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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点滴事（续）

（40年前的回忆）

 

喂猪

一天，队长对我说谁都不愿干喂猪的工作，想让我去喂猪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觉得奇怪：领导分配工作难道还有同意不同意之说吗？不是服从命令为天职嘛？我当即表示同意。“晚汇报”（文革中，一天劳作之后大家要集合在毛主席像前总结一天的工作，并要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时队长宣布让我去喂猪。令我惊讶的是立时招来老婆娘们（中年妇女的别称）的一片反对之声：北京娃刚从大城市来怎么能干这种脏活？派谁也不能让北京娃干这个呀！你这是欺负人北京学生！但因为事前我已经同意了，事情也就只好顺其自然了，不过队长还是补了一句：先试着干干再说。

待我上了岗才明白为什么没人愿干了。所谓猪圈不过是周边围起一米多高的土墙，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有百平米的样子。猪都是放养，喂食时随着你的呼叫陆陆续续地跑了回来，喂完食后就自由活动随意四处乱跑，漫山遍野的去刨橡胶籽吃。因为是雨季，积水与猪的粪便沤在一起有小腿深，光着脚踩在里面滑不吃溜，恶心得你一身冷痱子。地面不平再加上畜牲们四处乱窜，即便不甩得一身粪便，一旦滑倒更是浑身上下连头带脸都得糊满了，下工后再怎么洗涮浑身仍是一股猪粪的臭味。圈里四根柱子两面墙顶着个四处漏天的小草棚，下面五平米左右的一块水泥地算是畜牲们睡觉的地方了。没多久我便被感染得了蜂窝组织炎，脚肿得老高鞋也穿不上，只好用鞋带将鞋绑在脚上。

记得过节队上要杀一头猪，我们利用喂食的机会把猪招了回来关在圈里。里面最大、最肥的也不过七、八十斤重，五、六个人在圈内挑选着，这些家伙似乎也觉出不对劲儿，围着围墙乱窜躲着人们。我们好容易选中一头，但沼泽般的圈里人哪有它们灵活？追着追着突然不见了那头猪的影子，怎么回事眼花了？认不出了？突然有人喊道：在这儿呢！原来这畜牲情急中竟跳过一米多高的围墙蹿了出去。这让我大为吃惊。这是猪还是猴啊？

猪吃的饲料是要自己上山寻的，除去近处山上极少的野菜外还是以野生芭蕉杆为主，当时农场除橡胶外其他植物不允许种，老傣族种的芭蕉谁敢砍？所以每两天我要一个人大清早赶着牛车跑到十几里外曼青分场的荒山上去找。沿着羊肠小道将车停在半山腰后还要冒着一人多高的野草灌木徒步爬上去，有时甚至翻过几个山头才能在沟里找到几棵野芭蕉树。每棵芭蕉树除去外面粗皮后至少还有七、八十斤重，我再扛着它翻下山码放到牛车上去，如此反复几次才能将砍倒的芭蕉杆全部运回来，一般十一、二棵左右装一车约千多斤重。每次坐在高高的芭蕉杆上赶着牛车下山是我最犯怵的事，狭窄的小路仅够一车宽，一侧是山坡另一侧则是几十米深的山沟，小路弯弯曲曲又非常陡，千斤重的车老牛怎顶得住？尖声嘶叫着的刹车一旦失去控制，老牛便被迫小跑起来，且速度越来越快，我不得不死死拽着缰绳，很多次不是我被颠下车去就是牛车掀翻在路旁，好在从没有摔倒山沟里去过，否则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建新场

刚到农场我被通知编为基干民兵。那叫一个高兴啊，我还能成为基干民兵？作为一个狗崽子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当时正值抗美援越期间，边境地区显得十分紧张。一天半夜突然哨声吹起，队长叫道：基干民兵紧急集合！大家睡眼惺忪晕头转向地集合起来后被告知：发现偷越国境的特务，上级要求我们协助部队进行搜捕。附近几个队的基干民兵集合一起出发，黑灯瞎火也看不见路，深一脚浅一脚不是踩掉前面人的鞋，就是一脚踩进水坑溅得旁边人一身的水。当大家从小路转到公路上好容易看到点脚下的路时，前面突然传来命令：就地解手!？这男男女女的怎么解？第二个命令：男左女右分别公路两边，赶快解决！上帝，竟会有如此命令?!这可真不是我瞎编，之后才被告知不过是一次拉练而已。

数日后的一个下午又通知：基干民兵晚上要集合出发去执行命令，每人要准备行李背包，一把砍刀一把锄头准备支前。半夜之后我们爬上总厂派来的卡车，帆布车棚被盖得严严的，一路上不断有车辆加入队伍，看来这次是真的了！车子向大猛龙方向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后停下通知下车，这就到了？这时天刚蒙蒙亮，上头通知：稍事休息，以排为单位就地建营地。天亮之后才明白原来不是什么支前任务而是要建新场。嗨,又被蒙了。

那时都是住用竹子、茅草作材料盖起来的茅草房。那时原始森林里竹子还是很多的，一丛丛一蓬蓬。开始我以为砍棵竹子有何难?上去咔咔几下一棵竹子就被砍断了，可上面枝枝丫丫你拉着我我拽着你，根本扯不开拉不下来，没办法只好再去砍旁边的一棵，就这样直到把整整一蓬竹子都砍断了也没能抽出一棵。这才明白应捡其中顶部较少缠绕的竹子来砍。好容易砍下一棵却无法使长长的竹子从密密的丛林中穿出去，结果累得满头大汗也没能拖出几棵。

