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戈卫——中国最后一个知青

[转帖]戈卫——中国最后一个知青

作者：若水三千

秦岭北麓新建一处森林公园――安平沟森林公园。公园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码头村。一个多月前去过那儿以后，对那里的景色自然是赞叹不已，但此后占据我脑子更多的是一个人――戈卫，可能的中国最后一个“知青”。

二十多年前的1986年，我参加工作不久，当时一位同样是下乡“知青”出身的副市长去码头村看望仍然扎根在农村的“老三届知青”戈卫，我有幸作为随行人员一同前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戈卫。自那以后，“戈卫”这个名字总让我时不时的想起。几乎在我淡忘的时候，又是安平沟森林公园把他从我的脑海中拽了出来。

今天――公元2007年6月23日，星期六――我再次去码头村看望戈卫的计划终于成行。

对于戈卫，二十多年来总让我忘不了的，是他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探索，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奋争，对诺言的信守、践行，对人文理想的守护、抒写。

昨天，我联系到陈仓区财政局的一位朋友，他的家就在码头村，曾经和戈卫在当时的村办科研所共事几年。他和码头村的支部书记魏文杰联系后，我们决定今天早饭后前往。这样，今天上午半个小时车程后，我们很快就见到了戈卫。

一、再见戈卫

这仿佛灵魂与肉体。对于我，形体与观念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一个之外另有一个。－－福楼拜

车子离开310国道后，又行驶在不到一公里的水泥路面上，一直开到了村里。

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码头村，位于渭河上游，在渭河与秦岭北麓的安平沟流出的织女河夹角处的卧牛山脚下，这儿属于中国上古时期“大地湾”和“姜炎”农耕文明的范畴，以大地湾农业文化为主体代表，距今已有8000多年历史，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农业文明起源地之一。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要说当年戈卫揷队之时，即使到了现在，宝鸡西部山区依然十分贫穷。这片总面积1652平方公里的山区多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最高处海拔达2700米，全年无霜期仅90天，庄稼只能种一料，至今贫困面积达53%……

车停在了村委会院子，我们走不多远，又见到了二十多年前见过的戈卫的房子，门紧闭着，门口还是象二十年前一样，放着他那双圆口布鞋――当地村民说，这表示他在家。

戈卫，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66级毕业，1968年12月26日同西安29位“知青”一起来到码头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中还有他的弟弟戈健。戈卫被分到当时的码头大队第三小队。揷队伊始，因为没有住处，他们被散分于“贫下中农”家住，到1969年下半年，队上才为他们盖起了这座五间的土坯房，作为他们5男4女9位“知青”的家。其他8位他的同学，都在1972年初以前全部返城，只有他，在这儿一住就是40年。40年啊，人生能有几个40年？

因为有村书记魏文杰、也是他四十年来的好朋友已经给他打过招呼，我们轻轻扣门后，他在屋内操着几十年没变的标准的西安话叫着我的朋友、他曾经的同事的名字开了门。

当我时隔二十多年再次见到戈卫时，我有一丝淒凉，更感有些坚毅。让我淒凉的是戈卫已不是我当年见到的风华正茂的戈卫，已届花甲的他，让我从那稀疏的白发上，读到了他的太多太多的人生坎坷，高高瘦瘦的个子，已不适应他现在的年龄――他如果不那样高高瘦瘦，也许不会让人明显地看出他的微驼的背。让我坚毅的是，他仍然是那样的自信“会当击水三千里”。我想，这也是因为以忆想插队、泪水湿襟来影响读者的年代已经过去的缘故吧。

五间的“知青”房，戈卫住了两间。进到屋内，房子里清爽的空气带着浓浓的水气，地面还有刚拖过的水迹，进门的客厅里有一钢化玻璃面的小圆桌，几把椅子，沿后墙一排白色油漆的书柜，毛玻璃后面整齐地码着许多书籍杂志。没有锅碗瓢盆，没有厨房用具。里间有个双人床，床单枕巾纹丝不乱。一张书桌，桌上放着村养鸡场的每日记录和报表，旁边是“世界农业”“国际家禽”等杂志。一个布衣柜，一台电视，一台空调，地面上铺的是薄薄的碎花地毯，整个屋子里没有一丝经过女人手的痕迹。这只是他在码头村的家的一半。

