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林小仲杂感集（第一章）

 

10. “逍遥派”的日子

 

1967年7、8、9月，文化大革命混乱到毛泽东也难以控制的局面，各地武斗中的各派组织厮杀得难解难分，相比之下北京的中学到显得平静。

我们几十名一个组织的同学住在学校里，那一段篮球水平提高得很快，尤其是中距离投篮水平。师院附中有打篮球的传统，其中也归功于一位叫李明忠的体育教师，他是篮球国际裁判，文革前在他调教下的师院附中男女篮球队在北京很有名气，男队在北京市中学里始终保持前三名的荣誉。因此学校体育运动中，篮球成为校球，一花独秀。师院附中文革前的校队成员黄频捷后来一度成为国家队的队长。那年月年轻人没有追星的习惯，但校队中的男女主力队员可都是学校里抢眼的人物。每次练球时，篮球场外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师院附中那时还有不少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学生，有一位只有一米六几的印尼归侨却在篮球上有惊人的天赋，他速度快，又出奇的灵活，一般在他突破时两个人都防不住他，他后仰跳投的动作让人惊叹，篮球随着他的跳投、压腕动作，唰的一声干净利索入网。

在1967年秋至1968年9月下乡前这一段，我们与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渐行渐远。打篮球、游泳、一群人骑车出去到高校看大字报，坐在校园里一群人海聊，成为我们打发日子的内容。师院附中游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西边有条京密引水河，南边不远便是玉渊潭和八一湖。事隔三十年后，我见到我们文革中曾是一个组织的安育中，那时他已是中共廊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酒过三巡，他突然拉着我的手的激动的向他的同事们介绍说，在文革中京密引水河中的一次游泳，我曾救过他一命。

安育中当时是师院附中高三（3）班的学生，我们班的辅导员。由于他有思想，又愿意表达自己思想，文革中多次被整。1967年后，我们的组织翻了身，安育中的境遇也好了许多。那年夏天，我们一齐去京密引水河去游泳，那条河大概有近百米宽。他看我们一群傻小子像鱼一样在水里翻腾，也穿上游泳裤从岸上步入水中，安育中个子很高，他身材清瘦，不像现在二百多斤。他回忆说，他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水，当水没过腰时，他竟学着我们的样子一头扎在水里，准备横渡过河。但这位未曾学过游泳的书呆子，发现水一旦过肩之后，便手脚悬空，完全失去了控制。接下来由于呛水，无法换气，越挣扎越往下沉。我们那时的同学差不多都会游泳，一开始我觉得安育中在戏弄我们，后来发现不对，便游过去连拉带推把他弄到岸上，其他同学也围过来帮忙，安育中好在就喝了几口水，无大碍，从此吓得他再也不敢下河了。

这件事几十年过去了，我几乎忘掉了，经他一提，我笑着对他说，当年如果你像现在这样二百多斤，我肯定也救不了你。如果真出现不测，这个世界岂不又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思想天才。

那年的夏天很热，也没有什么空调。我们十几个男生，半夜十二点后还成群结伙翻校院墙跑到河里游泳。比着从十几米高的铁路桥上轮番笔直往河里跳，这种跳水方法又叫跳冰棍，谁不跳大家一拥而上抬起来往水里丢。我那时一次游上万米是件很轻松的事。打篮球、游泳是暂时忘掉文革给我们和家庭带来压力和烦恼的放松办法。

闲来无事，学校的广播站也基本哑巴了，大字报栏也凋敝了，学生之间懒得再斗了。老红卫兵成了昨日黄花，“四三”、“四四”两派的争论随着复课闹革命也少有人提。这时教师队伍中的争斗倒大有升温之势。我们一个组织的人很团结，在校内也保持很大影响力，除少数“革命家”还在做革命工作外，我们的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北风呼啸，校园里路灯昏暗。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拿着三个手电筒，溜上教学楼东侧的二楼。这里是师院附中的图书馆，在文革前北京中学图书馆中，无论是规模和藏书，师院附中的图书馆都是名列前茅的。一排排整齐高大的书架，摆满琳琅满目的中外书籍，书散发着特有纸张和油墨的书香。图书馆中藏书和阅览室紧邻，记得从小学开始，在师院附中教书的妈妈就常在晚间带我到这里，她翻书备课查阅资料，对我早点完成作业的奖励是可以看一会儿课外书，我的许多课外书就是在这里读到的。

文革开始后，学校图书馆被定为封资修而被查封，加上学校几派组织轮番查抄，好端端的校图书馆已经是一片狼藉。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借助手电筒的灯光，从已破损图书馆大门下侧的破洞钻进了图书馆。

图书馆如同文革中被抄过的家一样，书架东倒西歪，架子上是书，地上也到处扔着书。我们三个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去找自己喜爱的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在那书荒、文化荒、知识荒的年月里，每一本熟悉的书使我们那么爱不释手。尽管光线昏暗，这个被破坏得惨不忍睹的图书馆，对我们几个傻孩子来说，如同进入一座装满珠宝的殿堂，拿起这本，又看上那本，如同到了传说中的太阳山一样，同行的小四眼提醒我们，快点别有人来。

我们抱了二十几本书出来，其中几本唐诗、宋词一直跟着我上山下乡。《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多本苏联作家的小说，在我们这群人中传看，最后不知被谁偷偷收藏。

“逍遥派”的日子是文革中相对轻松的岁月，也是我们无奈地打发日子的岁月。

 

11. 插队九年的知青岁月

 

1968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两年了，他的发动者似乎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的收场比开场还要难。

我与上千万城市学生的命运一样被卷到上山下乡的巨流中。9月7日，我们一千多名北京知青乘火车到内蒙(后划为黑龙江)的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告别了北京、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弟弟、妹妹，谁知道这一去竟是九年。

呼伦贝尔盟在内蒙的最东部，以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为界与苏联有漫长的边境线。呼伦贝尔盟有中国最好的草原——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大兴安岭林区。呼伦贝尔盟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十二、十三世纪，蒙古族逐渐兴起强大，成吉思汗依靠富饶的呼伦贝尔做为根据地，统一蒙古继而建立了跨跃欧亚大陆的帝国。我们插队的阿荣旗是呼盟的农区，背靠连绵的大兴安岭，嫩江在它的面前蜿蜒流过。这里与黑龙江三江平原相连接，老乡们管这片黑土地都叫做北大荒。

师院附中的学生被分配在图布新公社的两个生产大队里，共五个青年点。我们青年点有二十多个人，男生多，女生少，住在一起分在一个屯的两个生产队劳动。我们那个屯叫兴旺屯。我们到阿荣旗的季节恰逢深秋，各种树叶变化出不同的颜色，斑斓多彩，山坡上成片的柞树林如同北京香山枫叶，红彤彤层林尽染，再加上与之呼应的蓝天白云美不胜收。更让人心动的是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和分布在田间的农舍村落，这就是迷人的北大荒。

生产队临时把三间紧挨着马圈、歪歪斜斜的队部腾出来，清扫后给我们当青年点宿舍，中间的一间是灶房，垒着四个烧柴的大灶，灶上安放着几口大铁锅，灶间还放着水缸、碗橱。一东一西两间分别为男女生宿舍，每间宿舍都是对面炕，我们十几个男生挤在两铺炕上实在挤不下，同来的傅中高风亮节睡到了两个破炕桌拼起的床上，睡在了地下。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几年后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后方才结束。

