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8届高中生,也就是所谓老高一的。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是我读初中就开始做着的梦。文化革命开始,我已经不再做这个梦了。1971年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恢复招生。1973年报纸和广播,宣传中央决定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招生方针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全国举办了“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高校招生考试,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对当时非常强调的家庭出身问题,明确提出: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按照这些方针政策,我衡量了一下,自我感觉还是符合条件的。于是,按规定报了名。全连各班讨论,一致同意,连队党支部写了很好的鉴定,营党委也批准了。说心里话,我从心里感谢老工人和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感到在自己身上体现了党的政策,没有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问题,对我另眼对待。我和连队另一位北京知青,在近一个月里,白天努力工作,下班后,抓紧时间复习各门文化考试科目。我们全团和河口县的考生统一集中在河口县城参考。
考试前一天的下午,我们营20来个考生陆续到营部,大家说笑着过桥,在蚂蝗堡车站买火车票,等着火车到站。这时,营部的通讯员飞跑过来,喊着我的名字。说金营长找我有急事,让我现在马上到营部去,金营长在等我。问他是什么事,他不知道,只说有急事,今天不要去河口了。每天只有这一趟火车去河口,明天上午就考试了,今天不去,就赶不上考试了,怎么啦?怎么回事?我满心疑惑,跟着通讯员回到营部。由于已经下班了,金营长在他家里接见我。坐在凳子上,金营长说,刚才接到团里通知,你先不要参加考试了。我们知道你在农场这几年表现很好,这里同样有重要的工作需要你。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犹豫了很久,才问了一句,到底为什么呢?金营长说,小张啊,不要有什么其他想法,哪里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谈了半个多小时,金营长又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这是团里的决定,营里也没有办法改变,再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离开金营长家,沿着南溪河往连队走去。范豫在营部学校教书,听说此事,特地赶出来,在路边等我。我们坐在河边,看着南溪河水翻滚着向南流淌,心潮起伏,但默默无语,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就是我多年信任的组织和政策?感到被愚弄了。范豫怕我想不开,出什么事。我告诉她,不会有什么事,我只是想不通,有一种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天色渐黑,我继续赶路回连队。那天也没吃晚饭,躺在床上,头枕着手,望着天花板发呆。指导员罗效和一些老工人闻讯来宽慰我,但都不好说什么。他们的到来虽然不能解决我实际思想问题,但我从内心感谢他们,这些善良纯朴的人们!应该说,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次沉重的可怕的心理打击。报上宣传的,文件上讲的,可以不算数。
1974年,继续在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但我已经不再抱什么幻想了,不想再受骗了。招生之前,我就请探亲假回北京探亲了。回来以后,听说有老工人在大会上提出,能否替我报名,推荐我。指导员说,文件规定自愿报名,本人自己没有报名是不行的。说实在的,听到这情形,我内心的感动难以言表。这一句话,千金难抵,比给我什么奖励都更重。古人常说,士为知己者死,有这样一些肯定你、关心你的老同志,我觉得,我这些年,所有的努力辛苦,流血流汗,值了!以后,虽然又有入党,支部大会通过,党委不批;北京招教师,不批;提为副连长,团党委不批(当然,后来在连队和营里的坚持下,做会计,定了干部的行政级),等等。若干次打击,内心也有痛苦,也有不平,但都没有上大学那次来得沉重。或许是麻木了,或许是抗击打能力增强了。
写到这儿,我想,索性把我第二次考大学的经历也说一下,算是与第一次的比较。我是1977年3月困退回北京的,不久分配到工厂。年近30,重新工作,从以前的国家行政25级,又变成学徒工,拿学徒工工资,工资的数字还没有年龄的数字大。政府考虑到这些人工作多年,年纪较大,在学徒工工资16元/月的基础上,加10元。这也应该说是党和政府的温暖了。1977年底,在邓小平同志的坚持下,我国恢复高考。这事影响极大,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加高考。相关方针政策也都说得很清楚,但坦率说,我对此却不敢抱什么希望,我不想再受骗了。这次高考我没有报名,事后,我也知道,有一批人成绩不错,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我暗自庆幸,没有自寻烦恼。
1978年夏天,在别人的动员下,我终于报名参加高考。考场是在人民大学附中,说来也巧,考完数学出来,在校园见到了三连的葛继兴。几年不见,在考场相逢,实在难得。时间紧迫,对了对答案,又分手各自去准备下午的考试。8月通知成绩,和自己估计的差不多,考了370多分,5门课每门平均75分,主要是数学考得太差,才40多分,把成绩拉下来了。按1978年北京的文科录取分,我的成绩听说超过重点线30多分,我抱着希望等待着。9月开始发录取通知了,我们厂其他两人分别被首医大和首体师录取,只有我没有音信。这次对我的打击超过1973年,如果说上次是因为“四人帮”,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影响。现在打倒“四人帮”了,不是说拨乱返正吗,怎么还是和文化革命时候一样?怎么还在骗人?考虑再三,过了“十一”,我拿着成绩通知单和报纸的有关招生政策,骑车到位于王府井的北京市招生办公室咨询。院子里有几个帐篷(地震后的产物),来咨询的考生不少。在帐篷里,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说了自己的基本情况,问为什么没有被录取。那位工作人员一开始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吗?我感到很气愤,激动地说,老师,我确实不知道,我的成绩超过录取的重点线,我本人的政治表现,你们可以去看档案,不谦虚地说,是红色历史,刚到农场半年,就代表北京知识青年参加了云南省第一届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年年立功受奖。讲重在本人政治表现,我这样的表现还不行吗?那位工作人员马上说,你别激动。你的情况我们会记录了解反映,你先回去等着。出了帐篷,和院里其他来咨询的考生一交谈,“同是天涯沦落人”,有这种情况大有人在。大家越说越激动,认为,“四人帮”已经打倒两年了,怎么还这样?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有人主张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我们的情况。
说干就干,有几个考生开始起草,有的人去找笔墨纸张,约1个小时,一份感人的反映我们这些落榜考生情况的大字报就写成了。大家都签上自己的姓名、工作单位、高考成绩等,可能有一二百人在上边签了名。大字报贴在招办的墙上。又有人继续写成小字报,说要送到华(国锋)办、邓(小平)办、李(先念)办和北京市委市政府,让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知道我们的情况。我由于只请了半天假,下午还要工作,就先回厂上班去了。
一周以后我再去询问,答复是,林乎加同志已经调任北京市委书记,他在天津搞了大学分校,效果不错,决定在北京也建分校。让我们回去等着,将来的分校可以让我们优先选择。我们不同意,说我们的分数比很多读本校的考生高,为什么让我们读分校?大概又过了10来天,厂里通知,我的录取通知来了。我喜出望外,取来打开一看,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了!就这样,我比其他同学晚入学将近1个月,在10月下旬来到学校报到。我的大学梦想成真了!我终于比正常时间晚10年上了大学(1968年高中毕业,1978年上大学)。
我的两次报考大学有相似之处,但结果却是大不一样的。这里有个人抗争不抗争的问题(因为,后一次,如果不反映到上边,也不会得到解决),但最根本的是“四人帮”打倒了,“换了人间”。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开始发生转变。没有这个根本,个人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说不定把你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这次考大学的经历,使我原已经有些麻木的精神,对事不大信任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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