在他屋内占的空间最多的是那书柜里的几千册书刊。有“三农”方面的书刊：《世界农业》、《农业经济问题》、《耕耘黄土地》等；更多的是种、养殖实用技术《有机化学》、《生物化学》、《中国兽药产品编目》、《中国禽病学》、《动物营养研究进展》、《中国兽药》、《中国家禽》、《饲料制造工艺学》之类的书。

戈卫在码头村的另一半家，就是村党支部书记魏文杰的家。在40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与魏文杰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当戈卫决定留在码头村的时候，魏文杰这位淳朴厚道的山里汉子主动热情地接纳了他。40年来，戈卫的一日三餐就在魏文杰家，戈卫成为魏家的一员，魏家的孩子亲切地称他“戈卫爸”……

二、戈卫其人

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卢梭

戈卫是一本书。

1986年，市长来这儿时，本意可能是了解戈卫的生活情况，想让他离开农村，安排在市里工作。但是一旦成行，县里的、镇上的、村上的一层一层作陪，浩浩荡荡的队伍簇拥着市长来到这座小小的“知青”房前――就差鸣锣开道了。这样的场面还能谈点什么呢？我的记忆里，当时戈卫只是用世界上最简略的话语回答着市长，还有各式人等的问话。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后，他已经明显的露出了不厌其烦的表情，这更证实了我来之前听到的关于戈卫不善与人交谈、不苟言笑的说法。这次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应该用什么样的钥匙打开他的话语锁，只后悔来之前没有找一位名记者好好请教请教。

进到戈卫的屋里，一阵寒暄之后，他径直将我们让进了他的内屋――当地人说，一般不让人进去的――他的卧室，还让我们坐在了他那整洁的床上。这一坐，彻底打消了我要“开锁”的苦思冥想。我想，之所以有这样意想不及的结果，完全是因为作为我的引见人的他的“同乡”，更因为他的朋友魏文杰的叮嘱。

当我坐下来直面戈卫时，我才真正的开始读他。此时，刚刚被掩饰过去的那一丝淒凉的感觉，又要我用更大的抑制力去控制。在他仍然明亮的眼睛下面，我分明看到了斯人老去的明显标志――眼袋，在他的脸上，更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

我们的谈话没有丝毫障碍，这使我喜不自胜。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和敬仰，我恭敬的称他为戈老师。他还记得二十年前当我们和市长一起来时，我什么也没问他，只是在看他的书柜里放了些什么书。当然，二十年来我们也曾有过几次匆匆谋面，也曾提及过此事，以至于彼此都将此事作为我们之间的唯一的系绳而牢记。当我们谈及他的88岁高龄的父亲仍然健康而矍铄时，我不由问及耄耋尤思子的问题，这似乎勾起了他的思绪，抑或产生了共鸣？他便侃侃而谈――

戈卫，1947年7月生于西安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家族从他的曾祖辈起就已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市民了。戈卫的爷爷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父辈10个兄弟姐妹中，有9个受过高等教育。他的父亲戈治理是西安医科大学教授，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戈卫说，他的父母是极为少见的开明、开通之人。他们对儿女的要求不是你应不应该做什么，而是不管你做什么都要认真去做。当他决定留在码头当一辈子农民时，他的父母只是说:“你考虑好，一旦选好这条路，就要走下去。”他的父母之所以这样说，并不象当年宣传的那样，是出于支持儿子“反修防修”的高度政治觉悟……等等，而仅仅是由于他们具有高级知识分子的素养而十分开明罢了。在这个没有世俗、功利色彩的知识分子家庭里，戈卫的父母、弟弟、妹妹对他的支持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几十年间，老教授夫妇无数次来到坪头山区，为山民们解除病痛，以至陈仓区卫生局专为戈卫父母提供一套住房，能让他们为陈仓区的病人治病时住。多少个春节，夫妻俩来到戈卫身边，与自己当了农民的儿子及乡邻们共度佳节，享受着飘散泥土芳香的天伦之乐……。如今，老伴已谢世多年，年近九秩的老教授孑然一身贻养在家，却仍然秉持着他那世间鲜有的开明。

说到当时他为什么坚持留在码头村时，他说，他就一个简单的想法：“我就一个高中毕业生，和我的父辈们比，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回西安能做什么？”他认为留在这里可能更能发挥他已有知识的作用，因为当时的码头村，很少有高中毕业生，即是有也没有留在村里的，而他看到的是由于知识的贫乏，码头村太贫穷、落后了……。就这样，戈卫一批一批地送走了他的同学，只有他，最终留在了这里。

