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庆祝建国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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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国六十周年

——思念毛主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之际，作为我这样一个与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老人，回首往事的时候，怎能不感慨万分……

 

我出生在（1941年）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内蒙古的一个小镇（王爷庙——现在的乌兰浩特市）。

幼年时，生活在刚刚解放的齐齐哈尔市（1946年——1949年）。

北平（北京）和平解放六个月的时候，全家跟随我父亲的工作安排，迁居到了北平。

1949年10月1日，虽然我只有八岁，却非常荣幸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三座门”旁（当时我和一个小朋友，因为沿着东交民巷捡飞机撒下的传单，一直跑到了天安门前），不但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聆听了毛主席那带有湖南音调的宏伟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亲眼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万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壮观场面。并且几乎观看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

我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志愿报名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建设奔赴到北大荒国营农场（1948年～1963年），以及在农场期间接受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并且一直把前苏联的英雄保尔·柯察金、马特罗索夫、卓亚……和中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的杨靖宇、赵一曼、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的事迹，作为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人民的学习榜样，在思想意识中树立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劳苦大众而献身的革命人生观。

六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拼搏，经历了坎坎坷坷的磨难，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没有变……

现在，我已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回忆六十多年间的往事真的不胜感慨；

从儿时记事儿时起，只靠父亲在铁路局工作的工资和母亲在被服厂当工人的微薄收入，养活一家十口人，还要供三个姐姐上学……全家也只能以吃土豆来补充饥饿、兄弟姐妹滚两床破被子过冬、靠捡破烂和卖凉水贴补生活过日子……到现在，虽然我只是个普通的退休教师，因为儿女们早年都参加了工作，所以吃得好穿得好，还有了房子和汽车……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与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是不能忘记过去的，不能、更不应该忘记为推翻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压迫而英勇献身、流血牺牲的千百万英烈……

吃水不忘打井人，这就不能不思念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终生的革命志士，更不能不思念起我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了。

 

有人要问了，为什么只思念毛泽东的呢？

我们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可以非常明确地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所有历史性的巨大的变革，无一不是由于关键的历史人物的决策而产生的！

 

虽然任何一个关键的历史变革都不可能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的近代的革命，是有着千百万热血志士，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斗争，有无数的优秀儿女壮烈的贡献出了生命，也有无数的优秀儿女锻炼成了共和国的栋梁和精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精英团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依然都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任何一个历史变革，或是什么历史人物，如果是通过暴力方式而取得的成功，那么必定是建立在成千上万人的白骨之上……

世界的历史我们就不去多说了。中国的历史变革就是以很多的关键人物的决策所产生的。说到秦始皇，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是他统一了战乱纷纷的春秋战国时代，一统了中华大地，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国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修筑万世留名的万里长城；还有被人们唾弃的“焚书坑儒”……而后还有刘邦、项羽、刘彻、李世民、赵匡胤、成吉思汗、朱元璋、李自成、吴三贵……康熙、雍正、乾隆、慈禧太后、光绪、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那一个不是某一段历史变革的关键人物？

 

我们不妨再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的近代历史。

远的就不说了，自从大清帝国没落，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各个帝国主义列强都在觊觎中华大地富饶，并且疯狂地、贪婪地入侵、掠夺乃至于瓜分着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存亡危在旦夕。那时就有很多忧国忧民的仁者志士，立志兴国图强，奋起抗争，如林则徐的“虎门消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一直到孙中山领导“同盟会”的“辛亥革命”等等，但是都没有成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地调动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经过百折不挠的斗争，才取得了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的胜利；推翻了殖民主义者瓜分中国的美梦；推翻了封建主义残余在中国的统治……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从此，中华民族才真正地站起来了，全国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了主人。

 

然而，就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了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美帝国主义试图把我们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政府，没有屈服！10月19日，在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下，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了朝鲜战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国家、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八个月，连续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

