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召开年会时,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电影《鄂尔多斯风暴》编剧、著名蒙古族近代革命史学者云照光先生就说过,成吉思汗逝世时正值暑
天,为保护遗体,不会用三个月或半年时间,靠神驼穿越大漠戈壁转运遗体,只会在距六盘山和黄河河套较近的鄂尔多斯风水宝地安葬。写于1939年、现存于美
国亚洲研究中心的《伊克昭盟志》第一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元代将领突拔都随征记内容,证明了云照光先生的观点。这本1935年掘自鄂尔多斯地区达拉特旗地
下、藏在铁质小柜中的残缺蒙文纸书译成汉文,说“大汗出征突薨,因大汗××、×××
(字迹残破,以×相代,下同)议举天葬。……丞相奉汗衣冠宝剑,薰沐置七宝箱内(原按:即当今之银棺),使神驼载运,拟葬××××。行大漠四十七日……,
又行××日至平漠洼地,驼立不行,臣民以主喜悦,为营葬于洼地高原(原按:当系今伊金霍洛),设戍守护,……四出觅宝剑,至百里外草地上寻获,就其地为置
宝库(原按:即今内蒙古之苏勒定霍洛),四时享祭”(见纳古单夫“《伊克昭盟志》的成书与收藏”,1985年《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内部资料]第六册
第382页)。当时任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的奇忠义先生对笔者说,《伊克昭盟志》1942年曾铅印过300册,但在国内各图书馆均未找到藏书。
后来请蒙古族旅美学者官布扎卜先生从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搞到该书的影印件寄回国内,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资5000元人民币托人购得。
据《内蒙古地方志》副主编姚思泰先生在贺兰山下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调研,当地老年人讲,直至上个世纪,牧区老人去世,马、驼拉上,信步由缰,遗体滑落的地方和骆驼止步的地方,就是“久安之地”。此乃蒙古族的古老丧葬习俗。
现
在分析,成吉思汗及其后辈元代历朝帝王陵墓几百年来神秘莫测,是因为一些研究者陷入了比照汉族、满族帝王必须“入土为安”的土葬误区,古往今来的蒙古文史
籍不土葬的记载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如出自黄金家族之手的蒙古文典籍《蒙古源流》(卷四)就记载着成吉思汗所以“不能请出金身,遂造永安之陵寝,并建天下
奉戴之八白室”的理由,是因为蒙古族信仰升天为敬,不是入土为安。“研究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的《蒙古秘史》第268节就写着“猪八年
(丁亥,1227年),成吉思汗升天”(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5页)。而《蒙古源流》(卷四)
说,当时“葬主之金身于阿勒台山阴,肯岱山阳,也客斡特克之地”(见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蒙古族专家指出,“阿勒台山阴”即有泉水的山北,《阿拉善左旗志》称“河套之西乃贺兰山阴地,当地人谓‘阿拉善’”,“沿山有较大水泉
61眼”(见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94页、第3页)。“肯岱山阳”即今横岱塔拉山岗,又名阿尔巴斯山区,在鄂托克旗北、乌海市南;“也客斡特
克”即大鄂托克旗一带,都在内蒙古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境内。连当时参与“大葬”的扶灵驭手吉鲁特巴特尔所在的部落“苏尼特”,现在也在内蒙古,至今有苏尼
特左旗、苏尼特右旗的地名。当时吉鲁特巴特尔的祷词中就有“超生”、“升天”一类的词语:“既弃汝普国之大众,乃超生返往上界乎!”(《蒙古流源·卷四》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2003年7月,笔者与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朝鲁先生一起考察过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的“苏里格敖包”。敖包前矗立着高大的金属铸的成吉思汗坐骑雕塑,石碑上用蒙汉文写着:“为纪
念成吉思汗征战西夏途中祭奠军旗———苏勒德的祥瑞之地而修建的敖包。”“据史籍记载,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进攻西夏,从漠北蒙古大本营率军南
下,进入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地区,与西夏军隔黄河对峙,制定了灭西夏的军事大计。1227年成吉思汗行军至苏里格地区时,
西夏已被蒙古大军团团包围,总攻时机已成熟,进行决战誓师,取得了胜利。为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元朝帝国奠定了基础。为纪念这一祥瑞之地,在祭奠军旗
的地方修建蒙古敖包,至今祭祀不断,代代相传。”落款是“鄂托克旗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我们由此判定,“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地区”就是成吉思汗“制定灭西
夏的军事大计”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和大军出发地。
令人高兴的是,内蒙古
考古研究者找到了成吉思汗病逝后“升天为敬”的最新考古证据。元代蒙古族的丧葬(天葬)习俗和成吉思汗及后妃、四子受祭的历史场景,均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阿尔巴斯地区元代的“百眼窑石窟”(又名“阿尔寨石窟”)的壁画中,得到了艺术的保留和近似真实的记载。
据