写到这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潄溟先生在自传里写到的他自己：“我本生于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两代也如此。为什么一个在都市生长的人想去搞乡村运动……”。当然，戈卫也不是在搞乡村运动，其事体有大小之分，但精神是一样的，这也许是我对戈卫起崇敬之心的原因吧。

当然，更让我崇敬的是他的特立独行，班固所谓“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戈卫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更有理想的人，卓然站立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格。

自信的戈卫

戈卫，这本书太厚重了，我自认没有用简短文字表述他的能力，还是听听他自己怎么说吧。有记者今年初曾对他采访，现择其要者录于后：

记者：你住在农村，可我们看你还保持着城里人的生活习惯。

戈卫：我扎根农村，并不是想自己变成普通农民。如果我30多年被农村同化了，那就错了。那我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那给你怎么定位？

戈卫：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

记者：怎么理解？

戈卫：我是农民，置身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民的切身体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同时，我还要跳出农民的局限，去感受、思考、观察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优劣，比如有些政策在农村这个层面执行，不是谁告诉我对与否，而是我就能感觉来。就像观棋与下棋是不一样的，观者看得更透彻一些。我要起到桥梁作用，向上反映农村实情，替农民说话；同时，引导农民正确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

记者：你后来当干部拿了工资，仍不离码头，农村吸引你的是什么？

戈卫：吸引我的是农村的发展，每天有新东西出现，不断有新问题让人思考，进而去解决，这才是生活的动力。不管在啥层次当官，我始终把码头当作一个实际操作的点，来实现我的一些想法。

记者：你怎样看待当年“上山下乡”？

戈卫：上山下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后来否定的多。但我认为，当时大多数知青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像我们那时的激情、社会责任感、投入社会就好了。知青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锻造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积累了难得的精神财富，更是一段珍贵的人生记忆，凡是知青都忘不了。

记者：你扎根农村的初衷是什么？

戈卫：中国的农民太苦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并不难，要改变整个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则需要无数人默默无闻的牺牲和努力。我不是救世主，但我愿意以这种最贴近农民的方式来感受、推动农村进步。

记者：你可曾后悔当初的选择？今天的码头村，是你理想中的模样吗？

戈卫：我从未后悔过，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人活着就得干点事情，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能按我自己的意愿活着。这种超脱让我的精神世界无比充实。今天的码头村，虽然有些变化，但不是我理想中的变化。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记者：今天你与当年的同学比，其中不少人当了大官、大款、博士，你有没有失落感？

戈卫：没有。我认为我选择留在农村，就如同他们选择从政、经商、做学问一样，各人追求不一，却是各人自愿选择的人生道路。我钱虽不多却不用为钱熬煎；没有权，也不必绞尽脑汁；我没多少烦恼，能一心一意地干自己乐意干的事。这条路适合我，知足着呢！

记者：听说你在农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你是个怎样的人？

戈卫：我也有过压抑、伤心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但我这人比较犟，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底，再苦再累自己担着轻易不改变。说到做到是一种美德，不是别人强加的，更要言而有信。我还要强调的是在几次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乡亲们总是不顾一切地保护我，让我很感动，也更自信。

记者：当初，你一个人怎么与强大的传统习惯、素质低下的农民群体去抗衡，进而去改变他们？

戈卫：那就是坚持。我意志力比较强，又有足够的耐性。当时传统农业广种薄收，这样得不偿失，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我反对这样做，可全村人反对我。我坚持带人平整土地，一点点改变，最后事实教育了农民，慢慢接受我的观点，你现在让他开荒他都不去了。正确的开始都是少数，只要你坚持，到后来正确的慢慢就成了多数。你若一遇打击不坚持就完了，就半途而废了。

记者：你是偏重理想还是现实？

戈卫：在我身上理想主义色彩多些。过于注重眼前利益，没有远大理想成不了大事。尽管我也没干多大的事，但人活着得有个理想，有个精神。

记者：你曾放弃多次当官的机会，你既然喜欢农业，为什么不去农业部门？

戈卫：我当不了官。当官后，不一定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情，迎来送往、左右逢源不是我的性格。至于农业部门，那里有众多的专家学者，我去能做什么？

