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越南小霸，开炮！
（老陶口述.如歌整理）
关于1979年的那场对越作战，邓小平在访美时有句名言：“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而我则在离开云南农场前，亲身体验并参与了那次打屁股行动。
我是1969年5月31日离开北京，6月5日来到与越南隔红河相望的河口农场南屏分场，至1979年初，我已经在那片红土地上度过了3500多个日日夜夜。
记得那年年初，云南农场知青的罢工请愿震惊全国，知青返城狂潮正蓄势待发，而我的日盼夜想的困退回城材料，当时也已从北京寄到了南屏场部，随之收到的家信里，父母生怕夜长梦多，千叮咛万嘱咐地让我抓紧时间，赶快办理回城手续。
但，我却有些犹豫了，持续升级的中越紧张关系，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不得不战的阶段。我没有急着办理回城手续，我想留下参战，倒不是因为我有多高觉悟，只是觉得，如果能在和平年代亲历一场有限的战争，为自己的国家打上一仗，此生也不妄虚度。
因为形势紧张，当时，农场的一切生产活动已经完全停止，早年来的外省支边人员和大多数知青，也都假各种原因离开了农场，就连走不了的当地沙族职工，也急急的把自己少的可怜的家当搬到大山深处躲藏了起来，整个农场冷冷清清，没有鸡鸣狗吠，不见炊烟四起，只有来往的军车和休整待命的军人，加上偶尔响起的冷枪声告诉人们，这里并不是无人区，冷清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战。
为了配合正规部队打击越南小霸，农场按上级指示组建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排。步兵连配发的是全自动步枪，开始每人只给了不到十发子弹，随着紧张局势的迅速升级，配发的子弹很快便增加到了三百余发，沉甸甸地装满了每个人的军用挎包。
而我则被分到了迫击炮排，炮排下辖三个班，每班八、九个人，一门八二迫击炮，其中有四个人是专门扛炮弹的，都是身强力壮的沙族人。我是二炮手，战时负责炮弹引信的安装和装填发射，是全排为数不多的知青之一，也是南屏农场参战的唯一的北京知青。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迫击炮.jpg：
装备领到手，接下来就是没日没夜的训练，或是迫击炮的分解组装，或是阵地的选择构筑，即便是端着饭碗，睡在床上，也要相互间考问几条操作要领。大家都明白“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很快就熟悉了手中的武器，几次实弹射击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训练中，我们也吃过经验不足，自以为是的亏。一次，我们在阵地构筑临时洞穴掩体，我们选择的地形不符合战时要求，头头提出了批评：“你们在这地方挖洞，一下雨还不被淹了？”我们不愿意重挖掩体，辩解说：“河口这月份哪会下什么雨呀。”没想到，就在一次例行训练时，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们急忙钻进掩体，但只几分钟，倒灌进掩体的雨水就淹没了我们的膝盖，不得已，我们只能又钻出了掩体，无奈地站在大雨中。
开战之前，除了训练，我们还担负着执勤巡逻的任务。
那时，南屏农场沿红河国防公路周边二十多里的地带，除了部队和民兵，已无闲杂人等，我们的驻地同时还驻扎了一支解放军的侦察部队，他们经常渡过红河到越南那边去摸情况，我们和侦察兵们混的挺熟。
一次夜巡，天很黑，我和一个刘姓的昆明知青沿公路正走着，忽觉前方影影绰绰有队人影，我大喊一声：“口令”，对面毫无反应。
按当时的规定，此时，我们完全可以开枪射击，但当我的第二句话“再不回答就开枪了”还没说完时，对方的枪先响了，密集的子弹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遇此情况，刘姓知青立刻返身跑回去搬援兵，我则赶紧卧倒在公路边的沙堆后面，也顾不得瞄准，只管朝着枪响的方向射击，当时，我倒也不害怕，因为这是我的地盘，而且在这漆黑的夜里，对方是不敢贸然露头进攻的。
枪声惊动了山头上的侦察部队，他们先是用一阵猛烈的火力压制住了对方，俄而大叫：“都不要开枪了，是自己人。”原来，侦察兵们居高临下地发现了双方，这才避免了一场可怕的伤亡，但对方一个十几岁的新兵蛋子，却因为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我看见他的军裤上满是鲜血。
枪声停止，那支隐蔽在黑暗中的部队走上了公路。不知为什么，这队军人没有乘坐汽车，他们是徒步向目的地开进的。
天亮了，在清理昨晚发生误会的战场时，我见到了不少被那支部队丢弃的东西，甚至还有一支步枪。后来，在查看资料时我才知道，因为文革的影响，我们的军队盲目强调精神而忽视了军事训练，加之有不少新兵刚刚入伍，部队的战斗力被打了折扣，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红河岗哨（陶） 副本副本.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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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8/18 19:55:0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