这里的农民大都是从山东、辽宁闯关东老乡投奔老乡，落脚在这块北大荒的土地上。东北农村的农民大都豪爽、热情、大方，我们很快就彼此熟悉了。兴旺屯是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一、四队所在地，有百十户人家，村子建在小山坡上，村后有一片美丽的树林，屯前面有一个长满野花和青草的大甸子，往西翻过一道山梁是通往旗政府(县政府)所在地的公路。村里的地大都在附近的山坡上。我们插队的图布新是死亡率很高的克山病(地方性心脏病)和大骨节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知青下乡都远离这里，而我们却责无旁贷的这里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漫长劳动生活。

这里的劳动量很大，地多人少，地里的垅五、六里地长。秋收是很艰苦的活，我们刚到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单薄，又不懂得干活儿的要领，所以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力气，收割时被落得老远，干着急也追不上。青年点的伙食开始也很差，插队前几年，天天吃的都是玉米、小米，年节时能有少量的白面。最早生产队派人给我们做饭，后来很快换成我们同学之间轮流做饭，手艺好点的还凑合，手艺差点的大家就惨了。另外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青年点吃的就是一天三顿的玉米渣子和小米饭，菜是土豆、白菜，又缺少油水，做来做去也做不出什么花样。刚下乡的两年很少能见肉腥，过年时杀口猪很快就吃完了。记得有一次青年点用肉末炒了点咸菜，那天早上我起得早怕惊动别人，放轻脚步走到厨房，一看我们青年点的副排长冯洁正趴在放咸菜盆旁挑肉吃，她眼神不好，高度近视，要想从咸菜里挑肉末，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见状在她背后大喊一声吓了她一跳，很快这件事成为我们的笑料。她现在在美国定居，不知道她是否还爱吃炒咸菜肉末。

艰辛、枯燥的生活使有的同学精神越来越压抑，我的同班同学陈韶山原来在学校是位好学生。他在市委工作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下乡后又常郁郁寡欢。下乡后第二年的春天便出了事，一天夜晚老乡井边打水，摇辘轳时发现冻成窄窄窟窿的十几米的井下有人抓着铁索链悬在那里，忙呼喊人来援救。早春的北大荒零下二十来度，井台上到处都结满了厚厚的冰，他的手已和井链冻在一起，那种情况真有些惨不忍赌。将他抢救上来后，我们千方百计费了很大劲，在大队公社帮助下，说服旗知青办把他送回了北京，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回北京的知青。过后得知，他是自己跳的井，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中最严重的一种。

阿荣旗虽然是边远的山乡，政治运动也没有放过它，当呼盟行政区划归内蒙时，这里开展了翻天覆地的整“内人党”运动。运动的组织者说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粉碎四人帮后担任过国家副主席)是“内人党”，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一夜之间内蒙的共产党全成了“内人党”，共产党的家属全成了“内人党”的家属。从内蒙广大的牧区到农区，从城市到乡村冤狱四起，逼供的手段令人发指，许多干部、党员被批斗，被关押，被整死。经历过北京运动的知青们，再没有红卫兵时的狂热，大都冷冷而无奈的注视着这场人间悲剧。

当呼盟划归黑龙江省后，这里又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从哈尔滨的各机关抽出干部向这里派出了工作组，在那个特别严寒的冬天，白天劳作一天的农民晚上还要开会。有趣的是一次忆苦会，我们村里有一位好出风头，用东北人讲话又有点虎的赵老二，自告奋勇从炕上跳到地上发言，看他要发言了，原来睡觉的人也伸长脖听他讲些什么。赵老二清了清嗓子带着哭腔开始了控诉，他说：“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让我们到大草甸里夜战挖大沟，让我们白干活，剥削我们不给我们工钱，家里没粮食，大人小孩饿得像大眼灯一样，还不如我在满洲国时给老财扛活，那时候还有大白馒头可劲造”。赵老二滔滔不绝的发言让人越听越奇怪，这是控诉旧社会吗?工作组组长也开始听明白了，他气急败坏地打断了赵老二的发言，恨恨的说：“住口，你控诉谁呢?”赵老二摸着脑袋不解的看着工作组组长，委屈地说，“我没说错，不信你问他们。”但赵老二几代贫农，工作组拿这位大老粗又怎么办呢?原来赵老二在说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的事，顷刻满屋哄堂大笑，一个严肃的忆苦思甜会草草收场。

青年点分配上一开始我们自己搞“小共产主义”，大家挣工分年底队里分的钱都由青年点统一管理。粮食、衣服青年点统一买，出工多少，工分挣多少都一样，实行三年多便实行不下去了，小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流产了。青年点大部分成员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同命相怜，在漫长的插队岁月里，大家彼此关心，互相照顾，共同度过我们最好的青年时代和最艰苦的人生岁月。

北京知青自始至终得到村里乡亲们的照顾，青年点中午做饭没有菜了，随便那个知青拿着两个脸盆到村里转一圈，没多久一盆大豆制成的黄酱，一盆白生生的鸡蛋就端回来了。有两个冬天我没有回北京，留在东北过年，乡亲们怕我孤单，一个月当中居然没有让我在青年点做过饭，这家请完那家请，在好心的东北乡亲们的炕头上，他们轮流用北大荒最好的东西招待我，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小鸡炖磨菇，鸡蛋炒木耳，还有东北特有的炖菜，烫好的烧酒，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

我从1968年9月去插队，1977年7月返回北京。整整在北大荒度过了九个年头。插队的后几年，青年点有路子的人都走了，招生、招老师、招工又走了不少人，但我因为下乡时档案中被军代表塞进去许多关于父母莫须有的黑材料，只能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我23岁时开始在兴旺一队当生产队长，指挥着百十来口人，村里的人喜出望外，发现北京知青不仅能吃苦，还有当好干部的本事，他们哪知道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也锻炼出我们的组织才干。我们青年点梁大虎在四队当生产队长，当时加上在大队当副书记的肖庆平，我们青年点在同一时期出了三个“村干部”。现在梁大虎在北京一家运输公司当党委书记，肖庆平在国内读完博士以后定居在美国洛杉矶。他的夫人王明明也是我一起插队的同学，她在农村很能干，曾被选去开柴油机磨面打米，后来招工农兵大学生时上了大学。

我们的大队书记邱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十几岁参加革命，为人耿直，对知青像自己亲人一样爱护。他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如不是他放手启用我们，又怎么会有我们展示指挥才干的机会。公社党委书记胡福元一班人顶住“左”的压力，相继把我们几个知青干部接纳为中共党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上千万城市的中学生发送到偏远的山村，造成许多人间悲剧。我在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农村生活了九年。我能在插队九年后乘未班车返城，应当感谢两个人。一是粉碎四人帮后复出的邓小平，他们拨乱反正，为知青返城政策上亮了绿灯。再就是我的爸爸，他从五七干校返城恢复工作后，千方百计运用在北京的各种资源，为我开出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特困调动证明。

十年一觉插队梦，我记得离开兴旺返回北京的那天，队里用马车送我去阿荣旗，村里的老老少少依依不舍把我送到村口。我在北大荒度过了九年插队生涯，我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呼伦贝尔盟，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黑