记者：你物质生活很贫乏，怎么看待金钱？

戈卫：金钱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够了就行，我的消费非常有限，要那么多干啥？当然基本生活要有保证，若让人养活就成问题了。要是看重钱的话，早不会呆在这儿了。

记者：现在一些人缺少信仰，没有理想，你怎么看？

戈卫：现在这个社会许多被物化了。人与动物不一样，动物这一顿吃饱就非常满足，而人除了物质生活外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有的人除了有钱就什么都没有了，人并不是物质上满足了，精神就自然满足了，他们未必活得愉快、幸福。人活一辈子就几十年，光追求物化的东西没啥意思。还是要有理想地干一些于社会有益的事情，干些自己希望干的事情。

记者：你如何看待幸福？

戈卫：幸福其实就是奋斗过程中的一种美好感觉，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做既能造福社会又能实现自身价值的事。人当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但是，人又不能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就会过于注重眼前而很难承载相应的社会理想和责任，也将使自己变得不快乐。一个人幸福与否并不是由其财富和地位决定的，精神的满足往往比物质的充裕更让人感到快乐……

三、与魏文杰

朋友，这些法国人真是个怪民族!20年前，我以为他们完了……不料他们又开始了新的生活。――罗曼"罗兰

在我们感叹人生如梦时，又有谁会一梦四十年呢？戈卫能在码头村四十年如一日坚持到现在，这个梦至少是两个人做的，另外一个人就是码头村的支部书记魏文杰。人们只知道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史蒂夫.鲍尔默 (Steve Ballmer)的载入史册之梦，象他们这样的小人物又谁能够知道呢？

魏文杰，这个土生土长的山里汉子，生于1942年，长戈卫5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958年，大跃进的洪流把16岁的他推进了宝鸡市一个国防工业大厂。4年之后，“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城镇职工的大潮又裹挟着他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码头村。在上世纪60年代的码头村里，他也算得上一个知识青年，只不过是回乡而不是下乡。他粗通文墨，而且有过4年“工人阶级”和城市生活史，于是在他回乡几年后就当上了村干部，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和身份，就比较容易与来自大城市的戈卫沟通，并在迄今为止的40年间与之互相扶持，一路走来。在戈卫送走了所有的同学并决定留在码头村当一辈子农民后，他们俩便在码头村轮流执政，直到1986年戈卫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码头村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是：由于他俩亲密无间的关系，也由于戈卫无论当社员、村党支部书记、乡党委副书记还是近几年退居二线都没有离开过村子，码头村近40多年的帅印就执掌在这两人手中。戈卫挂帅，魏文杰就是他的副手；魏文杰坐帐，戈卫则是他须臾不可离开的顾问。

魏文杰见到他是在养鸡场

1970――1972年的三年间，戈卫所有的同学包括他的弟弟走了，表弟走了，未来的妻子也走了，知青点上人去屋空。形单影只的戈卫就成了这座“知青”房的唯一主人。住，绰绰有余；吃，上哪儿去呢？已与戈卫成为莫逆之交、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魏文杰接纳了他，从此，魏文杰的家就成为戈卫的另一半家――厨房和餐厅。

我知道戈卫虽然在码头扎了根，却一直保持着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当我离开戈卫的“家”再找到魏文杰书记，谈话中问及他老伴怎么样给戈做“城里”饭时，魏文杰说，“哪儿有什么城里饭啊？还不是我们祖祖辈辈吃的面条、搅团、玉米糁子等等。”

几乎是一家人的戈卫与魏文杰，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四十年前他们一接如旧；四十年来，又是肩并着肩，手挽着手，走过了日日夜夜，走过了风风雨雨。他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安老怀少，见可而进，成就了平凡而有意义的事业，也成就了两条汉子真诚的友谊。魏文杰曾深情地对我说：“戈卫到码头，事情没少干，苦也没少吃。即使现在已经成了个小老头，作为退居二线的中国级别最低的领导干部，他仍然为码头的发展日思夜想。他干得咋样，看看省林科所几位专家的态度就知道。十几年前，我们从杨陵农科城请来这些专家帮助发展杂果，每次住三四天，议定付给报酬200元。后来，专家们看到戈卫为农村建设贡献终生，深受感动，说什么也不要报酬，连杨陵到宝鸡的火车票都是自掏腰包，只需要我们去车到宝鸡接一下就行。但有些人不知为啥就是反对他，时不时地给他使绊子。扎根农村，说他有政治野心。难道当农民也能算野心吗？我看那些人才真是有政治野心，他们做梦都想着升官发财，却不见谁来扎根农村。‘文革’结束后，又因为那封著名的致敬信，连脑子都不动一下就说他与‘四人帮’有牵连……”。说到这些，老魏如倒峡泻河，戛玉鸣金，二人之友情由此可见。

