起干。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韩国进攻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在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是不现实的。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

1963年5月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向苏方发出试探。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他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多边核力量” 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

1963年6月
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的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

1963年7月
中苏两党会谈失败，双方关於意识形态的争论从党内转为党外，从半公开走向全面大论战，其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发表的着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1963年7月
苏蒙签订「关於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

1963年7月14日
哈里曼刚抵达莫斯科，就收到了肯尼迪的指示。肯尼迪命令他向赫鲁晓夫强调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摸清赫鲁晓夫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发展和是否愿意采取行动”上的想法。赫鲁晓夫不愿意与美国特使探讨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刚刚在莫斯科结束了一轮尖锐的意识形态争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哈里曼在莫斯科谈判禁试条约。一些苏联领导人对与中国的争论感到沮丧，赫鲁晓夫可能发现讨论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对的行动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1963年7月31日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秘密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个常规打击的紧急计划，旨在“严重影响和迟滞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这一命令可能得到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

使美国决策层开始考虑公开反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肯尼迪已经命令国防部高级官员研究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8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仍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成为羽毛丰满的核武器国家，我们愿采取一些措施，以减轻这一威胁”。在这一天之前，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秘密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个常规打击的紧急计划，旨在“严重影响和迟滞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这一命令可能得到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

1963年9月
蒋经国访美。蒋经国造访了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又会见了邦迪，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

1963年9月11日
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 “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象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根据谈话记录，蒋经国当时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鉴于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肯尼迪告诉蒋经国：“不管采取什么行动，它都要适合实际情况。”

1963年9月中旬
蒋经国会晤中情局局长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小组，来研究派遣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双方约定，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两方面最高层的批准。但至今有关这个计划小组的工作情况，还未被透露出来。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这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就是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所完成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的巨大威胁。

1964年初
美国从秘密渠道得知，中国在1964年将肯定爆炸原子弹。前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艾伦?怀廷回忆说，他是从一份关于周恩来访问马里的情报中了解到，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当时，周恩来告诉马里总理莫贝多?基塔，中国将在10月进行核试验。

1964年
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在会见一位历史学家时就透露，肯尼迪曾经考虑采取一项危险行动，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遵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时，肯尼迪甚至试图放弃他正在推行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来换取苏联在必要时同美国的合作，以打击中国。福斯特的这个谈话记录，一直保存在肯尼迪图书馆，直到1994年才解密。最早用档案材料说明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试图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人，是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他在1988年撰写的题为《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一文中，首次披露了这个秘密。

1964年4月中旬
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报告题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这篇报告当时被列为“绝密”。它至今还未被解密。人们只是从国务院所编《外交关系》中知道了它的结论。
约翰逊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方式：A、由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B、由国民党空袭；C、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D、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约翰逊认为，由美国实施空中打击，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飞行，才能完全摧毁目标。而在大陆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的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因为你根本就雇不到这样的人。国民党事际上也无能力单独实施空中打击。约翰逊还总结了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弊端：首先，情报的出入太大，以致华盛顿根本不能精确地锁定所有目标；其次，实施打击只是延缓了时间。最长也就是4到 5年，北京又会再次启动它们的核计划。第三，中国会对台湾或美国在东亚的基地进行报复。最后，一个师出无名的军事打击会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约翰逊提到，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要赢得世界舆论对美国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围订立防止核扩散和对核材料生产进行的核查协议。一旦这类协议进入到谈判中，中国再公开无视它，就给了打击它的口实。然而约翰逊相信，当这类协议能够进入谈判时，中国大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象法国那样，成为一个“现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的。此外，约翰逊还认为，要苏联默认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绝对不可能的”。约翰逊认为，只有在对侵略做出反应时，世界舆论才会接受军事打击行动。比如说，中国如果以支持者的面目出现，在老挝或越南进行干预，造成一场有限战争的时候，军事打击就会被舆论所支持。此外，还有一种非公开的打击方案。这就是由国民党来干。但约翰逊指出，即使可以相信国民党的破坏小组有能力分别搞掉包头和酒泉的核设施，但由于他们几乎不能同时在两处得手，因此必会遭到中共的报复。而中共对台湾的打击，会把美国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的说，约翰逊的看法是，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失败；它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变得难以捉摸。这些结论，同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想法是大异其曲的.

5月15日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认为首先必须扭转当时中国决策层只注重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的倾向。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会议期间他则进一步扭转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要目标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而且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的思路。

5月27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赫鲁晓夫反华的大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当时三五计划中最主要的新建项目钢铁厂的厂址，最初定在甘肃的酒泉。对此，毛泽东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可以直接开进来，故而予以否决. 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也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

5-6月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确定搞三线建设的方针.

主题：兵团四十年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