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我的一九六九年 作者 李晓阳

我的一九六九年

                                         李晓阳

       一九六九年，在我过完十六岁生日的第三天，（九月二日）就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爸爸、妈妈，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记得那天的天气不阴不晴，有点雾蒙蒙的，爸爸刚从干校回来，在学校做些杂事，但是不能请假，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自己闯荡去吧！爸爸相信你。”然后是扭过头去沉思，我猜想是落泪了，但是他没有让我看见脸就上班去了。妈妈帮助我收拾好随身带着的东西直奔永定门车站。

    我们到车站时，已经人山人海了，哭的、笑的，唱的，闹的，车厢里，站台上，候车室，天桥上，到处都是人。因为当时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有一句话，“人的海洋”形容当时的情况一点都不过分。人的海洋遮住了这个破旧车站的全部景物。嘈杂声使对面说话的人不得不提高调门争抢着再说几句。我低着头从人缝中往前挤，落座时已满头大汗。我的座位正好在车站台窗户的对面，没法直接向外张望，只好客气的向站台侧窗户座位的主人好言相求，最终在这位主人的腋下勉强伸出了半个脑袋，在人群中寻找妈妈的身影，直到火车开动也没有找到。事后妈妈每每说起送我的场景，总是那句话“窗户角落露出半拉脑袋，叫半天也没反应，跟傻了似的”。

    我就是这样傻傻地离开了北京。

    颠簸的列车走走停停，据说是知青专列，要走正常行驶列车的缝隙，所以等车，让车的时间很多。反正我们也不是急于赶到什么地方去办事，所以停不停，走不走，什么时间能到达，统统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之内。车厢内刚才还哭哭啼啼的男、女同学们，此时已云消雾散，吃的、喝的、闹的、聊的成了又一道轻松的风景线。这批十六七岁的孩子们随着列车有节奏的声响，伴着落日的余晖，像刚刚放出笼子的小鸟，向广阔天地飞奔。

    夜深了，坐在高背椅上的同学说累了，吃饱了，疯够了，东倒西歪的进入了梦乡。

    我座位旁边是一位女生，由于当时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更不要说有什么来往了，两个人的座位由于双方警惕，使中间空出来很多。我觉得这样坐一夜很别扭，干脆拿本书去了车辆接口处，灯光虽弱也能看清。不知看了多久，眼睛酸酸得想休息一会，抬头看到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点点灯光，突然想起前几年贺敬之发表的“西去列车的窗口”“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的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日在中天的时候；一站站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诗歌的美令我陶醉，贺敬之的诗是我最爱，“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我都能流利地背出来，唯独这首“西去列车的窗口”我只欣赏。一站站的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这样诗句的美值得回味，不想几年后西北换成了东北，自认为不搭界的内容真真切切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记得他在这首诗中谈到了很多关于“井冈上、南泥湾、红旗和镢头……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我却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我只沉迷在诗歌的意境里，词句结构美之中，当时对诗人要表达的内容不是很清楚，说实话我在这列车上真没有诗中讲的理想那么高，信心那么大，其他人怎么想得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自己是不愿意离开这座养育我十六年的城市的。

    我家是七八代以上的老北京人，满族，正红旗人，老舍的《正红旗下》说的就是我们祖上的事，家里出过多大的官也没人去考证，反正吃俸禄直到民国，老人讲平平安安送走大清，没有高官也没有大难。我的爷爷姓叶，名叫振东，字信臣，奶奶只知道姓赵，爷爷从事教育工作并参与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被日军杀害。家属辗转托人收尸时看到，一个个被刺刀挑得血肉模糊无法辨认，家人仅凭爷爷口袋中记录的全家生辰，认定了爷爷的尸体。爷爷被埋葬后，失去了供养的爸爸面临辍学的困境，情急之下爸爸借用比他高两届一位李姓同学的毕业文凭，经过一个学期的苦学，勉强考入北师。不收学费，饭白吃，毕业从事教育。用爸爸的一句话“我考上了北师象守着祖坟”一样认真，从来不敢懈怠。爸爸是个慈祥、谨慎、勤劳、朴素、随遇而安的人，从来不争不吵，不急不恼，字写得好，歌唱得好，北师毕业后先教音乐，再管行政，解放前后在北京的史家胡同和礼士胡同两个小学当领导直到文革开始。文化革命使他迷茫了，“苦苦追随几十年的共产党怎么能够这样啊？我教导这么多年的孩子怎么一夜之间男的变成了男流氓，女的变成了女流氓了呢？让校长、老师下跪，剃阴阳头，拿皮带抽，这都是谁教的呀？”我和爸爸同住一室，经常半夜被他的呓语吵醒，他自己旁若无人的发问，也不知是睡还是醒。我离开北京时文革的噩梦还没有结束，因爸爸病倒在干校无法医治，送回来边工作边改造，爸爸让我放心，几十年的同事们对他还是很尊重的，谈到劳动更不能难住爸爸，当校长几十年，每天都帮助工友扫地，冬天帮助每间教室生炉子，可是，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下劳动的内涵能一样么？爸爸开始苍老了。