尽管美国当时拥有世界GDP总量的50%；尽管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停放着超过50000架的战斗战机；尽管美军当时掌管着16个国家的军队和41个国家提供的军事装备及各类物资；尽管美国将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却还是被刚从废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消灭了200多万人，包括阵亡，失踪，被俘和受伤，其中伤亡148万人（1474269人），美军伤亡失踪被俘总计14万2千人（142091人）。终于迫使美国第一次以战争失败者的名义于1953年7月27日老老实实地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时气焰嚣张，为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大肆散布将在中国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谣言。并且进行了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甚至袭击政府机关，残害干部和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毛主席作出决定，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260余万人。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反动会道门等黑社会组织及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匪患基本上被肃清。

紧接着，为了不做“李自成第二”，为了使全党和党的领导干部不被“糖衣炮弹”打倒，毛主席和党中央又于1951年12月，发动了全国人民共同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又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不但巩固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政权，还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剥削阶级的腐败的思想意识，把我国建设成了一个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剥削和压迫，基本上没有盗贼和劫匪，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很少有人违法犯罪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国家……

 

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朝鲜而威胁到我们祖国的战争中、在帝国主义的战略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在各种反动势力的种种阴谋破坏中，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党中央周围。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把一个被国民党反动派抢空了国库，并且破坏了大批的工业、交通设施的、“一穷二白”的，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初步建设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强国……并且只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于1964年10月16日就成功地爆炸了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即“东方红”卫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顽固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并控制了联合国的多数会员国，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长期得不到恢复。70年代初，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的蓬勃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国际上，亚非国家的政治力量也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强烈地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于197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终于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一切合法权利，包括担任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表示：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尼克松表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72年2月28日，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声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随后又有日本和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并且也签署了《中日联合公报》等形式的双边关系的文件。这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是为中国走向世界，为改革开放打开了大门，并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说；毛泽东更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最关键的、最伟大的领袖。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团体或是一个国家的正确领导，都不是一个“光杆儿司令”所能做到的，而都是以某个中心人物为核心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这个核心人物，就是使历史发生巨变的关键人物。为了证明毛泽东就是使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最关键、最伟大的领袖，我们不妨再从几个方面来看看最简单的历史事实吧。

 

未完待续

毛泽东更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最关键的、最伟大的领袖。

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其一，毛泽东是缔造与正确地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

 

毛泽东年轻时就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深受杨昌济、陈独秀、胡适等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他在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又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911年 18岁的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10月，响应辛亥革命号召，投笔从戎，在湖南参加了当时的新军。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一个由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得正处在被帝国主义瓜分边缘的、国内军阀混战而动乱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理念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颂扬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 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1919年5月，毛泽东为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进行反帝爱国运动。同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并且在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

 

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仔细地学习与研究了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树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并在湖南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然而，在以后长期的艰苦的并且受到各种反动势力的不断打击与迫害的斗争中，创建党组织的十三个人中的刘仁静，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脱党，投靠国民党后，曾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等。陈公博，1922年叛党。周佛海，1924年叛党。1927年后，陈、周二人都在国民党中担任要职，并于抗战爆发后，投降日本，成为汉奸。包惠僧，1927年脱党，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等职。张国焘长征后叛党，投靠了国民党，死在国外。李达也脱党不干了……。这些人中用逃跑的逃跑，不干的不干，叛变的叛变，死的死，到1949年建国时，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个创始人中只剩下了董必武和毛泽东二个人一直在为党工作。

 

不仅如此，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革命征途中，出现过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李立三、张国涛等的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都给当时的革命斗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有党内高级领导被捕后叛变的，如1931年4月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叛变，并且供出了共产党机密……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叛变。这二个党内高级领导的叛变事件，导致共产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在周恩来组织对叛徒的惩办后，原来在上海的党中央只能跑到江西毛泽东建立的根据地了，王明等人则跑苏联避险保命去了。

从1930年到1933年1月，由上海经东江交通线转移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计有200多人，其中重要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项英、陈云、博古、任弼时、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杨尚昆、陆定一、邓发（闽西特委书记）、王首道、瞿秋白、李克农、钱壮飞、吴德峰、伍修权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以及几十名旅欧回国的学生蔡树潘、陈友梅等。邓小平也是在右江起义失败后，先逃到上海，而后也经交通线转移进入了毛泽东建立的根据地。

此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一直采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结合精神，多次地拯救了由于一些领导采取了“左倾”的或是“右倾”的路线，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