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第一次直面死亡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1969年1月19日。已经是离开北京的第三十天了，大家对这冰冻的日子都记得很清楚。我们10名同学被分配到9个生产小队，几乎一人一队。“猫冬”的季节根本没什么农活，却很适合搞“运动”（记得那叫“整党建党”运动）。晚饭后，我们各自奔向自己的队房（部）。
      没有经受过东北的“白毛风”，不敢比拟。而这雁北的寒风，来的突然，持续时间漫长。它裹挟着沙粒，呼啸在旷野，就像彪悍、凶残的匈奴骑兵。是啊，它们都来自内蒙古高原。
      风吹得人难以呼吸，很艰难地捱到了村北边的三队房（部）。
      所谓队房，就是牲口棚旁边那间饲养室。十几平米的房里，炕上地下挤着30几号人，混杂着浓浓的马粪和旱烟味儿。房梁上吊着一盏马灯，照耀的昏昏惨惨。贫协主席是三队的，比小队长官大，他主持着“会议”。其实这种“会”就是老乡们漫漫冬日里的一种业余生活，聚在一起东拉西扯，而后回去睡觉。来村快一个月了，基本上能够听懂他们的谈话了。
      快散会时，门外一阵骚动，饲养员“架”进来一位解放军战士：没戴军帽，脸上是混合着沙土的凝固了的血迹，军大衣又脏又破......。“快去帮忙...”说着已经瘫软下去，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把伤员抬到炕上。贫协主席告诉我，这是1004部队的汽车班长姓李，在这条公路上跑了四、五年，村里的人几乎都认识他。看来是车坏在村外了。
      “七根儿，去喊明玉（赤脚医生）；留留去一趟大队告诉支书；剩下的人都去推车啊！”
贫协主席似乎是下了“命令”，而老乡们却无声息的散去了，像预感到了什么。在尖声呼啸的寒风中，有什么能比热炕头更安全呢！
      我跑回宿舍。除了去一队的“带鱼”外，他们三人都回来了。只有“四眼”带了个手电，还是绿灯泡的。又去女生那儿借了两个手电，小莉和昕虹执意跟我们四人一起跑了出来。回三队房的路上，遇到了民兵营长带着4、5个人，我们一同向村北走去（我们几个知青根本不知往哪儿走啊！）。
      风仍在尖叫着，向北几乎迈不动步，艰难的来到村北的公路上。恰逢阴历的月底，没有月亮，但在田野雪色的映衬下，还能分辨出沙石路灰色的轮廓。营长的五节大手电能照出一里多远，可公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异样。
      这是一条三级战备公路，沙石路面。钻出大山后径直向南有2公里的下坡，在我们村西北角偏西400米左右的位置直角转向东，贴着村北走。由于是坡地，从山脚到京包铁路这3、4公里的坡地基本修成了梯田：即由北向南，每隔2、30米地势降低1-2米。因此，公路北面除了排水沟还有一米高的田埂；而路南面是2米多深的排水沟和低于路面的田地。我们分成两拨，分别向东、西方向走去。
      风太大了，像在努力撕扯着什么。我们几个知青挤靠在一起倒退着向西走去，带着好奇和兴奋。小手电的光在这广阔的暗夜中显得十分微弱。
      接近公路直角弯的地方，昕虹第一个发现了目标，手电的光隐隐照见了一辆大卡车。它静静地停在路南面4、50米外的野地里，车头向着北方。“我先过去看看，你们去叫营长！”我接过四眼的手电筒。
      跳下路南的排水沟，顺势想翻上另一侧的沟壁，却被什么绊了一下。我扑倒在地，却不是硬梆梆的土地。我欠起身体，用手电照去：那是一张变了形的脸，泛着幽幽的绿色，脸上是凝固了的血迹，嘴大张着，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我“弹”了起来，差点倒向另一侧的沟壁。那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浑身僵硬，大概有半分钟时间。“巨人”他们已走到沟边来了。我努力镇定着自己，再用手电照去，这是三个人叠在一起，堆在沟的南坡上，绊倒我的是另外一个人，他仰躺在沟底。此时，公路上的两个女生已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寒冷的原野上，笼罩着无边的黑暗，只有令人恐怖的风声。
      我模仿着电影里的方式，摘下手套去测试他的鼻息。手有些抖，碰到了他张开的嘴，那冰冷的感觉让人浑身一震，这是一个死人！