    妈妈原来在铁路上工作，由于我们兄弟五个所累，辞去工作全职哺育我们，呕心沥血让五个大小伙子立足社会实属不易。用爸爸的话说“孩子不管不行，把孩子放着养，以后真出一个流氓，俩土匪的怎么办呀？你在家辛苦些，等我退休了都给你补上。”这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得妈妈重复过多少遍，结果呢？五十岁刚过就赶上文革，六十岁刚退休就因血压高而半身不遂。许给我妈妈的愿无法兑现。

    妈妈是个性格开朗，脾气急躁，好学上进、办事认真，乐于助人的人。虽然因为我们兄弟放弃了正式工作，但是在街道居委会一直担任着治保主任一类的职务，开会、动员、检查，写材料，一点儿不比单位工作量少，她平时对我们管理很严格，放学必须马上回家，晚上超过七点不许出门，邻居中哪些孩子可一起玩儿，哪几个孩子绝对不许有任何来往等等规定得很细致，那个时候我们只有服从的份儿。

    我们的儿时与父辈们相比，应该说是幸运的，我生性好动，爱学、爱钻、爱思考，尤其爱动，家里的规矩就数我违反的次数最多。我从小喜欢文学、看书、听书，时常要写点小文章，偶尔也能得个奖。受爸爸熏陶喜欢音乐，由于两个哥哥都在戏校学习，也能唱几句皮黄，在少年厅合唱团坚持四年的活动。好动就体现在了文化宫的武术班，一学就是三年，我的课外活动还是蛮丰富的。小学毕业前爸爸给我恶补了音乐理论和发声训练，在报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时，千分之七的初试竞争我顺利被录取，谁知道复试考核后石沉大海无消息，待妈妈去学院询问时才知道老师已经被斗了，学院乱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命”。

    在极度失望的日子里， 全国大串联开始了。我用力挣脱了爸爸妈妈的束缚，先后三次离开北京加入串联大军，一年多的时间从东南到西南走了九个省，只有十三岁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串联确实开了眼界，也排解了心中的烦闷。记得在武汉一次领车票时，已按中央通知停止串联，只发返程车票。我在领到返程车票后灵机一动，与返回广东的学生把票一换，双方都合适，又自动延期三个月串联时间。

    串联去了东南和西南，这回彻底补上了东北这一课。我心里明白这次和串联是不一样的。在去派出所销户口时，由于人多他们来不及解开户口本的“鞋带”，而是直接撕下来，我的心咯噔一下，从此，就不是北京人了。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经济，耽误了一代人的前途，十年不招生，十年不毕业，巨大的压力用知青下乡，巧妙地把运动的牺牲品送到全国各地，我们都是其中一员。

    我们去的地方什么样儿？离北京有多远？都干什么活？我们今后怎样去生活？我们将在那个地方呆多久？什么都不知道！再想下去也想不明白，干脆就不想了。

    经过两天多的颠簸，列车停靠在佳木斯车站，按照接站人的安排，分班上了长途汽车，又是走走停停，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只听到汽车驾驶员和接站人谈话，好像是因为路不好走，不想往前进了。我记住了第一个地名:富锦！最难走的地方是用拖拉机把客车从泥沼中拉出来的。

    在当时的前进团团部的空地上，我们被分配在九连（现在的五队），行李和人员都坐上爬犁时，天已经黑了下来，第一次尝试坐在爬犁上，倒是感觉比这几天的旅途劳顿要舒服许多，可是好景不长，在穿越泡子时，草甸子的大水淹没了箱子，伙伴们一阵惊叫后，水淋淋的流着汤儿走进了新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六十团九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