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征文】难忘红河----作者.阿东

 

难 忘 红 河

 

阿东

 

    引  子·圆  梦

 

登上驶往河口的汽车，一切晃如在梦中。

河口，我的第二故乡，我魂牵梦萦的红土地，是我多年来一直思念的地方。我思念河口的山，河口的水，河口的天，更思念河口的人。谁是哪年离开了村子，谁在自卫反击战中参加了担架队，谁在县城搞边贸发了财，谁又承包了队上的鱼塘，无名洲上的小战士退伍转业了吗？冲里稻田还有没有人管理？……

回河口，看我生活过多年的地方，是我三十几年来常做的一个梦。今天，我终于登上了回河口的汽车，终于圆了这个梦，这个至少是我们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六团五营五连全体北京知青的梦。

 

                                                                      河  口

 

河口，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那里有独特的亚热带雨林气候，有可以做珍贵药材的穿山甲、蛤蚧等极丰富的动物资源，还有大面积的森林及竹林等植物资源。

河口，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通道。早在西汉时，这里就设置了戍边卫国的军事关隘──进桑关。她与越南山水相连，是云南省和大西南通过越南进入东南亚以及亚太地区最重要、最经济、最便捷的要冲。横穿河口县城的滇越铁路、公路和红河航道，直通越南首都河内及海防等重要城市，并延续进入柬埔寨、老挝和泰国。

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汽车快。在河口，又被加上了两句：汽车没有单车快，单车没有跑路快。

从民谣中，人们足可以体会到这十万大山中的交通有多少坎坷。抬起头，看到了层峦叠嶂中的小火车，这是当年法国侵略者为掠夺我们的资源而修筑的滇越窄轨铁路，轨宽一米，车内乘客围坐，比今天街上走的公共汽车还要窄。1910年通车，从昆明到越南河内全长854公里，其中昆河段465公里，是当时云南物资进出口的唯一通道，也是中国最险峻的窄轨铁路。沿线峭壁深涧，坡陡弯急，仅昆河段就有几千个隧道，平均每公里就有7个弯道，由于山高路险，能修成这种“米轨”也应属当时的高技术了。

从昆明出发，车上一行四人，只有我是北京知青，心情也最激动。车外山青树绿，景物依旧，那穿山越岭的小火车，勾出了我无数的回忆。

 

                                                                     下  乡

 

    1969年4月26日，一辆满载着知识青年的列车停靠在北京火车站，即将向云南省会昆明驶去。

站台上人潮涌动，车窗前，一双双手抓紧不放，要出站的列车牵动着无数的家庭，也带走无数位父母牵挂的心。

列车终于启动了，扩音器中传出播音员庄严的声音“……请大家起立，高唱《东方红》……”

同学们有的还在眺望远去的北京城，有的还在第一次离家的兴奋中，有的还在对边疆景象的遐想中，也有的双眼饱含着离别亲人的泪珠木然地站在自己的座位上。

四月的北京还是春寒未尽，可江南大地却早已是繁花似锦，郁郁葱葱。一大批十几岁的小青年们，欢声笑语漾溢在列车里，离家后的青年人像刚出笼的小鸟，不知如何来享受自由的欢乐。

当夜幕降临，车厢里亮起了灯时，同学们轮流钻到座位下放平身体，开始初尝离家无铺的滋味。伴着哐哐响动的列车行进声，同学们的眼皮开始打架，终于，车厢里安静下来，他们到底是累了一天了。

八天后的晚上，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河口。再往下走，就该进山入村了。

那时侯的河口，东西一条街。两头来人，东头进的是越南人，西头来的是山里人。街上的建筑，每个都是唯一的，只有旅社是两家，让人感到很奢侈。

河口的第一晚，我们被安排在了县中学。

未及入住，只见一个同学高举着一封红蓝花边的航空信高喊：“陈正！海淀区的陈正！你家来信了！”