戈卫从小就有不带钱、不会花钱的习惯，这源于他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自戈卫真正留在码头后，他的父母来看他时，常会留下一些钱，但却不是交给他而是给了魏文杰。与钱一起留下的话是：老魏若用就自己支取，戈卫要用由老魏根据用途付给。1986年以后，戈卫作为公务员有了工资，仍然由老魏领取。如此长年累月，戈卫自己也搞不清拥有多少存款。

四、曾经的家

饶恕我的软弱吧，呵，主人，如果在生命的路途上 我竟拖落在后面。――泰戈尔

戈卫，一个意志坚强的人。Y，与戈卫同时插队在码头3队的高中毕业的“老三届”女知青。他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毕业，一起插队，一个知青房里生活，一个锅里吃饭。曾经一样的热情，一样的理想，一样的志向，一样的报复。他们的设想，他们的美梦一直从西安做到了300公里以外的码头村……。即使世界上最美丽的词汇，有几个能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呢？那是理想主义吗？那是幻想主义吗？那是昙花吗？那又是宿命吗？我不知道。到此，我只知道“永恒”二字的厚重。佛法也有缘起论之说。

还是Y，在知青大返城的洪流中，被招进了宝鸡石油机械厂――现在是世界最大的陆上石油钻采设备研发和制造商，万米以上钻机的研发、生产能力就连美国同行也难望其项背。从此，戈卫与Y，便走入了新中国建国以后最大的怪圈――工、农的天壤之别。

自68年下乡起，他们波波折折了十年之后，终于凤凰于飞。出于对当事人隐私保护的考虑，结婚之夜双方的对话不便在此曝于博友。也就在此时，注定了他们婚姻的悲剧性。

其后，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勉勉强强维持了十年。

再其后，戈卫便不再提起谈婚论娶之事。

写到这里，若水还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象当年的一些媒体无聊地说是他们怕“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吗？那些没有脊梁骨的人！

他们都是情感的失落者。他们都是无法选择者。他们都是时代的殉葬者。

卧牛山一样的戈卫

卧牛山，你不正是戈卫的精神么？

织女河，你流淌的不也是Y的泪水么？

他们被安排在码头村就是为了续写牛女的故事么？

而我，只有闭嘴。

戈卫从72年就当上了码头村村干部。上任后，他和魏文杰一起，带领村民历时3年修成了引水渠，引来织女河水用以灌溉，改变了村民耕作靠天吃饭的状况。78年建成了一座30千瓦的水电站，结束了码头村无电的历史，80年代初又建成100千瓦的水电站一座。

当时的码头村与绝大部分农村一样，在粮食种植上一直徘徊在老品种、老作物、老产量的路子上，2800多亩耕地产量一直保持在40万斤的水平，最低的年份只有36万斤，亩产不足130斤。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功夫，于是，由他负责的科研室于1971年用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的良种育了10亩种子田、70亩试验田。从整地、下种、施肥、作物到收获的全过程，戈卫都建立了档案记录，详细观察发芽、出土、生叶、锄草、防虫、雨量、光照等生长规律。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玉米良种7000多斤，“晋杂五号”高粱良种1000多斤，20亩玉米试验田连续亩产超千斤。到1974年，科学种田之花终于结出了大面积的丰收之果，全大队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52％，他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更是增长69％，创造了亩产率先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数量的纪录。到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由于发展林果业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粮食产量的猛增，除了科学种田这个原因外，以平整土地为主要手段的农田基本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项延续数年的工程中，戈卫主要负责技术性的工作。他买来水平仪，与一名心灵手巧的木工一起白天测量，晚上计算哪块地下挖多少，哪块地上垫多少，直熬到半夜。当时许多村平地无经验而且图省事，把熟土垫到了下边，生土留在了上边，导致连续几年减产。码头村却刚好相反，他们学习外地经验，不仅把一层一层的梯田修整得如柜子的隔板一样平，而且由于“倒土平地”而年年增产，受到了县委通报表扬。

