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叶辛：蹉跎岁月人未蹉跎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去贵州山乡插队。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二十年来，共出版著作四十余部。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等。　　在知青作家中，没有人比叶辛“插队”的时间更长，从1969年到1990年，他几乎将自己的所有青春都留在了贵州，当年一张粉红色的知青下乡通知书，给他带来的是整整一生的改变，也正因为知青岁月，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高高的苗岭》、《蹉跎岁月》、《孽债》这些誉满全国的作品见证了叶辛的那段蹉跎岁月，也见证了他在蹉跎岁月中并未蹉跎的人生。　　怀着对未来的一无所知　　我去了贵州　　记者：您当时下乡是抱着什么心态去的？是否像政策号召的那样，踌躇满志地改造新农村？　　叶辛：我的观念很落后，是小我三岁的妹妹要下乡，她都要去，我再不走就比她还落后了。当初就觉得下乡是个潮流，并没有多想其他的事。拿到那张上山下乡的通知书后，我才找来地理书看，看贵州到底怎么样，但书上东西很少，只写了贵州省是云贵高原半边，各族人民在这里生活，山坡上种水稻的地方叫坝子，还有俗语说那里“地无三里平，天无三里晴，人无三里同”，仅仅这些。1969年3月31日，怀着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心情，我去了贵州。　　记者：初到砂锅寨是什么情况？　　叶辛：从走进寨子的时候，老乡就开始打量我们，他们到公社欢迎我们，里三层外三层聚满了人。虽然我皮肤不是很白，但他们还是纳闷：这些知青怎么这么白，肯定是不劳动的人。　　这里有个细节，让我们很惊奇，寨子里安排给我们住的地方是一间泥墙茅草屋，其实是一间旧仓库，就是放集体农具的保管仓。当走到这间泥墙茅草屋跟前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的六个人的眼睛都盯着那扇门，这是一扇竹子编的门，我们以为门上糊的是泥巴，但拉起来特别重，我妹妹的同学小冯只有16岁，她边看边摇着她的小圆脸，看了我一眼，我只装作没看见她摇头。后来村民告诉我们门上糊的是牛屎，他们认为牛屎是最干净的，牛只吃草，所以牛屎很干净，当然后来我们也靠在这扇牛屎门上吃饭，我们也觉得牛屎是很干净，但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　　知道了城乡差别，开始认识我们这代人　　记者：下乡一段时间后，您有什么样的变化？　　叶辛：下乡一个月后，我们就非常想离开那个环境。砂锅寨工资一天5毛9分6，还是周围村寨最高的，可这根本不能养活自己，你想，一个人本来是怀着改天换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改造主观世界同时改造客观世界这样一种虔诚的愿望来的，结果发现，连自己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人必然很消沉，我们从最早的比较虔诚、比较盲目、比较狂热，到真正走进农村，接触到中国农村的实质、接触到贵州农村特贫现状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沮丧，不知道怎么办，就想能尽快走出这种环境。　　所以，1700万知青中不论是说了多少豪言壮语下乡去的，还是不管多么无奈下去的，有一个愿望都是一样的，就是表现好一点，劳动几年，然后尽快地上调，哪怕不回城也可以，只要有一份工作，恢复城市户口。我起先以为只是贵州的知青这样想，后来发现无论是到内蒙古、安徽，还是黑龙江，所有的知青都一样，当接触到农村的现实之后，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平时在城里写作文写到的城乡差别是怎么一回事。　　记者：现在来看，乡村生活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叶辛：有一点不可否认，贵州的山川河谷、风土人情、男男女女所展现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颖的新奇的，我在劳动中感受它们。有一次，我和一个老农民袁朝善一起戽水，也就是把下一层梯田的水舀到上一层，需要站在田埂上，用劲地把一斗水舀到上面一层田里，这位老农民一次能戽三百多下，但我一次才能戽50多下，而且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很快看出来了，就迁就我坐在田坎上休息，我望着山野，就发感叹。他说他从9岁开始干农活，干到50多岁了，现在还在干，我就问，这样苦一辈子为个什么呢？他说为了活下去么，为了吃饭么，不苦又怎么办？我就又发感慨，想起鲁迅先生的《过客》，说人这么过一辈子真不值得，我们戽一天水，一斗一斗，上千斗水戽上去才能把一亩地润湿，然后能打7挑谷子，大概也就三四百斤。他说：“什么值不值，坡是主人，我们都是客人。”