我先是一惊，随后有些不知所措。尽管离家这许多天很想家，可下乡接受再教育，人还没到地方，妈妈的信就追来了，是不是显得太娇气了。我脸红了，要不是同学中工人出身的伙伴催促，当时的我，几乎不敢去接这封有妈妈百分之三百不放心的信，这封信代表了千千万万知青家长的心情，下乡真是牵动了所有知青及他们家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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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边 防 证

 

从昆明起程之前，我们被告知，去河口要办理边境的通行证。

办证的军人经手过无数份申请，都是去瑞丽或缅甸的。听到我们要去河口，他们投来十二分不解的目光：落后贫困、语言不通、交通不便、十万大山层层阻挡、步步难行的地方，难道还真有人去旅游观光吗？

“这里虽然没有闻名的旅游景点，但她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有我们熟悉的高山大河。虽然不是我们的故乡，但有胜似对故乡的感情。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们用劳动汗水改造过的树木、梯田……。那里曾有我们永远难忘的青春。”

听到我们的解释，年轻的军人们异口同声的表示赞成，马上给我们放了绿灯。

桑塔纳车翻山越岭，走的艰难。由于底盘低，加上路面坑洼不平，又常有大石块露出地面，所以有许多路段车开不过去，我们几位只能下车，让减轻了分量的汽车勉强通过。几百里山路，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11点才风尘扑扑地到了河口。

就是眼前这个河口，这个热闹的边境小城。沿街店铺摆满物品；有从内地来的儿童玩具、家庭装饰用品，有从广东来的各色港式时装，还有本地出的土特产品……虽然不能同北京比，可比起二十几年前，已是鸟枪换炮了。

 

                                                                      邮   车

 

我好像迷路了，除了地形依旧，我找不到一点儿旧街的痕迹。啊，那是什么？我眼前一亮，我看到了唯一的一座70年代曾辉煌过的建筑──河口县邮政局。

这是个面积不大的县城邮局，她曾吞吐过无数内地支边青年与家人的往来信件，有湖南的、四川的、昆明的、北京的、还有上海的，在河口县遭遇过的几次大自然灾害中，县邮局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记得1971年夏季，河口地区大雨成灾，红河上游洪水泛滥，公路被冲跨，火车也停驶了十多天。家书抵万金，出门在外的人最盼的就是家人的音信，而邮局也成了那时人们最关注的地方，不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宿舍里、大坪上，谈论的都是交通邮电。

正常情况下，北京到河口的信要在路上走10—15天，每封信的到来都可以让知青们兴奋好几天。别说是自己的家信，听听别人的信都觉得过瘾，要是信中提到了任何北京城里的消息，那更是大家彻夜不眠的聊天话题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月，每个人家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很大变化：谁家搬去干校了？谁的兄妹下乡了？在陕西插队的姐妹近况如何？在东北兵团的弟兄怎样了？再往家里写信，地址是否要变了？……而我担心最多的是爸爸在干校还适应吗？妈妈想我们是否血压又高了？插队的姐姐劳动工分还是一天一毛钱吗？

一天下午，正当我们准备上山的时候，一辆大邮车开进了村里。虽然我们连队就在公路边上，但车子开进村却是罕见的事情。更何况，自大水之后，已有一个多月没见外面有人来过。谁也没想到，车门一开，连部邮局的老张陪着县邮局的师傅下来了。

我们雀跃着，希望能快些见到老张背着的邮包。老张边闪躲边解释：“这次邮件多，一个背包装不下，因你们连队离公路近，邮车开进村来了。卸完你们的邮件我们还要往前走。每人都有份，谁也别着急！”真开心呀！大家你挤我拥的，我一个人一次就收到三个包裹七封信。

从这些信里我知道了家里的情况，爸爸虽然学会了养猪、种菜，已适应了河南农村的生活，可已奉调回京，是周总理特批的历史专家，在北京中华书局校点《二十四史》。在这封信里，爸爸还寄来了一片河南息县的枫树叶子。爸爸告诉我，要多给家里写信，写信是笔谈，可以提高文化。