新场要将原始森林砍出一片空地才能建房，粗的树可以用板斧来砍，而碗口粗的树和那些灌木只能用砍刀对付了。我刚到农场不会磨砍刀，只好把钝砍刀抡圆了使憨力，每砍一下都震得肩膀生疼，不到两天胳膊就因肌肉拉伤抬不起来了。

超负荷的劳动使粮食明显不够，各连便派出专人每天去挖山药来补充。老工人很有经验一天能挖几十斤，他们顺着藤子很快就找到目标，抡开锄头一下一下挖下去，往往要在山坡上挖出一人多深的大坑才能将好几斤重、碗口粗的山药整棵挖出来。大家把挖到的山药集中起来送到伙食班，切碎加盐煮成一锅，粘粘糊糊、热热腾腾不限量地随便吃，那叫一个香！

向司令部要飞机

    “卫生员，卫生员！快点！加工房翻车了！”惊呼声让我从卫生室一下窜了出去。我所在连队离对面山坡上的橡胶加工房仅一条公路之隔，各连都要将收割的胶水送来这里凝固加工成生橡胶片。加工房下面是一条大土坡连接着公路，连接处是一个急转弯，送胶的马车就是从上面冲到这里转弯时刹不住翻到了。待我赶到时，只见装胶的空桶散落得到处都是，三匹马站立在倒扣在路边的车旁。车下面一个青年只有两只胳膊和脑袋露在外面,另几个人正试图将车抬起让下面的人爬出来，因担心有骨折大家在我的指挥下把他从车下平平地拖了出来。我立即进行简单的检查：身上没见血迹，人清醒无休克征兆无痛苦表情可自主回答问题、双上肢可自主活动，但主诉双上肢以下无知觉，估计可能是一个高部位的脊椎骨折。马上拦下一部其它连队送胶的手扶拖拉机，大家七手八脚将伤员抬了上去。在团医院医生估计是胸骨骨折，说团医院处理不了建议迅速转往州医院。路上经过交谈得知他是上海知青，同病相怜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作为一个基层连队卫生员我真不知能为他做些什么。版纳的中午骄阳似火，手扶拖拉机的铁板车厢令人感到发烫，没有什么可以遮挡阳光，我只好将斗笠遮在他的头上。在州医院，一个（上海籍）医生向我交代病情：伤员为第七颈椎骨折，如不能在短时间（24小时）内手术将会导致高位截瘫，可这种手术西双版纳州医院、思茅专区医院都不具有条件，只有去昆明甚至是上海才有可能。对此我焦急万分，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远离故土大城市还没有多久，就可能一辈子瘫在床上不能自理怎敢想象？而西双版纳距昆明900多公里，长途汽车尚需走四天，24小时怎么可能！医生提醒我：能否通过思茅兵团司令部联系飞机？是啊，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四个多小时了，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希望；山西为抢救61个食物中毒阶级弟兄的报道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对！向兵团司令部求救！我立即通过长途叫通了兵团司令部把情况介绍一遍，将州医院医生的意见如实汇报并请求司令部的支援，司令部回答向领导汇报后听回复；几分钟后司令部回话：飞机已经联系好，但要求夜间12点前将伤员送到思茅。到此我才长出一口气，想起要赶快向团卫生队汇报，好保证夜间12点前将伤员送到思茅啊。卫生队长（现役军人）在电话里将我痛骂一顿：你为什么不及时汇报？一个小卫生员你有什么权力直接向司令部要飞机？十几分钟后队长乘着120吉普风风火火地赶到州医院，我再次向他强调州医院医生要求24小时内将伤员送达昆明的意见。他对我讲：按程序要先送专区医院，专区医院处理不了才考虑送昆明；那个州医院的医生是上海人，对上海知青自然有特殊感情，不过想乘此机会回上海；并说我可以回去了。可我仍固执地直到晚上8点多种，看着伤员被抬到绑在解放卡车的担架上后才忐忑不安地返回连队。此后我并未受到任何处分，只是听说这个知青在思茅专区医院耽搁了半个月后才送去昆明。虽然最终这个知青回到了上海，但高位截瘫还是把他永远钉在了床上。这件事让我对那个团卫生队长怨恨了30多年，认为他没有同情心根本没把知青当回事。直到2006年我返回版纳参加场庆50周年时，通过昆明老知青获得了这位上海知青的近况及联系方式，直到这时我才知这位上海知青名叫朱明浩。电话里他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当夜到达思茅后便立即乘飞机到了昆明，并没在思茅延误；原来三十几年来是我冤枉了那位团卫生队长了。现朱明浩躺在家中由年迈的母亲照顾，几十年来在母亲的呵护下从未生过褥疮（真是奇迹）；目前户口也已从版纳转到了上海，只是版纳的工伤补助费标准不足以支付上海地区的支出，正试图获得上海地方的补助。我衷心的祝愿他能获得社会的帮助平稳地度过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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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把“通行证”发了上来，看来是已经掌握了方法。

好熟习的通行证呀，记得里边还有一条配带枪支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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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张通行证的有效期间，恰值云南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遇刺身亡。这张通行证被全副武装的军人检查不下数十次之多。

楞头青是你呀，我刚刚到这里，知道我是谁吗？咱们是一个营的战友。

似曾相识的字体，通行证的笔体是邹全生的还是林荫汉的？

     原创作者楞头青，你好。看了你的文章很有感触，虽然我们一在滇西，一在滇南，但都是知青，都是一样的接受再教育环境，大同小异了——就象自己经历的一样。为你的“喂猪”，我的“砍荒”而自豪，因我们曾经经历过。

     再有你“要飞机”文章中的上海知青朱明浩，不知是不是云南农垦局拍摄的纪录片“胶魂”中的那个上海知青（有他截瘫在床上，手拿胶刀的镜头），看到那个纪录片很让人感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