我对这段对话印象深刻。坡是主人，人是客人，从这些淳朴的话中，我开始了解真正的生活。插队的生活，是我认识我们这代人的开始，是我认识中国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的开始。　　都市和乡村的落差，给了我两副目光审视世界　　记者：那时候虽然很苦，您还是在坚持写作，是什么信念支撑您？　　叶辛：我别无出路，其他人都回城了，剩下我一个，我的个性不会讨好大队书记，不会为了招工的时候而找关系，一方面时间要消磨，而且我觉得确实有东西要写，我喜欢文学。山乡的人不知道城里的生活，他们对比不了，我在和老农的对话中知道，城里的人也不知道砂锅寨人的生活，700多年前，就有人在砂锅寨栖息，所以才能说出“坡是主人，人是客人”这样的话，砂锅寨比上海历史悠久，我把这里的东西写出来，也是一种价值，就是这样一种信念。　　记者：有没有想过靠写东西成名后回城？　　叶辛：没有，但我想当作家，想写得好了就当作家。就这样，一边劳动一边感受生活，我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农民，他们究竟是在怎样的状态下，这样的体验影响了我很多，我由衷感觉到，中国最苦的不是关进牛棚、挨批斗的那些人，最苦的是农民，所以以后遇到任何事情我都能很冷静，也是这个道理。　　我经常望着远山近水想人和自然的关系，想自己这一辈子以后怎么走，就在那样的感慨中，想清楚了很多问题，世界观的形成也好，人生观的形成也好，就是在这样的温饱难以解决的乡村形成的，我只能写点东西。当然这个路，很漫长，但是觉得是我的路，是1700万知青中成为作家的人当中的一个，张抗抗不一样，王安忆也不一样，我是完全靠自己摸索走出来的。　　记者：上海和贵州，一个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一个是改变你人生的地方，对它们的感情有何不同？　　叶辛：感情都很好。贵州对我很好，我对贵州也充满感情，前一阵的瓮安事件，报纸上还没集中报道的时候，我们办公室两个女孩就告诉我，叶老师，你们贵州出事了。其实我是上海人，她们倒是外地人，但是她们说“你们贵州”，因为我谈起贵州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喜欢。现在，贵州在上海成立商会、摄影展，都叫我去，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他们都把我当贵州人。　　贵州和全国很多省份比还是落后的，但儿不嫌娘丑么，再落后，它也是我生活了21年的地方，当然希望它好，它一出事我也很生气，忍不住也给书记、省长写信，人家说贵州不好，我听了就很不高兴，就是因为那块土地，那里的人民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了。　　贵州落后，上海又是时尚、先进的大都市，恰恰是这种两极和落差，给了我两副目光，一副目光是我用都市化、城里人的目光看偏远的山区，另外一副，是我用乡村的眼光看今天的都市，这样两副目光的交织，对我来说是有作用的，《孽债》正是我两副目光观照中国的产物，正是这样交织起来的目光，使得我感觉到同样一件事，生活经历完全不同的人来看，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年轻人只有了解过去，才会明白我们今天的生活　　记者：你的儿子问你过去的事情吗？你的经历对他有什么影响？　　叶辛：他从来不问，以前也不看我的书，但是当他上中学时有一天发现班里同学都在议论我，就回家读完了我所有的书，但他从来没说过好还是不好。　　2005年，我给原来下乡的地方援建了一所小学，剪彩时我把儿子带去了，当地村民把我住过的土地庙复原成我原来居住的样子，很多领导都去看。后来一个老乡告诉我：“所有人都走了，你那娃娃一个人在土地庙门口站了5分多钟呢，你是不是把原来那些事情跟他说过？”我其实没有。　　后来，他到贵州拍一个记录片，我给他投资1万块钱，结果他回来给我退了几千块钱，随他去的朋友说我儿子去后就住在25元一晚的宾馆。从这个细节，我觉得我的经历也给了他一些改变，今天的年轻一代了解那段历史，还是有好处的。　　我有时去上海的一些中学讲课，学生们老问：“你们怎么这么傻，你们不会不去？他们让你去你就去？”他们已经脱离那个时代，他们觉得我们傻得不得了，如果他们了解了民族、父母曾经走过的路，可能就会了解今天的生活选择。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你的知青岁月，你会怎么说？　　叶辛：那就是“岁月蹉跎志犹存”，也有人更通俗地说“岁月蹉跎，人未蹉跎”。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有过这段历史。当代生活节奏很快，很多东西要去追求，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代人曾经有过的经历，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不要忘记那些痛苦和那些含着眼泪的微笑。本报记者狄蕊红文/图

主题：[推荐]叶辛：蹉跎岁月人未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