在这批包裹中，我收到了大哥从部队农场寄来的炒豆子，他告诉我，边疆劳动消耗大，要尽量补充营养。也是在这批包裹中，我收到了二哥寄来的一盒糖，那是当时最好的糖。糖盒是长方形的，上面有一幅人人都喜欢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剧照。这个糖盒着实让老乡们羡慕了很长时间，至今我还保留着。

从老张身上，我真正体会到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美德，更知道了什么叫全心全意。从那以后，我对县邮局增添了更大的敬重，以至于那以后几次回京探亲在县城转车，我都要专程送一些北京特产给邮局，以示敬意。

 

                                                                    体 育 场

 

我们住的东方宾馆就是当年的东方红旅社，我向服务员打听宾馆的改建时间，她说自懂事起，就有这个宾馆。后来，我又问上了年纪的人，才得知这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后重建的。

当年，河口县的旅社有三家，条件最好的是东方红旅社，肆角人民币住一晚，与其对面的是工农兵旅社，条件稍差，住一晚叁角钱。再就是兵团招待所了，可以不收钱，或比叁角更少，但一定要有兵团战士的证明。

一般情况下，除非是叁角一位的工农兵旅社满员，知青们是不住东方红旅社的。偶尔有些“娇气”的女生会选择东方红旅社，因为这里四人住一间，被褥都是蓝色卡叽布的，结实又不显脏，住房的门可以锁，窗子也可以插，“阶级敌人”不易撞入。

走在街上，一阵听不太懂的吆喝声，把我的思绪从当年又拉回到现实，眼前就是县体育场了。

现在的体育场很不起眼，看起来显得有些荒芜，像是工地的料场，要不是有人提醒，我几乎认不出了。可在当年，县里就那么几个单位，体育场的显赫无需多言。站在体育场边，二十多年前的一幕幕又显现在我眼前。

当年，我们到达河口是在晚上，知青们从窄轨火车上下来，还未辨清方向，就被集合到体育场上。前方主席台上拉着一块写有欢迎知青标语的红布，台上就坐的一排人，估计是县里的领导们。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操着一口不太好懂的普通话致欢迎词。经过八天的疲乏之旅，多数知青在还未看清讲话人是男还是女就东倒西歪地睡着了。

也不知是谁说了一声什么，几个清醒些的同学开始笑了，我抬头一看：一个抱小孩子的妇女正从台下走到台上，随便从一张桌上拿了一个杯子，又从桌上的热水瓶中倒了些水，吹了吹，喂给怀里的孩子喝了。在她上台、下台的过程中，主席台上下的人们都没有任何反映。也许当时我太想喝水了，所以很好奇：她是谁呢？什么身份呢？怎么可以随便上台呢？这地方可真民主，居然任何一个人都能上台喝水。

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这样严肃的场合下，她居然如此坦然的在做这样一件没有规矩的事。

那晚的大会开完，也不知是几点钟了，知青们被安排住下。本想第二天在县城转转，看看这个曾被法国人占领过的小城是否还留有什么异国的遗迹。可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分区分校送上了不同编号的大卡车。

一夜的休整，使这些年龄并不大的小青年们精力重回，一切都是那麽让人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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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在有时思无时

 

现在，从县城去连队，还是同样的路，但路上的人，却走过了青春，走过了中年。

再进河口，我感觉自己很伟大，真想对着大山喊：26年的春夏秋冬，26年的东西南北，我又来看你了。本已兴奋紧张的我，加上十几个小时的山路颠簸，真像是打破了肚里的五味瓶，一时间酸甜苦辣咸全上来了。