    谢谢楼主，把这么好的回忆文章发上来。

    没想到，北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领导者的眼皮底下，武斗还这么激烈。失去控制了，表面上喊着“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残忍人性的发泄。我们学校搞武斗的人都是平时表现不好的学生，利用文化大革命和武斗来发泄私愤。群众武斗的最高峰是陆海空三军的介入，近20年没打仗了，搞搞实弹大练兵。

当年经历细描述，

文革插队都是苦，

中间一段逍遥过，

可惜时间太仓促。

 

12. 生产队长

 

我在阿荣旗插队时曾担任过三年的生产队长，在我二十几岁时管理过几十户，指挥过上百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着人民公社的体制，土地的高度集中，分配的大锅饭形式，劳动的赶羊方式，都越来越多的暴露出这一经济组织形式的弊病。加上农村基层组织领导者的特权，复杂的宗族关系，生产队的好坏往往同这个队的生产队长的素质紧密相关。

我插队的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有着姓刘、姓王的两大姓，刘姓人多势众，王姓有多人在大队当干部有靠山。彼此互不服气，明争暗斗，生产队长如走马灯一样一年一换，尽管一队土地资源很好，但谁上来当队长都难摆平队里这两大姓的大爷们，眼见生产队一年比一年混乱，收入一年不如一年。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目标瞄准了我。那几年我经常出民工到外面修公路，一是修公路补贴高一点，再有修公路有食堂，不用我为一日三餐操心。在众人劝说下，我走上了生产队长的岗位，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等级序列里最小的官，而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山村里又是说一不二的角色。

我担任三年的生产队长，口碑还可以，回想起来主要是让老百姓收入有所提高。我担任生产队长的第一年，凭着不沾亲带故，管理强硬，加上老天爷风调雨顺捧场，年底卖外粮分红时，每天每10个工分分值3.15元。一般壮劳动力一年能挣三千多工分，也就是说能分一千多块钱，这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国农村可算是个高收入，比起村里往年的收入涨了一大截，这样我这个生产队长便在村里站住了脚。

在那种体制下用什么治理生产队呢?为了严明纪律，解决以往许多壮劳力都不下地劳动，即便去干活也出工不出力的毛病，我首先规定了必须出工多少天，挣够多少工分才能在我的生产队里分口粮的规定。在那个粮食不能自由流通，城里人都要靠粮票买粮食过日子的年月，把口粮和出工捆在一起，不想饿死的人谁敢不来上工，这一招治住了许多平日觉得有靠山不到生产队来劳动的人。

再一个办法就是管住工分。那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分分社员的命根”，我想既然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就要在管好工分上下功夫。那时为了记工分是否公平常常发生争吵，厉害时还要一家人一家人出来打架。农村上工用敲钟的办法，以往生产队长敲破了钟，人们不紧不慢懒懒散散的聚拢来，来早的要等来晚的，队长干瞪眼没办法。我当队长后先让木匠做了一个带锁的玻璃大厨窗，做为大家的工分栏挂在队部里，一个月里边挂一张，所有的名字和出工情况，所得工分情况大家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了过去记错工分出现纠纷的事了，而且发挥了相互监督的作用。再一个招法，我选用了大队书记的亲侄子当记工员，那年月村里的人有几个不怕大队书记的，这样我就树立了工分和记工员的权威。在我当生产队长最初的日子里，我又宣布了一个规矩，每天我敲三遍上工钟不到者，当天不但不记工分，还要扣10分；又规定迟到者上一天工，只记一半工分，而且就在当天工分栏里兑现。这一政策果然厉害，我不管他姓刘、姓王，让我扣了五、六个人后，大家发现他们本来不以为然的新队长动真的了。自那以后我一遍钟敲响后五分钟之内人就到齐了，甚至有人算计到我的敲钟时间，啃着干粮提前蹲在队部山墙下面等着。干活的人多了，再加上风调雨顺，你想哪有不丰收的道理。小小生产队长的当官经历告诉我，管理首先要立好规矩。然而在执行这一过程中，也有村里个别的“大爷”不服管的，那时候你想我一个“天涯沦落人”的北京知青怕谁，加上有青年点的兄弟们和大队书记撑腰，一些村里平日不好摆弄的人都变得服服贴贴。

别看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种地也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事情，尤其春耕时，节气、湿度、茬口、施肥、扶犁、点种也还很复杂。春耕不像夏锄，工种多，分工细，还要根据人的所能去派活，这些都是我不太熟悉的事，我就在自己队委会的班子里选了几个种田的能手，并不顾旁人反对选用两个富农出身的青年农民进入了我的队委会班子。他们种地在行，农活又好又精于算计，给我当“打头”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也就被我管得有条有理了。

在那个年月，当生产队长得身先士卒领头去干。北大荒的土地多，长的地垅有十里八里长，夏天铲地(锄草)，干一个来回就该收工了。记得那时夏天早上不到四点我就带人下地了，中午11点多收工，匆匆吃个午饭，下午一点钟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收工，那时候虽然年轻，但有时也累得一头扎在地头儿就睡着了。

秋天收割时更累，割豆子往往手都磨出了血，十个手指头轻轻碰在哪都觉得针扎一般。再加上青年点伙食不太好，我们和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地里拼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但因为可能是从小爱打篮球、游泳，那时我的腰长时间弯也不觉得怎么样，夏锄时我一马当先往往甩得满地是人。春天种土豆更是我的强项，北大荒黄豆、土豆、玉米多，种土豆需要把生了芽的土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全凭人用筐装着它们往地垅沟里点，再由马拉的犁培上土。那时五、六里的长垅，一上午下来我能把他们拉下一根垅，除我点得快原因外，我还有坏后边人的技巧，以至村里有人说，林队长和周扒皮一样，但天底下哪有像我这么累的周扒皮。

我当队长三年多，值得骄傲的不仅是连续三年带给社员的高收入，我还把原来摇摇欲坠的生产队的队部、库房、马圈、粉房都盖成砖瓦水泥结构的房子，场院用大青石垒起。在那个时候东北农村大都是破草屋，整齐漂亮的生产队大院是集体经济实力的体现，可也算是一件轰动一方的事情。为了那些砖瓦、水泥、钉子，我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旗物资局，那时人老实又穷，不知道送礼，只会用嘴皮子去打动人，他们看我一个北京知青为村里事这样奔波，也架不住我磨，也就能帮的忙都帮了。

与我同一个青年点的北京知青梁大虎在村东头四队当队长，他干得非常优秀。我们俩为了各自生产队的利益，为了抢占荒地也没少红脸，但我们俩更多的还是相互帮助。大队书记邱真一个东北汉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给了我很多支持，我记得很多次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扛着锄头回村时，他的小女儿，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早早站在村口截住我说，“叔，我爹让你到我家去吃饭”。队里的乡亲们也给了我许多关照，在文革那种动乱年月，是黑土地和北大荒人给我很多珍贵的亲情。

在我们插队后期，呼盟首府海拉尔和著名风景城市扎兰屯都到我们那里招知识青年进工厂，那时我们都没有去，我想如果不能回北京，那就在这块黑土地上当一辈子“草头王”了。当然由于当时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使得农民和土地分离，经营单一，“左”的思想也影响着农村的生产经营，我也不可能跳出当时的局限性，也没能带领那里的农民从根本上走向富裕，但我有幸的是在二十几岁时在农村当过三年胜任的生产队长。

 

13. 女俘

 