      有了这第一次接触，反到放松了。我努力要把他拖开，拉着他的两手：冰凉的手指像腊做的，又硬又脆的感觉。他手腕上带着手表，照了一下，指针停在7点41分。看来这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刻。想想那个解放军班长，是用了一个半小时，“走”完这6、700米的路程啊。
      死者身下是个姑娘，梳着辫子，脸上没有一丝血迹，像睡着了一样，静静地躺着。我没有再去搬动她，她下面是个小伙子，姿势很难受的蜷缩着。这三人都已经死了。回身检查沟底那位，却还有呼吸，尽管很微弱。
      此时，我已完全镇静下来，而且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我对沟沿上的“巨人”和“秀才”说：“这一个是活的，搭把手把他弄到公路上去吧。”
      远远的，四眼和营长他们正在走来。
      这片土地上还都覆盖着积雪，用手电扫了一下，只见一团团的黑影散布在雪地里，却没有一丝声息。大约往南2、30米的范围内都是人，弄不清有多少。我很快的检查着，发现大部分都还有呼吸，却没有一个呻吟的，全像睡着了一样，这是零下20多度的冬夜啊。
      七、八个人员已经下到这块地里，公路上还有两、三个影子，看来是比较胆小的。“快拣活的往外背吧，人多着呢！”我像是在下命令。但老乡们迟迟不动，不知是不是害怕。除了四眼，知青们都下来了，包括两个女生。两人一个，往公路边抬人。
      营长冲公路上的人喊着：“快去叫人，让三队和四队套两挂大车来！”到底是当领导的，这才是组织能力。
      我继续往汽车的方向走去。这是一辆解放卡车，风挡玻璃都碎了，驾驶室完全变形，车顶的蓬布已不知去向，几片扯碎的帆布条在风中起劲地舞动着。真奇怪，翻车怎么会是四轮着地呢？
      车厢里面空无一人。忽然发现离车6、7米远的地方有个黑影，是个8、9岁的男孩子。他穿着代帽子的那种棉猴，帽子却没有带在头上，背着风一动不动地直立在那儿。不会是这村里的孩子啊！我走过去，问他什么也不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去背他，他笨拙的配合了。
      公路上已经有了五、六个伤员。我放下孩子，让四眼帮忙把一个伤员扶到背上，再让他领着那孩子，向三队房走去。尽管只有6、700米的路程，却走的十分艰难。伤员还昏迷着，不时向一侧倒去，四眼只好在一边支撑着他。我的头被压得很低，急促的喘着气，感觉到身边陆续有人向出事地点走去。
      终于到了三队房，院里的大车已经快套好了，还有人直接牵着马去了。屋里炕上只有一个伤员，仍没有苏醒。
      返回村外的路上，碰见了大队书记：“你不要去西荒地了，去公社报个信吧。到占银家借挂洋车。”占银是前任书记，这村300多户，只五家有自行车，一个老乡领我去借车。知道四眼胆小，不敢回现场，索性跟我去公社吧。
      这村里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机，但在有线广播的时间内是不能用的。村村通广播曾是这个贫困县最引为骄傲的事，每晚起码要广播到11点以后。这事故的消息就完全封闭在山村里了。
      到公社有8里路，尽管只走过一次，但那毕竟是战备公路，很宽，基本是下坡。心里很急，瞄着不断延伸的灰色路面尽力地蹬着车。沙石路其实很颠簸，车轮压上小石子不时的侧滑。终于在一个转弯处摔倒了，四眼的嘴出了血，眼镜腿也断了。还好，没有大碍。
      公社里只有秘书在，睡眼惺松地听了我们的汇报。他用电话通知了山里的部队，又带我们去了公社卫生所。为四眼包扎处理后，一辆拖拉机已停在了公社门前。我们和公社的人、卫生所的人，连同自行车一起上了拖拉机后斗。
      紧张和亢奋，让我忘记了寒冷，站在拖拉机上才感到了这风的澈骨。接近村子时，看到北边漆黑的山影下，一排汽车灯在移动，车灯的光柱不时划破雁北苍茫的夜空。
      回到村里，估计有12点了。所有的伤员都已集中到村小学校里，几间有火炕的办公室和教师宿舍都挤满了伤员，呻吟声和哭喊声响成一片。只有几个队干部、住校的老师和我们7个知青在场，年轻的公社秘书可能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一言不发；两个医生各背着一个小药箱，胡乱地给出血的伤员抹药，大家都束手无策。
      营长告诉了我大致情况。一共34个人，5个死了，还有6、7个昏迷着。他们大部分是车站的铁路职工和家属，还有农校（一个地区级的中专）的教师和家属。部队和车站有很好的关系，今天部队演电影，特地接他们去看。但因风太大，电影不能演了，才开车送他们回车站，途中翻了车。