那时，人们常爱说：要夺回被文化革命耽误了的青春，可谁都知道，时间是留不住的。16岁的生日，一生也只一次，青春过去了，怎麽能再夺回呢？青春对所有的人都是宝贵的，也是我生命中很美好的一段。虽然，当时在那里我没见过图书馆、电影院、游乐场，可是我并不感到我的青春是被耽误了。因为当年我什麽都不懂，不知天高地厚，不知生活有多么复杂，不知人生有多么坎坷。

那以后的二十多年，我经历了返城、自学、上学、工作等多少难忘的经历，我明白了许多，尽管比同龄人我还差得很远，但比起下乡时的我，我知道地里种的庄稼不去收就会被野猪拱了；每天吃的大米白面不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我懂了除了北京、除了城市，我们的国家还有坐八天火车都走不到，甚至汽车无法开到的穷地方；知道了在那么穷的地方，也有人在早出晚归地劳作，默默无闻地生活，他们没有城里人舒适的生活环境，吃粮要自己种，出门要靠两只脚走，他们没有见过电话，他们不知道电灯和开关是什么关系……

这些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当年的经历留给我的，不只是苦涩的回忆，不只是耽误青春的懊悔，还有一种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精神财富。

让我最难忘的是在当地看病。今天，在城里看病是何等方便的事，可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就有些戏剧性了。

在连队，如果有病需要看大夫，首先要走八公里的山路去卫生所，而且别忘了带大口袋装药。如果运气好，可以截辆过路的马车或卡车，否则就得“想想红军二万五”了；如果得了急症来不及去卫生所，那就得动员全连翻箱倒柜，采用民间土法抢救，或是毛巾捂头、或是缝衣针放血，甚至用刀片切开引脓，这也锻炼了一些基层的卫生员。

一旦到了医院，诊断、治疗就“科学”多了，不论是什么病，医生都会拿出所里几乎唯一的检查器械──听诊器来给你检查：“腰疼难忍。”“咱们听听。”口气温柔、态度热情，可是真搞不懂，为什么腿抽筋要用听诊器听听？

到最后一个程序取药时，架势更大了，药房里堆着几麻袋草根、树枝，被分别抓放在书包里，大夫一边抓着药，将干树枝折齐，一边解释着：药片好带，前线打仗，伤病员吃着方便，咱们在后方要多替前线想想，于是我们就提着轻则几斤，重则十几斤的药用树皮、树根及树叶回村了。

在河口的经历，使我未养成后来在城里看病多拿药的浪费习惯。只要是一片药能解决问题的，绝不浪费第二片，因为我心里还牢记着每生产一片药都要用多少道工序，“药”在有时思无时，有常备不懈的思想。一切都要为前线考虑，一切都要从大局出发，这种根深蒂固的“一盘棋”思想，就是在这种求医抓药的生活中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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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的尾巴和难忘的大坪

 

从县城出发，开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当年五连的地界。路两边茂盛的香蕉树与橡胶树遮天盖地，以往用以记路的梯田、路口等已不复存在，常在我睡梦中出现的冲里梯田已被一片片墨绿色的香蕉树掩盖。我仔细辨认着车窗外的景色，想从中寻回当时的记忆。

车缓慢地开着，上午11时终于到达了我生活了四年多的连队──南屏五连。

村里一派宁静、平和，多数人还未收工。

几户人家门口，有人或坐、或蹲、或站，托着饭碗在吃饭。这是农村特有的景象：谁家有好吃的东西，要么端出让大家品尝，要么不请自到，寻着味儿来凑热闹。

还有几个人在下棋，看到有车子开进村，爱热闹的人开始探头探脑。

我们钻出车子，扫视院子里的人，看还有没有认识的老乡了。四目相对，头发白了、脸上皱纹多了，但定神细看，眉眼间还能认出来，在自报姓名身份之后，村子里沸腾了：北京青年回来了！

当年的青年人现在该退休了，当年的小孩子，现在都做父母了。一户玉溪人家当年新娶的媳妇，现在已经熬成婆了。热带雨林气候使庄稼一年几熟，对人消耗也大，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五六十岁。