1972年的秋天，是我在呼盟阿荣旗插队的第四个年头。一天，担任生产队长的我正在张罗着打场，一名负责护秋的社员气喘吁吁跑来告诉我，又抓到一伙偷庄稼的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几名护秋的小伙子神气活现地端着土枪、梭镖，押着一群“俘虏”朝场院走来，走到眼前才看清，被押解的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妇女。

秋天的黑土地最迷人，可秋天又是最受累、最操心的季节。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到了成熟的季节，各种威胁也接踵而至。首先是大兴安岭那变幻无常的天气令人生畏，稍不留意，那些果实累累的庄稼就可能被无情的暴风雪所吞没。更让人忧虑的是在那动荡年月里，许多为了生存而闯关东的盲流、饥民到处骚扰，堆在地里的谷垛会被齐刷刷地剪走了谷穗，成片的大豆常被用棍子敲走了豆粒，留下了一堆堆豆壳。

因此，尽管秋收人手那么忙，也不得不抽调大批青壮年劳力护秋。然而狼烟四起，防不胜防。为了护秋，械斗、打架之事时有发生。这次抓到了偷庄稼的贼，况且又是一群女“俘虏”，很快引起我们那个只有二百多口人的小山庄的轰动，大人小孩纷纷围拢来看热闹。那十几名被困在围观、哄闹人群中的“女俘”，犹如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惊恐、绝望。

这十几名“女俘”，年纪小的也就十五六岁，年长的有三十多岁，手里大都拎着捆庄稼用的麻绳之类的家什。我望了她们一眼，心里涌起了一种酸楚的感觉，但为了杀一儆百，我还是让护秋的社员押她们到场院里去扒玉米，我指着一大堆被雪压着玉米说，什么时候扒完，什么时候放她们走。同时又面对围观的人群气恼地吼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有什么好看的!”人们摸不清我为什么把火气撒在他们身上，悻悻散去。

天色将午，我忙得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到了脑后，妇女队长匆匆跑来找我：“队长，他们抓来的那伙妇女里，还有一位是你们北京老乡呢!”接着她便将从村里一位娘家与这位女知青同村的大嫂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我。

这是一位与我一样，1968年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她所在的青年点，下乡三年就土崩瓦解了，二十几名知青中，有点门路的都远走高飞了，剩下的七八个人中，最可怜的是几位女知青。按照呼盟农村的习俗，妇女结了婚便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做饭、喂猪、养鸡。农村的女孩子嫁人早，在地里和男劳力干一样重活的往往就剩下一伙女知青。她们要忍受更多的难言之苦，有的人落下了终身的疾病，有的人为了活下去，匆匆嫁给了当地人。这次被我们俘获的女知青就属于后者，她与当地人结婚后，与她农村丈夫相处得不好，婆婆又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她家生活仍很艰难，这次出来偷庄稼也是被生活所迫。

按照妇女队长对她的形容，我记起了她的样子：年纪很轻，高挑的个子，匀称的身材，苍白的脸上镶嵌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乱蓬蓬的头发上挂着草叶，浅花格对襟棉袄，两只蓝布套袖。如果没有人说明，已很难在她身上找到北京知青的痕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北京老乡在这难堪的场面下不期而遇，使我感到凄凉，也不由使我想起与她一起被俘的另外十几名农村妇女：她们也各有一本难念的经。我让妇女队长中午为那群被抓的妇女安排一顿饭，并嘱咐她，饭后好言安抚一下我的北京老乡，然后把她们都放走。

在我下乡的时候，男知青结婚的比较少，找农村姑娘的更少。结婚知青中，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少，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多。图布新公社保国大队六队的女知青们就是因为农活太艰苦，返城无望，才一个个都嫁给了当地农民。没有结婚前，追求她们的那些人家往往都是好吃好喝的招待，一但踏进了农家门，真正成了农民的媳妇，每天就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没完没了的家里地里劳作。城里来的知青与当时相当落后偏远山村的农民生活习惯差距很大，但没有几年随着她们一个又一个爱情结晶的降生，胳膊上抱着吃奶的孩子，膝下缠着学步的孩子，一切都变得麻木而无奈。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是知青中一个最不幸的群体，她们忍受着精神苦闷和生活艰辛两付重担，待百万知青返城时她们又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苦难的命运沉甸甸的压在这些从北京来的柔弱女子们的肩上。

两年后，我得到确切消息，那位曾因偷庄稼被我们抓过的女知青，因家庭感情不合，生活压力太大，偷偷的喝下一瓶敌敌畏，抛下了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含恨自杀了。我真是不敢相信，她还那么年轻就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至今，这位女知青成为我的“俘虏”时的神情，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

 

14. 准备打仗

 

1971年，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显赫一时的副统帅林彪竟要谋害毛泽东，叛国出逃，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那时中苏两国各在边境陈兵百万，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中苏边境的乌苏里江爆发了珍宝岛争夺战，大战一触即发。当时对于战争的渴望和兴奋当数几百万下乡的知青了。我们是看着战争片长大的一代，也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熏陶长大的一代。加之文革极左思想影响，许多人都希望拿起枪去解放全世界。

一时间备战的动员，战争的传言都铺天盖地而来。我下乡的黑龙江开始发枪（那时呼盟划归了黑龙江），知青成为基干民兵的主力。“青年点”的墙上挂满了枪，有较新的半自动步枪，也有老掉牙国军留下的七点六二步枪，日军留下的三八大杆步枪，子弹也发了不少，拿着这些枪，拉枪栓瞄准射击感觉也真不错。

当兵穿军装是那个年月男孩子的梦想，我的父母、我的舅舅、姨全都是建国前后的军人。但在阶级斗争的年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我们的父母全被打入另类，我们这些人只能在农村插队，哪有可能去当兵。若干年后与一群当兵的军旅朋友相聚，他们认为我有军人情结，问我是不是也当过兵，我自嘲地告诉他们，我这辈子只当过“官”，没当过“兵”，其实准确的说，在那备战的年月我也摸过枪，也有过拿枪的经历。

黑龙江、内蒙与苏联有几千公里的边境线，异样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尤其是人人自危的阶级斗争年月，更是险象丛生、草木皆兵。有时村后的树林里不知为什么会升起信号弹，大家端着子弹上膛的枪围上去，折腾半宿一无所获。

青年点的房子在村后，这里离村里老乡们的房子有一段距离。一天晚上我们用一支养蚕打鸟的沙子枪打死了老乡的一只鸡。几个人将战利品捡回来，怕老乡发现，用被子挡住窗子遮挡灯光，几个烧水褪毛，开膛破肚收拾完了，用水煮熟了就狼吞虎咽的开吃。不想一个小子刚咬一口就吐了出来，惊叫之中连血带牙吐出，原来鸡是被铁砂枪弹击毙的，鸡身上还留下了许多铁砂，真是偷鸡不成丢了把米。至今那位知青见到炖鸡还心有余悸。

大的战争没打起来，打仗的故事却是一个又一个发生。那年我们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的加格达奇修战备路。阿荣旗算一个团，全团光北京知青就有一百多人，他们最积极又最能干。

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原始森林中松涛阵阵，漫山漫坡的红松和白桦树更为大兴安岭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宿营地周围山上树林里也时有信号弹升起，大家都相信那是苏修特务所为，但那么多年却没抓到一位放信号弹的苏修特务。

