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忆当年旧事
刘 静
离开云南已经33年了。回京的这30多年里，前20多年是为了命运；为了赡养老人；为了拉扯培养孩子而整日劳碌奔波。其间，也时常想起在河口的往事，但也只是和同事们闲聊一下当年的事情和人文而已，很少进入心里深处。近10年退休了，特别是2000年后，我得了一场重病，“脑子”出了问题，情感也变得相当脆弱了。有时夜间梦回河口，还是在大火车上，铺上塑料布，躺在硬座车厢的地板上，“享受”着“卧铺”的待遇，听着轮轨的撞击声难以入眠……或又觉得是在小火车上，“享受”着小火车烟筒冒出的烟煤燃烧时发出的呛人鼻喉的烟味，和附着在身上到处都有的煤灰……有时又好像是在热带雨林中挥舞砍刀砍坝，或是抡着锄头在烧过荒的秃山上开梯田，感受着烈日的烧烤---亚热带时常光顾的无定时的阵雨……如果在这时从梦中惊醒，自己会唏嘘不已，泪流不止，自然也不能再入眠了。索性穿上衣服，不管几点，是冬天还是夏日，自己独身一人到大街上溜早，一直到清晨。这时候所想的都是在溪东的往日旧事，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静下心来，对自己当年的六载岁月进行一点深思。而头脑深处河口的情结，是最理不清和说不明的——当年是有志还是无能为力，是去接受“教育”还是去奉献劳动力？现在是思念还是怨忿？是眷恋还是割舍？
一本红封皮的日记本
随着33年时光的流逝，当年返京带回的衣物及自己临回京前做的几件家具，都已经换代淘汰了。唯独一本红封皮的日记本，30多年来一直精心保存着（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在羊毛衫厂时的每天工作日记除外）。这个日记本和现在的相比装帧得并不精美，但在70年代中期确实是很流行和算得上精美了。红封皮上镌刻着四个伟大的毛主席万岁及毛主席像。本的插页上是老人的彩色图片，每张图下都是“最红最红”、“万寿无疆”以及“无限忠于”等当年最流行的词语。我之所以一直保存着它，因为这是八连老职工谢昌财在我离开八营(溪东)返京时，送给我的分别纪念品，说起来这里还有一段值得回忆的旧事。
(一)
74年初，我回京探亲，看到了家中再也不是我去云南时的景况了：经济上拮据可以用省吃俭用来度过，而另一方面的困难是经济所不能解决的——老祖父80多岁，且腿脚已不灵便，母亲50多岁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父亲正在东北五七干校接受无限期的“审查”，两个姐姐都已成家，虽能在经济上帮衬一下，但其余的也确实无能为力。当时家中竟然连一担水都无人能挑（那时长辛店自来水还没进院）。看到这种情景，我就开始着手办理困退。待所有材料备齐，我把它一并交到区“安置办”后只等“佳音”了。到了规定的日子，我带着极好的心情赶往区“安置办”。“安置办”一位老同志接待了我，他直言说：“你的家中确实困难，但政策是独生子女不是独生子，所以没通过。如果今后政策有松动，你这种情况我们会优先通过和办理。”听到这样的回复，当时的心情真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什么“五雷轰顶”，什么“兜头一瓢冷水”，什么“万念俱灰”......都没有，我只是木木的站在那儿，一言不发。这位老同志赶紧站起来，把我拉到里屋，低声说：“小伙子，别灰心，困退不成办病退呀。我看你面色灰黄灰黄的，人瘦瘦的（当时在河口的我们，哪个不是这样）肯定有病。我给你几张去大医院检查的安置办介绍信，你跑一跑这几家医院，兴许能查出不适宜在那儿的病来。让医院开出证明，回去办理病退。”说着一边回身从一办公桌里拿出几张带有安置办抬头的介绍信，并一一写好医院名，盖好安置办公章，交给了我，并拍了拍我肩膀说：“跑一跑试试吧”。就这样把我打发出了“安置办”。
我带着几张介绍信返回了家，没有和家人说实话只说还要等“研究、讨论”搪塞了过去。当时同去云南的校友老武也在北京，我找到了他，商量一下怎么办。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决定跑一下医院，为办理病退准备必需的证明。不是说“条条大路通北京”吗？何必一棵树上吊着呀？从74年3月开始我和老武一起走上了办病退之路。直到6月，拿到了证明我“有病”的诊断书后，于当月就返回河口。
74年6月我回到了八营(溪东)，又开始了从连里到师部这条审批病退的长路，耐心且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病退成功的消息。刚回连队时，连队指导员还是很照顾我这个“病号”，安排了较轻的工作。连里开始盖第二排新宿舍时，我又干起了老本行木工。
(二)