还有眼前这位大姐，真是要叫阿婆了。当年的两条小辫如今被一头白发替代了，原来扛着麻袋箩筐在梯田中穿行的身躯，现在更清瘦了。我走上前去，称呼着她，她居然认不出我是谁。我不断提醒着：当年住你们对面那排房里的北京知青，你送给我一只小鸡，是黑色的……

那黑色的小东西开始仅一个拳头大，我们每天喂它几口饭，在屋里床边给它搭了一个窝，后来，它会下蛋了，大家高兴极了。每下一个蛋，我们都用铅笔记上日子，还请队里的能工巧匠熊小章给编了一个放鸡蛋的小篓子，还做了一个盖子，想着能存满一篓，请全体知青来打“牙祭”，我们的感觉好极了。

可是好景不长，小鸡只生了七个蛋，就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命令扼杀了。上级说，这里是部队编制，不许搞家庭养殖。尽管我很舍不得这只可爱的黑鸡，可这是命令。为此，我们请了连队的军医田医生来掌刀，田医生提出条件：杀鸡可以，但这鸡的鸡杂，必须归他享用。

20多个女生一听说有鸡吃，都等在田医生门口，等他把包括鸡肠、鸡肝……鸡的一切能吃的内脏留出来后，再去收拾那属于我们的一部分。

今天，提起这件事，不仅使我对当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了更深的感触，也勾起了对田医生的怀念，也不知他现在何方，是否回到了山青水绿的四川盆地……随着我讲述这件事，对面这个大姐才想起我，手拉着手，分别这么多年的苦苦甜甜，一下子从眼眶里涌出来。我万千的思绪，一下子就收不住了：

就在这个地方，每日清晨由队长吹响牛角，我们从床上跳起来，在大坪上跑步，晨练。

记得木匠的老婆夏明仙，一米五的个儿，背上是未满周岁的孩子，身边还跟着一个刚会走的孩子。自己150斤重的身子，还在大坪上高呼着1、2、3、4的口号，把我们这些轻身利脚的小青年们感动得什么牢骚都发不出来了。

还是在这个地方，队长吹响牛角，我们从田间地头收工回来。忆苦思甜大会上，全体村民围坐成一圈，忆三代、“亮家底”。

也还是在这个地方，队长宣布：全连干战只许看1966年以后出版的书，1966年以前出版的书全是“封、资、修”，不许传看。我们这些读过一些初中课程的知青已算是大知识分子了。可我们除了写家信、看家信外，基本不拿笔、不看书。天不亮上山干活，只用两只手；天黑了开大会，二只耳朵就够用了。时间长了，很多学过的字也都不认识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有多少故事发生，给我们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当年的大坪，有一个队长讲话站立的主席台，边上树着两块大语录牌，一块写着“要斗私批修”，另一块写的什么今天已记不清楚了。

每天清晨，队里的“五类份子”必须要站在语录牌前做早请示，其中包括请示当天要干的农活，以及诵读直接指导该项农活的毛主席语录。每天傍晚，又是一阵低沉的嗡嗡声，那是他们晚汇报。

语录牌竖在我住的大会议室外，和窗户一样高。在他们的早请示、晚会报时，我常坐在窗边思念远在北京的亲人。今天，我再次站在大坪上，那块语录牌已没有了，当年我们住的大会议室也不复存在。

食堂平了、鱼塘填了，村周围新盖的住房前后都种上了当年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的芒果、荔枝。倒是村边的厕所还依然座落在人们上山下田必经的路旁，艰难地完成着它的生活重任。

当年，我们五连的厕所是全营的样板，不仅本连引以为豪，还惹来外连男女老少的羡慕。甚至于在营里，一提到五连，许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的厕所是河口兵团系统数得着的一个“建筑”，堪称营区几大建筑之一。