知青中许多人立功心切，纷纷向团部请战要去抓苏修特务。在工地上干了一天活的知青们却精神头大，不睡觉，围在一起打扑克、瞎侃。突然在外面的哨兵高叫，有人放信号弹，呼拉一下临近住地约一百多知青和民工手持各式武器，向发现信号弹的高地包抄过去。

虽然月明星稀，但毕竟是深夜，树林里更是忽明忽暗，不知道是实战需要还是壮胆，各路兵马呼声不断。大家争先恐后的往山上跑，我想如果有特务也早就吓跑了。

搜索的人群看到几百米外的地方有一大几小的黑影急速消失在远处的密林中。当大家顺着一种奇怪的尖叫声围住一棵高大的落叶松，看到树杈上蹲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任凭我们怎么叫喊也不理采。我们怕他手中有武器也不敢贸然爬树去抓他，有的知青说，这苏修特务可能听不懂中国话，有的主张开枪，多数人希望抓活的，有位老乡出主意说把树砍倒了不就抓住它了吗？树下的议论乱成一锅粥。

我们认为砍倒树是个好主意，大家与树保持一定的距离，密切观察着树上那个家伙的动静，由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大斧子轮流朝大树容易偏倒的一方去砍树。随着树下的口子越来越大，树开始摇动，树枝树叶也在哗哗作响，树上那个家伙也在无助的摇晃。十几个知青涌上去推树，大树嘎叭一声轰然倒下，树上的那个家伙也随之掉在地下，十几支手电筒照了上去，被我们围在中间的却是一只比一般狗大不了多少的小黑熊，小黑熊已经被摔晕了。

事后大家分析，那是一头大黑熊带着几只小熊夜里觅食与我们遭遇，这只倒霉的小熊急不择路爬上树被我们活捉，大黑熊带着其余小熊落荒而逃。从此百名知青夜擒苏修特务的故事就不胫而走。

被认作苏修特务的小黑熊被几位北京知青收养，带回养在他们的青年点里。怕它伤人给它系上一条长长的铁链子，具说这只小黑熊非常通人性，老乡进院时，它呲牙咧嘴，连扑带咬很不友好。知青来时，哪怕是外村从没来过这个院的知青来串门，它却表现得温顺友好。

但随着小黑熊日渐长大，它的狩猎本领也越来越高，它用以静制动、突然袭击的办法捕捉无意到青年点来游逛的老乡们的鸡、鸭、鹅，捕猎手段高明，有时迅雷不及掩耳，有时装睡卧地伏击，引起了青年点周围农户的义愤。

为了这个“苏修小特务”能更加自由的成长，也为了村子里的安宁，知青们给小黑熊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找了一辆带挂斗的拖拉机，十几名知青将小黑熊送到了阿荣旗西北部的森林中，为它解去了索链。就在拖拉机往回行驶时，小黑熊还在后面追赶了一阵，最后大家站在高处，目送这只已长大的小黑熊回归山林，几位女知青忍不住伤心掉下了眼泪。

准备打仗，然而战争没有来，这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幸事，也是百万知青的幸事。

 

 

15. 温都尔汗的震撼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夕阳西下，青年点炊烟缕缕，那时正是农村秋收大忙季节，劳累一天的知青们个个筋疲力尽，整整齐齐靠在炕上的被褥卷上，有人在望着顶棚发呆，有人在议论着一天里的趣事。那时已混上大队采购，经常到外面出差的白静中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大家都很奇怪，他早上才乘早车去扎兰屯，怎么晚上就赶回来了。

白静中(我们青年点中第一个当大队干部的人，后来离开阿荣旗投奔他在大庆油田的大哥，现任华北油田计划处处长)进屋后急忙关上了门，他把大家召集到炕桌旁的油灯周围，十分惊愕的说，出大事了，他在扎兰屯(呼盟的一座风景宜人的城市)听人讲，林副主席乘飞机投奔苏联，飞机爆炸身亡了。这一消息对我们这些从中国政治中心北京来的知青来说，太让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和确立林彪为接班人这两件事吗?林彪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那个年月里，亿万中国人每天都在挥动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毛泽东无比英明伟大，毛泽东是神的化身，既使是我们响应他的号召，在农村饱尝艰苦磨难时，也对他的政治伟大深信不疑，而这个消息使我们困惑之余惊呆了。

为了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肖庆平赶紧打开了他的七管收音机。那时呼盟与苏联一江之隔，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发展到争夺黑龙江、乌苏里江上一些岛屿的武装冲突，在呼盟听“莫斯科广播电台”比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清楚。我们这些关心着国内政治变化的知青常从“敌台”中获取一些消息，知道一些大山外面的事情。大家屏住呼吸听着收音机里“莫斯科广播电台”那熟悉的却又怪腔怪调的汉语广播，播音员果然在反复播送关于林彪事件的报道。因为距离9.13事件发生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讲得很具体，而且还有评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9.13事件”开始向社会公布，后来中共中央也就此下发了传达文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仓惶出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三叉戟256号专机爆炸，机毁人亡。

一声震惊亿万狂热投身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维的巨响，宣布中国现代迷信神话的破产。毛泽东的英明、正确、伟大在忠于他的人民心目中，特别是正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发生了巨大的动摇，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里规定的接班人竟然背叛了他，要杀害他，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政治上敏感的人开始反思。

我从小在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中知道一些党史、军史，对林彪更是了解一些，一则他很年轻就做了很大的事情，二则大家都姓林，对姓林的名人自然关注得多。文革中的林彪更是让我们那一代人关注。

林彪17岁考入黄埔军校，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20岁参加南昌起义。

林彪24岁时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

林彪30岁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领导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林彪40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在1945年至1948年的短短三年中，东北野战军由初到东北时的十万干部战士，发展成百万大军，四野麾下20个军，林彪统帅着一百三十多万人的大军，参加了辽沈大捷，解放平津的两大战役。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从中国最北方的黑龙江畔一直打到最南方的海南岛。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42岁。

林彪48岁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是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

林彪1958年51岁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并于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64岁时，于1971年9月8日下达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林彪1971年9月13日事情败露后，乘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身亡。

一位战功赫赫的著名军事家，一位党章上规定了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位与毛泽东一起在文革中受到亿万人民崇拜的伟人，为什么会突然与毛泽东兵戎相见、分道扬镳呢?在传达林彪罪行和他的“571工程纪要时”，我们注意到 这个纪要攻击毛泽东是秦始皇，攻击当时的社会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纪要里提到干部去“五七”干校和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是变象劳改，前一条提法我们感到茫然，而这后一条与我们这些人命运相干的问题，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党的副主席林彪外逃事件，对我们这些曾狂热参加文化大革命，狂热拥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知青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政治震撼。政治狂热、政治盲从开始从这一代人身上消退，人们逐渐从事件本身，回顾党的历史，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表示怀疑，开始从对毛泽东神一般的崇拜中恢复到理性思考和判断中来。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寒风拍打着窗纸哗哗做响，村里不时传来犬吠，劳累一天的我们谁也不觉得困，可怜的小油灯的灯油加了一次，又加一次。大家在远在北大荒的山村里七嘴八舌发表自己的议论，有的人问，在党的八大之后中国核心层中，林彪不过排在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林彪后面还有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后还有一位号称党内老八的彭真。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打倒那么多老干部，排行老六的林彪何以“篡党夺权”呢?有的人觉得，如果毛泽东不把与林彪有相同战功的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刘伯承元帅等老帅和部队中许多杰出的将军或打倒或排斥，何来林彪独掌军队，又怎么可