当年10月（大概），老职工谢昌财的婆娘李金华又怀孕了。她生第四个孩子时就是因为贫血（当时只有3克血），北京知青毛解民、范豫等几人给献的血，才保住了母子平安。这次她又怀孕了而且血色素不到五克，团医院决定给她剖腹终止妊娠并结扎。说到手术，当年团医院是没有血库的，作手术只能让别人给献血。团医院的决定让营里干部很恼火，但事关人命，也只能安排连里动员大家报名准备给她献血。连里开完动员会后，我找到指导员罗效说：“我是0型血不行就我去吧。”指导员表示：“我看你就算了吧，一你已经给老费献过一回血了，二你正办病退身体不好。回头我们商量一下再定吧。”李金华临动手术的前一天连指导员找到我，告诉我说：“连里定了，由你带几个重庆知青去给李献血。你主要是带队，不到万不得已你不要献。你去主要是把连里的决定和医院讲清楚，每个人只献100CC，这些同志都是连里的好劳力，不能多献以免今后影响了身体和工作。你一定要讲。明天你找司务长把钱和营养品准备好，下午去河口，晚上就动手术。”我点头答应了指导员。
第二天，我在司务长那儿取了钱和营养品（所谓营养品就是一大块红糖和每人一个煮好的鸭蛋，钱就是往返河口的路费、住宿费和当日晚餐次日早餐费），下午和6~7个重庆知青一起去了河口。下了火车安排好住宿，吃完晚饭休息了一会儿，晚9点准时到了团医院。在检验室我把连里的意思和主刀医生及护士长说了，医生一看我们来了这么多人，二话没说点头答应了，并安排我们开始查验血型和配血。晚10点，护士长通知：手术要进行了，马上开始抽血，你们谁先来。一说真要抽血了，几个重庆知青顿时紧张了起来，你推我让地直往后退。护士也只能催着快点。见到这种情景，我没加任何考虑走到献血桌前说：“我第一个来吧”，并把右胳膊放在桌上。护士拿起了粗大的抽血针管对准了我的静脉血管。针头扎进去了，随着护士拉动推进器血浆充进了针管，看着血往针管中流，我又想起了我第一次为老职工献血时的情景——
那是71年5月，我刚调到八连。听说要给作手术的老职工老费献血，我也报了名。当时我还不认识老费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八连副指导员，更不知道我是什么血型。到了团医院一查“0”型，一配血，合格。要抽血时，带队的韦耘说，男同胞先来，早抽完了回旅馆好多休息会儿。毛解民和我先抽了血，范豫和上海知青陈月英随后也抽了血。我们每人都献了200CC。那年我不到24岁，毛、范不到22岁。而今天来献血的重庆知青，最大的也不到21岁，小的还不到19岁。他们在我看来都是小弟和小妹，我还是要带这个头的。血浆不断的流进针管，但到80毫升时，护士再也抽不出来了。她叫我动动手和身体，还是不行，护士只能把针头拔出来了。见到我抽完了血没什么事，几个重庆知青紧张情绪平静了，也有序地献出了自己的血。
老职工谢昌财始终站在一边，对每一个献完血的知青左一声“谢谢”，右一声“谢谢”，一直谢声不断，这些重庆知青也“没啥子”“没啥子”的回应着。午夜12点左右，我让已献完血和血型不合没献血的结伴回了旅馆，只留下刘泽军和我等着，待主刀医生手术后给我们开献血证明。别小看这证明，一可以凭此享受几天献血休息；二凭此证明每人可给一斤红糖（在我的记忆中，也只有这一斤红糖是上边批给的献血补养品了，其余的就是看连里副食情况了。条件好的连队能多给点营养补一下，赶上副食差的连队也只有等过年节杀猪宰牛时，多给点肉和猪肝牛肝了）。我和刘泽军一直等到深夜一点，主刀医生才忙完所有的事，回到检验室。见我们在等着，他赶紧拿出介绍信一边填写有关项目，一边说：“真感谢你们这些知青能献出你们的血，使手术顺利做完。病人才5克血，不能全身麻醉只能下半身麻醉。从动第一刀开始到缝最后一针为止，病人一直在喊在叫。从我们医生角度说，真是有点没人道了。但是没办法要保命嘛，只能这样了。你们回去带我问你们连领导好，感谢你们知青。他们有这样的好职工，真应该感到骄傲。”我一手接过证明，一边客气回道：“不用谢，这是我们该做的。你给我们连领导带的问侯，一定带到。再见大夫。”就这样，我完成了连里交给我的差使，也第二次为动手术的老职工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在这里我向当年给李金华献过血的重庆知青道一声歉，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所有献血的人名了，只记得有刘泽军，张长英，其余的真想不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返回了连队。我向连里交了差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大概过了有一个月，一天晚上老谢提着一个瓶子，急急忙忙地来到我宿舍，他把瓶子给了我说：“这是托人从湖南带回的茶油给你一瓶，好补补身体。你们几个人（指献血的知青），每个人都有。”我极力推让，但看到老谢的眼睛里仿佛有一种不可改变的眼神。老谢也不容易，要拉扯四个孩子和照顾刚作完手术的妻子，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50多元钱，还给我们献血的人花钱买油，叫我们补身体，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他平常为人很诚恳，也不善言词。我再三推让，他只说了一句话：“你要不收我不高兴了。”把油瓶放在桌子上，人转身就走了。望着老谢走去的背影，我没有追出去再讲客套话。那远去的背影诠释着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知恩必报”。