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码头村自然比山外世界的环境要宽松得多。因此，戈卫不仅冒着戴“唯生产力论”帽子的风险，为码头村的生产发展做了村民无法做到的贡献，而且表现了那个年代的人难以具备的冒险精神。譬如，他竟然异想天开地试种了当地从未种过的小黑麦，并且居然被他试种成功。于是戈卫喜滋滋地拿着用这种面粉蒸的馒头挨家挨户请农民品尝。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戈卫甚至不合时宜地过早产生退耕还林、还草的想法。他写信要求内蒙古自治区知青办寄来一大包草种，但由于压力太大，未能如愿让码头村芳草如茵。

他的另一件胆大妄为的杰作至今为码头村及其周边的农民所津津乐道，因为它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如前所述，养殖被毛泽东正名为“六畜之首”的猪是当时农村的一个主要生产项目。戈卫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当地的土猪以耳朵耷拉为明显特征，上膘极慢又长不大个头。戈卫认为，如同粮食生产一样，品种不行就得改良。于是，他从西安、杨凌等地引种了十多头杜洛克、汉普夏、长白、约克等优良种猪，不但改变了本队“养猪不长肉”的状况，而且使整个坪头地区农民普遍受益，连远在百里之外的平原地区的农民也纷纷拉着母猪前来配种。

山区养猪业快速发展，却很少有人知道戈卫在其中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在改良猪种中，为了让从上海引进的几头种猪免受舟车劳顿之苦，戈卫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这些不具备买票资格的家伙开洋荤坐了一回飞机。这个不亚于人造卫星上天的新闻震动了整个陈仓区……。

讲着他的故事，我深深地敬佩这位坚强的老人。

1975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了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党中央：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国千百万下乡和回乡青年的亲切关怀，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转达给广大知识青年。我们一定行动起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真是形势逼人。我们现在大都二十几岁，再过20年才四五十岁。这一阶段，正是我们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为自己能够参加建设现代化强国这场伟大斗争而感到无比自豪！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向大寨青年学习，牢固地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邢燕子  云南朱克家  河南薛喜梅  河北程有志  辽宁柴春泽 黑龙江高崇辉  陕西戈卫  新疆肉孜古丽  江苏曾昭林 广东林超强　安徽张登龙  四川刘裕恕                   1975年10月20日

公开发表的前一天，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主席也于同日批示道：“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就这封信，是时年28岁的戈卫做出的一个必须用一辈子来践行的无比庄重的承诺，他已用自己60岁的生命历程并将继续用未知的全部生涯向世人昭示：自己是一个一言九鼎的老知青、新农民。

还是这封信，“文革”结束后，有些当权者还是用“文革”的思维方式，连脑子都不动一下就说他与“四人帮”有牵连，而大行其整人之事……。

1982年3月10日，宝鸡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前，给市政府写了一份《十九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在对1962年以来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以后，在末尾部分写道：“此外，尚有西安市来我市插队的知识青年戈卫同志，决心继续留在农村，与当地社员群众一道为改变山区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这种坚持农业现代化的精神是很可贵的，请市政府、宝鸡县有关部门今后在生产和工作上给予大力支持，生活上予以关照，以充分发挥其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作用。”这份报告总结了从1962年开始至“文革”结束前下乡到宝鸡市的85477名城镇知识青年（其中西安28324名），除戈卫和极个别年龄大、拖累多不符合招工条件者，其余全部安置完毕。

1986年，戈卫终于同意了宝鸡市、县（2003年宝鸡县撤县设区，成为宝鸡市的第三个区）对他的安排，被召为公务员，但他有个条件：不离开码头村，不去机关坐班。这样就安排戈卫担任坪头镇党委副书记，他依旧住在那个知青点上。戈卫说这对他毫无意义。他从任职开始，就没有干过一天与这个职位有关的事，也很少去镇上，除非是作为一个农民去镇上办事，就是其工资也是一直由魏文杰领取和管理，直到现在。

到今年8月，作为公务员的戈卫将退休，但作为知青的戈卫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当我和戈卫的长谈快结束时，我建议戈卫写写他自己，戈卫告诉我：“我的父亲说，他爷爷当年曾留下遗嘱：‘子孙不准拿笔杆子，不准端枪杆子。’”我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