能发动武装政变呢?有的同学在当时很大胆的说，“9.13事件”揭露出林彪要害毛泽东，但看看林彪的历史，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岂不是功成名就，辉煌

一生?也有的人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谈了他们的想法。更有人把这种打完天下后便开始相互争斗残杀归于中国封建制度影响根深蒂固。他们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内讧谈到文化大革命自毁长城，但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是那时我们这群二十几岁的知青解不开的迷。第二天青年点的知青们大都没去上工，村里老乡们搞不清楚青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同学中有一位叫肖庆平，他的父母一对学有所成的年轻专家夫妇，1955年应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毅然抛弃了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带着幼小的他返回祖国，到水科院工作，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文革中他父母都受到冲击，特别是他妈妈因有亲戚在台湾受冲击更大。他和我一起到阿荣旗插队，他才思敏捷，温都尔汗的事对他震动很大，也许他很渴望从深层次上了解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肖庆平在粉碎“四人帮”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科社系国际共运专业，一直在那里读完博士。但让人感叹的是，当年他的父母带着年幼的他从美国返回祖国投身建设，而学有所成的他和他的夫人(也是我们一起插队的同学)一对中共党员，在1987年，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返回了他的出生地美国，在那里定居、工作、生活。我若干年后去美国洛彬矶时曾去他家拜访，他现在还在工作之余，不遗余力搜集中国“文革”中各种史料，包括那个时期的首长讲话，大事记，造反派刊物等，他利用假日把它们装订成册，做为他的业余研究项目，他对自己祖国一段深重的苦难历史认真负责的研究精神很让我感动。我衷心祝愿他在这方面学术研究取得成就，把一段他和他的知青同伴们亲身经历的真实文革史的评价和分析告诉后人，警示后人。

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毛泽东的崇高和伟大远非现在的人能够想象。温都尔汗的震憾，使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步步走下了神坛。“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是巨大的。虽然毛泽东制造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人间悲剧，虽然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有过伟大的辉煌，他们结束了中国的四分五裂，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使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站起来了，毛泽东仍然是一位历史伟人。或许我们这些曾追随过他的人也许不该苛求他的失误，但是他的过失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太沉重了，对我们的民族太沉重了，对我们的祖国也太沉重了。

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北京知青茅舍中的煤油灯在那个让人震撼的历史关头彻夜未熄。远离北京，远离政治中心的知青们从“林彪事件”中思考着自己和祖国的未来。

 

16. 美丽的呼伦贝尔，神奇的大兴安岭

 

在北大荒插队的九年中，我曾五次到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到神奇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当民工修国防公路在加格达奇、在牙克石、在博克图、在黑山头，在莫尔道嗄都留下了我们辛勤的劳动足迹。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莫尔道嗄那一次，莫尔道嗄在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左旗，位于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大兴安岭山势浑圆，森林密布，山上长满了落叶松、樟子松、白桦树和各种乔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出没着东北虎、黑熊、狍子、野猪和各处马鹿、麋鹿、犴等动物。树枝上跳跃着松鼠、草丛里奔跑着野兔、天空中盘旋着苍鹰。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神奇的大兴安岭迷人而又安静。

那年五月我去莫尔道嗄修国防公路，因生产队的事耽搁了十几天，没有赶上和大队伍同行，在阿荣旗我独自一人带着行李搭上了一辆去莫尔道嗄修路的卡车。次日夕阳西下时才沿着巅簸的森林防火公路赶到莫尔道嗄的国防公路指挥部。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从这到图布新公社的修路连队还有将近二十里的林间小路，他们劝我在指挥部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到连队去。我赶路心切，再加上连队里有二十多位北京知青都是我平日熟悉的朋友，便匆匆忙忙告别了指挥部，按着他们指给我的方向，背着行李向连队方向赶去。

从指挥部到连队的路是在原始森林中由拖拉机和推土机从茂密的松树和白桦林中间推出的一条路，路上有拖拉机新翻起的土，有推土机连根推起的成排成排的松树和白桦树，这里是日后这条国防公路的路基线路。

路两旁长满了挺拔笔直、森严壁垒的小松树，茂密却多姿多彩的白桦树，在成排的幼树后面是参天蔽日的高大的樟子松，雄伟苍劲的红松，坡下是一条时隐时现的小河，流水湍急，河道弯曲。我原以为走走就到了，没想到天色越来越黑，连个人影都撞不到。幸好天边不知什么时候升起了一轮明月，使眼前的一切依希可见。这时刮来阵阵夜风，松涛声、水声响成一片，我深一脚浅一脚扛着行李独自走在深山老林之中，心里越来越发毛，万一我们的连队的宿营地不在道边，我岂不是要糊里糊涂走一晚上，各种胡思乱想袭上心头。

大兴安岭里的动物霸王当属黑熊了，它有几百斤重，皮毛上蹭着松树渗出的松油，听说步枪子弹都很难击倒它，据说连东北虎都得让这傻大个黑熊几分。听旗里人讲，阿荣旗曾经有一位森林警察中队长，他是一位身材魁悟、性格彪悍的蒙古族汉子，骑马、打枪、格斗堪称高手。他多次打伤过黑熊，因此可能与黑熊结下了宿怨，一次他和几个战友去巡山，把战友丢在公路上，单人单骑下到河边查看，当他翻身下马，把马拴在河边树上，端枪巡视时，忽听身后一阵响动，待他回身时一头气势汹汹的大黑熊正在怒视着，两条后腿直立站在了他面前。他想端枪射击时，黑熊一巴掌打掉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另一巴掌将他重重击倒。远在公路上的森警们见状，纵马奔来救援时，森警队长的头已血肉模糊，惨死在他的战马旁，而那头黑熊却早已无影无踪。

我走在这条原始森林的弯曲小道上，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月亮像和我捉迷藏似的，忽而皓月当空，忽而躲到了云层中，眼前是黑压压的森林，沉沉的夜色和奔腾的水声，松涛声。我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在这个没有人的原始森林里喂了熊，或者碰上了那更让人恐怖的狼群，那不是太冤了吗?

我也顾不上什么行李，把背包朝路边一扔，抄起路边一处工地沙坑里民工存放的铁锨，凭借这把铁锨壮着胆，深一脚浅一脚朝前摸去。在一个山坡转弯处，我忽然在风声中闻到一股乡村熟悉的烧柴飘出的炊烟味道，峰路转我看到远处有灯光。经过了我独自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两个多小时的跋涉，我终于走到了连队，知青伙伴和一个大队的民工们兴高采烈的接待着我，有的人提着油灯、打着手电筒去路基上帮我找回行李，更有热心肠的人帮我去煮汤面，安排住宿，那一晚我感到有人群的地方真好。