      部队的车进村了，三辆吉普、一辆解放、一辆摩托。大致了解了情况后，几个军官商量了一会儿，留下了公社秘书、村支书、营长和我们几个，谢退了其他所有的人。战士们封锁了学校，两辆吉普和摩托又疾驶而去。一个卫生兵指挥着那两个卫生所的医生开始处置伤员们，军官们查看了五具尸体。
      约摸过了一个小时，又开来两辆带蓬的卡车，伤员们将被送往140里外的大同市。准备抬伤员的时候才发现，不能让伤员们直接躺在车厢的铁板上啊！几个军官大发雷霆。我们全体知青迅速将自己的被褥取来铺在了车厢里。
      车队临出发时，卫生兵留下一大瓶酒精（足有10公斤）和大包的脱脂棉。一个军官拉着我的手说：“几具尸体就拜托你们给整理好，天亮后就要把他们的家属接来了。”同学们都有些害怕，我和巨人壮着胆子接受了“任务”。
      估计是凌晨2、3点了，所有的军车都去忙碌，只留下站岗的士兵，学校里又恢复了平静。
      没有倦意，只有紧张和亢奋，说不发怵绝对是假的。我和巨人抱着药棉和酒精，互相壮着胆推开了教室的门：20来张双人课桌拼摆在了一起，紧靠着一面墙，占据了大半间教室；五具尸体并排躺在上面。教室的窗子都遮上了报纸，窗下几把椅子上堆放着军装等物品。教室没有吊顶，椽子间不时有风掠过，嘶嘶地扰乱着死一般的寂静。炉火早已熄灭，讲台上放着一盏马灯，映着墙上马、恩、列、斯、毛的肖像。
      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后，开始工作，就从和我亲密接触过的“他”开始。已知他是农校的教师，3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为他脱衣服就费了很大劲，再用酒精清洗血迹、灰尘。我在他下颌处揉搓了4、5分钟后，再稍用力托他的下巴，居然闭上他张着的嘴巴，这样就不再那么恐怖了。
      穿衣服就更费劲了，部队准备了全套的服装：内衣裤、衬衣裤、绒衣裤、棉衣裤、四个兜的军装、军大衣、翻毛皮鞋、毡绒帽子，连袜子都是军品。为这一个“人”穿衣服就足足折腾了我俩一个多小时，甚至冒了汗。却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四层衣、裤都要事先套在一起并整理顺溜，一个人在桌边撑好裤子的腰口，另一人从背后抱起尸体把他装进裤腿，这样他已经是站立状态；然后用力揉搓他的双肩，稍软后将两臂向后摆一个角度，衣服就能顺利地从后面穿上来了。当然，手臂骨折的只需从袖口穿进手去，把他的手拽出来就行了，很省劲。
      五个死者中唯一的女孩子，是车站站长的女儿，18岁。站长的三个孩子都来了，大弟弟正躺在她的旁边，小弟弟就是我背出的哪个孩子，也是全车中唯一没有受一点伤的人。为她穿衣服我们踌躇了一番（我们可是连女孩子手都从没有碰过的童男子啊！），保留了她的花肚兜和红内裤，动作也放轻柔了许多。
      后四个人的清理只用了二个多小时，而且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恐怖感。我们让最后穿好一身戎装的“她弟弟”，靠着桌子站好，为他“下达”了立正的口令。嚯！还挺精神的。
      凌晨6点左右，部队连夜筹集到的五口白茬棺材运到学校，铺好军被、军毯，很快装殓完毕、摆放整齐。
      天还没有亮，部队为我们送来了饭菜，挂面汤、馒头。整整一个月没见过白面了，真香。
      整个上午，学校外围满了老乡，就像我们来时的那样，木呐的望着这一切。听说死者家属快来了，也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军官们在向“大姐”们（我们村的三位高一女知青）交代着。我们则钻到大队部闷了一觉。
      午饭和晚饭，都是部队管的。还给我们每人一套被褥（带军毯）、一件军大衣，里面是羊毛的。
      两户住在附近的死者家属拉走了棺材，农校老师和那姐弟俩都是河北人，决定就地安葬。
      入夜，我们跟着工兵班去“打墓”。在公路北边的地里选好址，工兵们用大罐头一样的炸药轮番爆破。前后四个多小时，三个5米多深的墓坑已准备好了。
      善后的事很多，军官们都在忙碌着，我们也没有睡意。好在跟当兵的都已混熟，我和巨人跟通信员学了会儿开摩托，而且很快就可以在操场上转圈了。
      写完我的日记，天还没有亮，风也没有停的意思，不过小多了。就在这风夜中，一些生命戛然而止了，而我们的知青生活却刚刚开始。
      渐渐远去了，那些或算是阅历、或算是艰辛的日子。它们将有无数的第一次与我们劈面相逢，它们都将沉淀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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