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夫妇和鄂托克旗文物所所长巴图吉日嘎拉先生《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兼述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活动》
一文考证(见李逸友、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3~574页;《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探秘》第
34~36页),他们在百眼窑石窟第28窟主龛右侧的上方,发现了《元代蒙古族丧葬图》,长50厘米,宽35厘米。“右角绘白色蒙古包两座,左侧绘寺庙一
间,宫殿一间。宫中绘一妇人,垂头作痛哭状,绘三人立一棺后”,应是随成吉思汗西征的也遂皇后哭大汗仙逝。“三人身后,绘有方形墓圹,其中伏卧一尸,有四
只白鹤用嘴将尸体衔起,墓圹右角跪僧一人为死者念经超度”;“白鹤衔尸升天的画面,构图十分奇妙,反映了蒙古人对灵魂升天的崇拜和向往”。在此石窟其他
处,“还发现有秃鹫(密宗中的神鸟)啄尸的天葬图”。在第31窟门内左侧,他们又发现了《元代成吉思汗及后妃、四子受祭图》,长120厘米,宽50厘米,
壁画场面浩大,计有大小人物百余个,是“石窟中人物最多的一幅”。“正中坐于白色高台之上的八人,为同一家庭成员,他们受到了蒙古贵族和广大民众的崇拜与
祭祀,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初步认定他们应当是成吉思汗及其三位夫人和四个儿子”。在画面上排列的次序为:“左起第三人为成吉思汗,其左侧为正夫人孛
儿帖·兀真皇后;其右侧第一人为也速干皇后;右侧第二人为忽兰皇后。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从左至右依次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当时随成吉思汗西
征的也遂皇后,描画“在白色高台下,位于突出位置”,“头戴固姑冠,应为主祭人”。专家们认为,“百眼窑石窟是成吉思汗戎马生涯遗留的一处至今既有地名可
考,又有准确地点可寻的故址”,“百眼窑石窟及其周围地区,曾经是成吉思汗养伤疗疾并与西夏作战的前沿。为了纪念他,其后人在百眼窑石窟绘制了祭祀成吉思
汗及其家庭成员的壁画”。这些壁画的绘制时间,早在1981年考古学家田广金先生就在《百眼窑石窟》一文中认定:“从整体看其时代可能为元代或稍晚些”。
石窟壁画的内容和地址不但与《蒙古秘史》第264节、265节记载相符,而且专家和国家对辨认结果取得共识,意义不同凡响,2003年已被国务院批准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新浪》、《搜狐》、《新华》、《人
民》等国内外网站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上百家媒体转发、摘发、介绍的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元史专家史为民先生回答记者采访时曾说,内蒙古的“成陵”是
“衣冠冢”,“类似于敖包(蒙古人祭祀先人的场所),并非埋葬地”,“只是安奉衣冠,未有尸骨”。(见内蒙古新经济研
究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探秘》,潘照东主编,第141页)现在看,他的结论下早了。无论守灵的达尔扈特负责人,还是成吉思汗后
裔奇忠义先生都说,根据蒙古民族素来的习俗,成吉思汗陵的准确定位应该是“苏尼斯”,即“灵魂”;而不是“沙尔利”,即墓葬。鄂尔多斯部的达尔扈特所供奉
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从网上查到的《成吉思汗逝世与葬地之谜》一文的最新介绍,和达尔扈特后裔、《蒙古族丧葬文化》一书作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那·胡尔
查毕力格副编审在2004年鄂尔多斯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观点完全一致,都说:“古代蒙古人信奉萨满教的灵魂崇拜。认为人去世了,灵与肉就分离了。因此,要用
绒毛放在其鼻口处试试是否呼吸,并用此吸附逝者的灵魂”;“成吉思汗弥留之际,就是按此教规,以一绺白色公驼的顶鬃放于其鼻孔,后作为成吉思汗英灵的附着
物,装入银制灵柩的”。(资料出处同上,见第134页)奇忠义先生对笔者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把成吉思汗陵寝中的银棺打开,皮枕头撕破,把
裹着“骨烬”的驼绒毛给扔掉了,十年浩劫的这一损失实在是无法挽回的千古遗憾。奇忠义先生家世袭“济农”,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唯他们有权续“香火”写《金
册》。过去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汉族春节,蒙古族叫白节),达尔扈特负责人要首先到奇忠义家中祭祖念经,共同祭祀,这些特权本有文书作证,但文化大革命中被
抄了。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家谱得以公开,正式出版了《蒙古世系》和《末代王爷奇忠义自传》两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粗线条的脉
络。(相关内容见高文德、蔡志纯编纂的前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页;后书见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08页)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内蒙古鄂尔多斯是唯一保存“成吉思汗灵魂”的“八白室”银棺的权威之地,不但有文证、人证,而且有物证、图证。这些都有力地证明,成吉思汗陵寝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政协经济论坛》执行主编、编审)
来源;《内蒙古地方志》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