筑路的生活十分艰辛，百十来号人住在用松木杆和苇席搭成的一个大工棚里，工棚里用木桩和木杆搭成两个通铺，铺上铺的是厚厚的干草，再放上苇席，席上铺着各自的行李。那时山里太凉，下雨时铺下面就花花地淌着水。为了怕腰受寒，我们还特意铺了狍子皮，狍子皮无论天多么寒冷，睡在它的皮毛上都是热呼呼的。大工棚里用废油桶当炉子生着火，松木柈子在火中燃烧散发着松脂的香味。我们每天的劳动是挖土方，用竹筐挑土，用独轮车推土。我那时干活十分玩命，又是大队委派的负责人，让别人干就得自己多干点。打眼放炮是修路时常干的活，点炮时我经常是一个人去点十几个炮捻，那震天动地的炮声，那腾空而起山石落地时的场景似乎还在耳边、在眼前。我们这些知青修国防公路吃苦耐劳，能打硬仗在盟里和省里都出了名。那年我在莫尔道嗄修国防公路，被评为旗(县)里的先进，又被评为呼盟(专区)先进，当黑龙江省筑路指挥部让盟里总结我们的先进事迹时，一次突发性的知青同当地农民的打架，为我的先进成长匆匆忙忙划上了句号。

在莫尔道嗄修路时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就是在额尔古纳河游泳。美丽的额尔古纳河是中苏边境的界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公路基本建好，大部队撤走，留下我们少数人维修保养等待验收时，留守的人大都是一帮北京知青，也许是领导觉得我们平常太辛苦，留下我们调养慰劳一下。

大家闲来无事，搭乘指挥部一辆卡车沿着我们新修的公路到额尔古纳右旗的黑山头镇去玩，汽车在新修好的平坦的沙石路上飞奔，路两边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乔木、灌木和各种野花争奇斗妍，时而在车上还能看到远处山坡上悠闲的鹿群和走起路来慢慢腾腾的黑熊。此时的大自然风光都是那么悠闲、恬静，望着亲手修的公路，一种劳动收获的快乐油然而升。

黑山头镇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北部，汽车驶出大森林在平坦的草原上奔驰。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肥草美，八月初的草原鲜花盛开，绿草如茵，成百上千的羊群牛群在草原上慢慢地游动。呼伦贝尔特有的蓝天像大海一样碧空万里，朵朵白云飘在草原上空千姿百态，层层叠叠，如诗如画，牧人在马背上挥动着套马杆，时而驱马追逐着我们的汽车，友好的朝着我们不停地招手。相隔很远才有的蒙古包和我们在大兴安岭林区看到的少数民族的木头房子都让人感到古朴而亲切。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密林深处多情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连同那块美丽的土地，让人心旷神怡。

黑山头是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边境小镇，紧靠额尔古纳河。那时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也洗劫着这里，许多几代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族人躲回了苏联。黑山头还剩下不少中俄联姻家庭的后裔，当地人管俄罗斯人叫“老毛子”，“老毛子”同中国人结婚的后代们大都吸取了白种人、黄种人两个种族外貌的优点，他们的后代中，姑娘往往长得尤其漂亮。我们顺道走访了几家农户，看到房屋布置、习俗，许多是在昔日苏联电影中能够见到的。

那一次我们去黑山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看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又被我们指责为修正主义头目的苏联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额尔古纳河虽然宽阔，但对岸的苏联还是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对岸不高的小山，地形地貌、绿色的植被与我们脚下的中国没有什么两样，连对岸哨卡飘扬的红旗和游动的哨兵，行走的汽车都看得清清楚楚。按历史记载一、二百年前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对面大片国土都曾是中国领土，望着这一江东去的大河实在让人感慨。

    感慨之余，下河游泳是我们此行的又一个目标，同行的十来个知青到奔流的河水旁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穿了个裤衩跳进了额尔古纳河。好久没游泳了，大兴安岭深山里的小河冰冷刺骨，洗澡都要十分咬牙，更不要说游泳了。那天额尔古纳河上又是一个喜庆的艳阳天，我在温暖的河水里忽而自游泳，忽而蛙泳，游着游着竟忘了时间和离岸的距离，等我从水里抬头一看时，坏了，我快游到对岸了，对岸的俄式木屋和四轮车都清晰可见。

在那个年月，苏联是修正主义，是敌人，登上对岸就是投敌叛国，那还了得。我来不及想赶紧往回游，但是往回游要比游向对岸时水的阻力大得多。原来额尔古纳河的主航道、即水的主流在不同的地方位置是不相同的，黑山头一带河的主航道恰恰在苏联一侧，因此朝对岸游深水处随波而动比较轻松，而想脱离水深的主航道游回水浅的中国就是一件费力的事了。我拚命的游着，在岸上看河并不宽，人在水里，举头一望四周波涛滚滚，河面显得那么宽，岸的距离显得那么远，我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为了不被水冲得太远，只能顶着水游，游了半天也没有觉得游出多远。额尔古纳河那次难忘的游泳经历使我尝到人在绝望中也需要咬牙

挣扎。自由泳太累了，我改成蛙泳，怕迷失方向，我不敢再把头扎在水里，终于在被河水冲出很远的地方，我又从河里爬上了祖国的土地。若干年后，我随团中央的一个青年代表团漫步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我还想起在额尔古纳河中九死一生的那段经历。

不管我年轻时在那块黑土地上走过何等艰难坎坷的里程，我还是那么犹衷的爱着我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爱着我神奇的大兴安岭。

 

17. 当知青时三次打架的经历

 

上山下乡当过知青的人，尤其是男知青，很少有没打过架的。在文革当中，公检法被砸烂，地方上有人恶霸一方，打架成了知青保护自己、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北大荒的几次打架经历让人记忆犹新。

一次是在村里，我们插队的兴旺大队有一名叫管再生的山东大汉，他来自山东潍坊，据他自己吹牛，他在当地担任过造反派司令，至于为什么来闯关东，他没有说过，如果他的经历真如他自己所说，大概应是他闹出人命才来北大荒的。我们大家平日都叫他“老管”，老管三十五六岁，一米八几的大个，剽悍强壮，他曾自豪地对我们几个知青说，他的胳膊比我们的大腿粗，他很像《水浒传》里的蒋门神，凡看过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得出同一个结论：那个企图刺杀列宁，刺探列宁住处，貌似黑猩猩的凶手，简直就是这老管的孪生。真不知他的祖先是从何方落脚到山东的。

老管这人不喝酒时，也还算义气，对我们这些知青也算客气。但他这个人爱喝酒闹事，别看他那么大的块儿，膀大腰圆，装满二百斤黄豆的麻袋他两臂一用力，自己能扛到肩上，但他爱喝酒撒疯。老乡们都说他不喝正好，一喝就多。他喝酒后，除打架骂街是家常便饭外，也还干一些欺男霸女的鸡鸣狗盗之事，村里的人都怕他，躲着他，不敢惹他。哪家的红白喜事不敢不请他，不请他怕他挑理，请他又怕他喝多酒闹事。他这个人用北大荒话说，叫做癞蛤蟆上脚背，不咬人，咯硬人。

一天村里盖房垒墙，我们青年点有位男八中来的高三学生陈建华(一位学究式的读书人，现在他念完博士留在了美国)，那天他和喝了酒的老管一起在生产队里干活，他当小工给老管搬石头，搬了几块都被老管扔了下来，还嘴里不干不净的骂陈建华，书生气很浓的陈建华忍无可忍，反唇相讥，把老管在村里偷鸡摸狗，欺辱一位村里弱智姑娘的事当众抖出。恼羞成怒的老管顺手拿起一把瓦刀向陈建华劈来，很有心计的陈建华转身朝村后青年点跑，当看老管停步不追时，又向老管叫号，老管碍于村里一大群看热闹的乡亲，仗着酒劲追来。