村里推倒了草房，盖起了砖房，南屏五队的变化引我思绪万千。时间就像是汹涌澎湃的大潮，它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留下的是为人造福的长岸、港湾，她开创着无尽的绿洲。

 

 

大    湾

 

顾名思义，大湾是河流转弯的地方，红河水从上游过来，弯弯曲曲也称得上是九曲十八弯了。我来到河边，边走边看，并不时向随来的朋友讲述着。

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现在路两边大片的香蕉林是当年的荒沙滩，那时地里种着食堂的芋头。芋头这东西从叶杆到块茎，在整个成熟期都能吃。开始是吃杆，全连上下人人都是一口黑牙；然后再吃根，这东西得去挖，挖出来堆放在食堂，用大锅一熬，吃饭的时候，每人一勺，那是上好的大菜。但那东西一年一熟，所以地闲的时候就放荒了。

知青们有了心事，常从这里穿过，到河边的木棉树下去沉思。那里距河水仅几步远，由于水流转向，沉淀的泥沙积成了一个大弯，我们都称那个地方叫大湾。

有人想家了会坐在树下，有人生活中遇到难题了，也会来到树下。记得就在那棵木棉树下，有个同学思想苦闷，想顺河漂下，结束生命，我曾劝他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坐在树下可以看到红河对岸的越南村民。他们不种橡胶，只种甘蔗，生活比我们苦多了。有时，从河滩上看到一串脚印下水而去，第二天的村里，不是挂在门外的什么东西不见了；就是哪块地的萝卜又少了，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河对面的人拿去了。那时，边境村民风气淳朴，两岸也多联姻，与对岸越南百姓的情谊，给每个知青留下深深的印象。我们从心里想的是“解放全世界受苦人”，“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是我们常唱的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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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名 洲

 

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无名洲”，这是个曾有领土争议的小岛，总面积不到200平米。由于它默默无闻，由于它无关紧要，由于它历史上没有人烟，人们只好叫它“无名洲”。

小岛现在很荒凉，尽管也种了香蕉，可比起当年有部队守卫时的情况差远了。记得那是1971年的一个夜晚，两卡车的部队战士乘车从公路驶进了村，每人手提香蕉苗，跑步穿过村子，在村外河边等待竹筏、皮艇送他们上岛。从那以后，岛上有了人烟，一个班的战士日夜在岛上守卫，除了保卫边疆外，还把小岛建设得干净、整洁，香蕉成林，菜地成片。

在那个全国上下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各地的物质供应都极贫乏，我们是兵团编制，口粮还可以保证，但副食品要自给。守岛部队不仅有口粮，还有充足的副食品供应，比我们兵团好许多。我们这些正长身体的小青年因为劳动强度大，一天到晚总觉得饿，老想找些米饭以外可以吃的东西，无名洲就成了我们解馋的好去处。岛上的小战士一天到晚见不到外人，遇到有知青们上岛就兴奋极了，又是拿好吃的，又是提供好玩的，亲热劲儿就别提了，要说的话更是止不住。每次知青上岛，都是双方皆大欢喜。军民鱼水情，是我们当年由衷的感受。

今天，我又走到这里，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好转，小岛已经是人去岛空、荒凉一片了，过去了那个“繁荣”的年代，小岛就又成了名符其实的无名洲了。

在怀念中我仿佛又见到坐满知青的橡皮筏子在红河浑浊的浪花中顶逆流向彼岸划去。

……

天色渐晚了，我不得不打住脚步往回走，短短一天的时间，我的思绪跨越了二十多年，我感到很累很累，在返回昆明的车子上，昏昏地睡着了，睡梦中见到儿子在等我检查作业……

 

（全文完）

本文是作者前几年重回南屏后有感而发，曾在本单位刊物上连载，这次投稿缩减了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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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连是北京知青最多的一个连队，当时社科院长聂真与刘主席第一任夫人王钱的子女聂旦旦，就曾经到过五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