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因为有地下资源,这个地区急速地富了起来。
本来很落后的地方,面对突然暴增起来的财富,起初都有些不知所措,他们首先想到的消费是买名车和劳力士手表,因为这些外在的标志能证明他们的身价,也能立即让人对其刮目相看。对此,我很理解,因为贫穷毕竟在过去给他们带来过太多的屈辱。
接着,他们开始大量地购置房产,在北京、上海、杭州买房。“你们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为买到每平米才上万的百十来平米的破房子就得意成那个样子?!看我们,一买就是几万一平米的豪宅,带花园、泳池和车库,还有藏獒把门。”当地一位还排不上富豪名次的小矿主在酒后对我吐了真言。
名车、豪宅都有了,接着就是向贪官看齐,花巨资送子女出国留学。这一点我倒觉得值得欣赏,不管怎样,起码意识到改变后代基因的重要性了。张作霖送儿子出国留学,所以后来不管你怎么看,张学良也不像是个土匪了。再说,人家花的是自己挣来的钱,不像贪官,花的是纳税人交到国库的钱。
实际上,以上消费相对于他们继续在增长着的财富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接下来惟有毫赌和女人还能给他们带来点刺激。
在赌桌上,拿“一掷千金”来形容人家是寒酸的,他们之间传递输赢款,只用尺子量一下钱的厚度即可,一张一张地数钱太浪费他们的时间。
对于女人,这些富豪一般不会去选择大城市的知识女性,因为他们会觉得文化差异大,相处起来太累。他们一般首选四川城郊或农村的漂亮女孩,二选湘妹。如果中了意,处上几个月,就会送给女孩一辆宝马车。假如两人关系掰了,车也就权当白送了,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说老实话,当地的民风还是朴实的,就是我上面讲的这些人,普遍也都不奸不坏,说起来,一个个都还挺憨挺实在的。当地没有黑社会,也没有在内地,时不常就会发生的那些暴力事件。 张总是一家新建起来的星级大酒店的董事长。他接受了我帮他把酒店建成艺术博物馆的建议。他让我详细地调查了酒店所有需要悬挂字画作品的地方,规定了不同区域悬挂作品的内容和尺寸,统计了数量,并和我商定了劳务报酬,签定了书面合同。
张总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对字画很陌生,说挂那些东西做甚?管吃了,还是管喝了?我的酒店要带好这个头,改变一下他们的观念。”
我说:“别说你们这个地方需要转变观念,就是北京,像欧洲人那样,想把自己的酒店建成艺术博物馆的老总也不多。你没看见大多数酒店的客房和走廊上挂的,也都是些毫无艺术价值和升值空间的印刷品吗?” 两天内,老师们就到齐了。有飞来的,有坐火车来的,有先坐大巴后换火车来的。在这之前,他们散布在四省五市,有办笔会的,有旅游的,有办展览的。但,谁也没有驳我的面子,叫来就来了。 创作集中在酒店的两个大会议室进行。 消息很快不径而走,几个企业的老总赶来看了老师们的作品后,请我立刻给他们排上队,按顺序分别给我们办笔会。
这是文化饥渴的反映。 按原来的计划,我们要在一周的时间内给酒店创作出四百一十四幅作品。因为增加了几场新笔会,我们不得不把给酒店创作作品的时间压缩成三天。这就意味着每位画家要在三天内画出二十八幅画,每位书法家要写出五十四幅字,另外,还要集体创作出三幅一丈八的大型国画!
在所有老师的创作生涯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数量的压力还在其次,关键是作品的质量能不能得到保障?老师们的身体是否吃得消?
在动员会上,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没想到老师们个个二眸子烁烁发光,摩拳擦掌,异口同声地说:“迎接挑战,按时完成任务!”
关于创作质量的问题,他们主动提出成立一个临时把关小组,谁的作品不合格,要不讲情面地退回去重做,书画家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服从。 对于男女老师们的这个集体决定,我感动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想起几年前,我也是带着这支队伍,去慰问驻守千里边防线的老部队,那次活动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但老师们顶着酷暑,一个哨所一个哨所地给官兵们写字画画,也没有一位私底下发过任何一句牢骚。 你们说,我跟这样的老师们朝夕相处,对他们能没有感情吗?
三天后,四百一十四幅个人精品和三幅丈八大画全部创作出来了。
崩溃!看着高高厚厚地堆在大案上的作品,老师们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在仅仅三天时间内干出来的。
德高望重的老国画家宋宜春大哥叹道:“看来,人就像弹簧,压力越大,蹦得越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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