当时青年点在家的男生有我、肖庆平、梁大虎、吕学政、辛传东等人，我们被村里的叫骂声和围观人群哄闹声所惊动，推开青年点窗子一看，陈建华且骂且退，老管手握瓦刀满脸通红、杀气腾腾紧追不舍。一时间当知青的闷气和平日对老管欺男霸女的愤恨一下涌上心头，太欺负人了，竞敢打到青年点门上来。

我们五六个男生来不及走门蹬上鞋跳上外炕从窗子蹦到院子里，还没有等老管反应过来，已经冲到他跟前，不等他还手，已被我们几个拳打脚踢放倒在地，在挣扎中老管试图去摸地上的石头，不知被我们中哪一位狠狠地踩了他手腕一脚，疼得他只喊妈。老管这个平日在村里专门欺负弱者的人，这次被我们足足实实暴打一顿，只打得他拼命叫爹、叫爷爷的央告我们，我们方才住手。周围看热闹的老乡们看呆了，没想到这帮平日文弱知青还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紧要关头人人都不要命的往上冲。

事后横行霸道惯了的老管鼻青脸肿足足在炕上躺了一个星期才下炕，他轻意再不敢喝酒闹事了。村里个别狗仗人势，特别在女知青面前常说些不三不四的人收敛了许多，青年点的门口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敢打上门来的人。

第二次在农场，那次是我们和邻居格尼河农场的一群恶少打架。图布新公社的土地与格尼河农场的土地相连，两家也时有矛盾发生。特别农场有一帮强人常在秋收时明目张胆来抢粮食，多次发生护秋老乡被打伤，许多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一天为四队护秋的知青梁大虎在磨石山护秋时，被格尼河农场一个分场的一群恶少围住，他们强行当着他面砸了几麻袋黄豆，并把护秋的梁大虎打了，然后拉着粮食扬长而去。

事情传到青年点，大家气炸了窝，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月，上哪讲理去?既然没地方去讲理，这个仇一定要报，我们侦察到那几个参与抢劫的农场“干部子弟”的情况和住处。事发后的第三天晚上，联络了和我们关系密切临近三个青年点的二十多名男知青，他们分别来自北京的人大附中和西颐中学，大家套上两辆马车，带上棍子等家什，半夜十二点偷偷出村，夜袭格尼河农场。

十一月中旬的北大荒，晚上寒风朔朔，地上覆盖着一层银白色的霜，寒气袭人的月亮挂在灰蒙蒙的天上，马蹄和车轮在冻硬的大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二十来个人分乘两辆马车，大家都戴着毛绒绒的皮帽子，一付林海雪原上小分队的劲头。那帮恶少的住地已被我们在白天摸清，精细的人还画了草图，农场住地距我们村二十多里路，北大荒的马车是四匹高大的马拉着，不一会就到了农场村外。

大家选好地方，留人在村外看住马车，其他的人悄悄摸摸进了村，尽管大家脚步很轻，还是惊动了村里的狗，不时传来一阵阵激烈的狗叫。我们也顾不得这么许多，按照事先约定好的“作战方案”，分成两个组，包围了那伙恶少赤中两个为首者的家。

我们十来个人围住一个刷着蓝油漆的三间瓦房，木头院门很容易打开，一条看家狗从黑影里朝我们扑过来，被前福河青年点一男生手疾眼快一垒球棒打在狗的腰部，狗干嚎一声被打翻在地。我们五、六个人冲了进去，由灶房又冲进睡房，用电筒照在炕上，一个满脸横肉的男子被惊醒后已抱着被子缩到炕的一角，梁大虎一看，指着那人说，就是这个王八蛋。我们中有两个人跳上了炕，把那个恶少赤条条从炕上掀到地上，在一顿拳脚之后，他交待抢来的粮食都放在另外一家人的仓房里。当我们让他穿上衣服跟我们去找粮食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老婆一听我们要带走人，急得从被子里钻出来，她赤身裸体的朝我们扑来，原来北大荒男女睡觉多是一丝不挂。这场景惊呆了大家，推她不是，躲她也不是，房子小，人又挤得都没有侧身的余地，正在为难之时，不知哪个聪明的知青顺手摘下墙上挂着的高粮杆编的大盖帘，用盖帘当盾牌就势把她推回炕里。因为粮食在另一处人家，时间紧，我们教训那个满脸横肉的恶少后，便招呼撤出。临出门我觉得不解气，把灶旁的大菜礅顺手扔进锅里，随着哗拉一声水声，那口大铁锅被打破了。

等我们撤出村时，另一小组人也凯旋归来了，这时村里的狗叫声响成一片，但他们摸不清我们来了多少人，没有人敢追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夺回粮食，却狠狠地教训了长期在我们那一带农村作案的恶少。这事后来惊动了公社和旗革委会，但发现我们教训的确实是几个累累犯案的坏蛋，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考虑到地方同农场的关系，他们对那几个坏人也没去追究。至此农场和我们大队在后来几年中相安无事。

第三次打架是在阿荣旗，那次我们几十名北京知青在阿荣旗修沥青马路，大家住在离旗(县)不远的章塔儿村的小学校里。那天白天上工时，我们为了平整章塔尔桥南侧公路上的地基，埋好炸药，并为了安全，在两侧500米之外设了卡，派人守护，以防万一。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我们点燃了埋下大量炸药的导火索。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南侧朝阿荣旗方向开来一辆装满了乘客的大客车，路过我们设在南面马路上的哨卡处。汽车不但无视举着小红旗的知青阻拦，反而加速险些将三名知青撞到路边大沟里，大客车毫不减速撞倒哨卡的木栏杆，径直向冒着蓝色火苗的埋炸药包处开去。我们几十个人看傻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大客车在离炸药引爆地几米处突然把车停了下来换驾驶员，眼看一场车毁人大爆炸即将发生，很多人转过头闭上眼，不忍看这一惨剧。但过了一会却没有动静，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根突突燃烧的导火索在接近雷管不长一段距离时突然熄灭了，事后才知道那段导火索严重受潮，一场眼看无法避免的灾难避免了，修路的知青狂怒的向大客车冲去。

大客车上的许多人都发现了眼前要发生的惨剧，惊恐之余纷纷指责肇事的司机。那个司机是个大个子的中年人，车停时满脸蛮横的他已经换到副驾驶的位子上，他对满车乘客的指责和我们的质问，满不在乎，嘴里骂骂咧咧，摆出一副骄横不可一世的样子，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他喝多了酒。换他开车的司机见情况不好，一踩油门，大客车绕开埋炸药的地方，灰溜溜地开走了。

我们为没出大事庆幸，若不是那发了潮的半节导火索阻燃，那一车人早就被炸上天了。我们更为那蛮横的肇事司机愤怒。在事后几天里，我们连续多次向旗政府、旗交通局反映那位司机的问题，但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要知道在那个小小的县城里，在那个年月里，司机往往也是一个很牛的职业，握方向盘的人和县里掌权者们往往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谁愿意为一群知青去得罪权贵们呢?

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十几个年轻人翻高墙，跳进旗长途汽车客运站的大院里，当着一群正在打麻将的司机们的面，狠狠的教训了那个置几十名乘客生命于不顾的恶司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和给他撑腰的人，应该知道是谁教训了他，但自知理亏的他们也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不好再声张，但愿他们从那以后能学会做人。

用打架来解决问题在法制社会和文明社会自然是不可取的，然而在法制被践踏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谁又能为知青们想出更好“替天行道”的办法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