（三）
75年3月底，我的病退函终于到了营部，可以回北京了！心里踏实了！办完了一应手续，我在连里开始做起了家具。6年了，除去年纪增长到27岁半，其它一无所有。既然政策容许返京知青带部分家具走，那就“用足”政策。带着一种“亏欠”的心态，我决定做一套将来成家所需的家具。老谢也知道我办好病退了，在我做木工活儿时他来了几次，还是和以前一样，话语不多。除去第一次来时，说了一句：“能回北京了，真替你高兴。”其余几次来只是站在一边看我干活，一边重复着同一句话：“木工活我不会，有力气活你叫我。”我也点头答应着“行，行”。每到这时他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好象是觉得帮不上我的忙，心里很不情愿。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忙碌，几件家具已基本完工了，晚上不用再“加班”了，可以和老职工及重庆知青走动一下，告个别了。一天晚上我正和同宿舍的人聊天，老谢来了，手里拿着一本红皮的日记本和钢笔，一进屋就说:“你要回北京了，没有什么东西给你，这两件给你留个念想。”这时，我又一次看到了老谢给我送油时的眼神，只是这次眼眶里好似含着浅浅的一层泪。有了上次的感受，这次我不再客套推让，接过了日记本说道：“老谢，你还花什么钱！这个日记本我收下了作个纪念，笔你拿回去留着给孩子上学时用吧。我们知青有几个没钢笔的？谢谢你了。”他把笔收了回去，看着我说了一句：“走时和我说一声，我送你。”还是简单的一句话，说完转身就走了。这次我赶紧追出去，一直把他送到连队篮球场边。
离开溪东的日子已经临近了，行李和新做的家具已经在蚂蝗堡车站托运了，火车票也已买好。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挨家挨户地和老职工告了别，也和关系近的重庆知青、上海知青道了别。到老谢家时，老谢说明天去送我，说帮助我挑行李。我接过话赶紧说；“老谢不用麻烦你了，行李都托运了，随身只带一个挎包和小手提包，他们好几个人送我呢，我领你情了。”他两眼直直地看着我说：“怎么谢你呢，伢子他妈住院时……”我拦住他的话头，“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老提它干吗，那是我们年轻人该做的。老谢，祝你们全家今后幸福。”我转过身，赶紧离开了他的家——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情感冲动，我眼泪已在眼眶里转动——老谢：太善良、太实诚、太淳朴了！
（四）
离开溪东的那天到了，同宿舍的重庆知青刘明庆（是连队炊事员）做完全连早餐，没管卖饭的工作，把我们的早饭打回了宿舍。我草草地吃了点米饭又开始收拾东西。老谢拿着扁担来了，还是要送我。我让他看了看随身带的一个小手提包和一个军绿挎包，又劝他不用去了。刘明庆也在一边说不用他去了。他看着我说了一句“今后多保重身体”，转过身慢慢地走了。不到早6点，张澍、宋俊京，重庆知青江孝感、陈仲明、袁朴和罗廷元（贵州复员军人、北京知青费洁的爱人）几个人都来送我。我背上了挎包，刘明庆提起手提包，出发了。一路上，大家话语都不多很沉闷。是呀，我回京了，而与我相处了四年多的弟兄们还要在这儿“奋斗”，我能多说什么呢？一直到了营卫生所，朱在、范豫、刘蓼在那儿等着我们，聚齐后话语和笑声才多了起来。离小火车到站还有点时间，大家说笑着走过了溪东大桥，到了蚂蝗堡车站。
昆河线上的小火车特有的汽笛声顺着南溪河谷传过来了，我和每位来送行的知青战友握着手，道着“再见”，相互祝福着……
小火车起动了，我从车窗探出头，挥舞着手臂和送我的战友们再见，并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大喊：“祝你们幸福！”列车转过了山脚，蚂蝗堡车站不见了，河对面八连的晒坝也从视野里不见了。火车随着南溪河谷不断地拐着弯，车进南溪站，又从南溪站起动了。这一拐一拐的和一次又一次的起动，就像人的一生一样吧？——是啊，人的一生会遇到多少拐点和起始啊！
列车出南溪站后，河口农场的橡胶林渐行渐远了，第二故乡的山水也渐渐的远离了我（套用鲁迅先生《故乡》中“故乡的山水也渐渐的远离了我”的原句，加上“第二”两字）。路基两边的山也不再是热带雨林的景象了，我的心情也恢复了平静，顺手从挎包里拿出了老谢送我的红皮笔记本，封皮的红象血一样，这是老谢的心血？还是我们知青的血色？ ——我或许是在沉思也许是大脑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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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7/24 19:12:0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