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追忆集体户（续4）

 

三、我们的集体户

 

“集体户”这一名称是在特殊时代，特殊地点，针对特殊人群的一种特殊称谓，就是指我们这批来自千里之遥，落户于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群体。自从1969年4月中旬的那个漆黑之夜开始，我们14名知青便组建起我们的集体户。我们的集体户由诞生、发展、变化，到平淡、萎缩、消亡，经历了整整7个寒暑，阅尽了人间沧桑，在知青命运交响曲里这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确是不可磨灭并永世难忘的履历。

我们集体户由10个男同学和4个女同学组成，男同学大部分来自北京三中，女同学来女十中。既然是集体户，就必须有户长。我们的顾同学被任命为户长，负责管理全户14口人的吃喝拉撒和衣食住行。我们的户长瘦高条儿，一副黄边近视镜架在隆起的鼻梁上，显得文静；镜片后闪烁着莫测高深的目光，又显得智慧而又狡黠。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劳动由初期的杂乱无章，逐步进入到平稳和谐、步调一致的状态。

除户长顾同学外，其他的户员的姓氏分别是曹、张、许、马、洪、何、沈、吴、魏、王、赵、凌，共同构成一个以集体户为名的组合，经历一段平淡却艰辛的劳动生活。以上列举的同学姓氏似乎不足14，不是漏记，而是曹同学是携其小妹同来插队的，当年插队运动浪潮之猛由此可见一斑。

曹同学的个子仅次于顾同学，只是略瘦，光光的头（那时为了整齐划一，大多数男同学都剃了光头），微微向前探，加上总不愿挺直的背部，仿佛总在探索或琢磨。曹同学幽默，滑稽，能将不堪的往事复述成捧腹的故事，令人叫绝。除言辞滑稽外，还经常自我幽默一把。一次，他借队里一匹马，用一张羊皮作鞍子，优哉游哉地去公社。途中井旁，马要饮水，而他非要马儿继续前行，结果，马头一低，他和羊皮顺着马头滑落，险些掉进井里。他从马上摔下来后，老马识途，自己跑回来了，害得曹同学夹着羊皮走了20多里地才回来。曹同学多才多艺，随身带把小提琴，时不时地拉上一阵。他的小提琴拉得还是不错，他和户长每人一把琴，我们后来新建的东屋成了他们的练琴房。窗台儿上放着一个镜子，拉琴时还要照着镜子，大概是为了姿势优美吧！记得那时老乡管那小提琴叫四弦胡琴儿，他们练琴时有的老乡就说“又锯哪”。老乡见他们拉琴，都惊异地问，胡琴儿咋能夹在脖子底下拉？是金子，总有发光之时。返城后的1987年，他和户长双双考入了大学，学成之后，顾户长远赴大洋彼岸，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而曹同学则成了他所在部门的政治领导人，是我们集体户中进步得最快、职务任得最高的重量级人物。然而，命运多舛。在他春风得意之际，却被病魔击倒，最终离开了为之奋斗的事业，永远离开了集体户的其他成员。在他的葬礼上，我们集体户的部分同学禁不住痛哭失声，为他的早逝，也为我们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

张同学肤色黑黑的，双眼亮亮的。他属于沈默寡言、专心做事的那种类型。劳动一天之后，集体户里热闹非常，噪杂一片。而他，默默地和衣躺下，沉沉睡去。第二天，他依然故我。是由于太过拥挤（10人共用一铺炕），还是太过热闹（众口异辞），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他后来搬到王姓老乡家去住。最后，县公路局招工，他得到“推荐”，于是离开了。他是我们集体户第一个被招工离去的人，应该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了。他是不是在返城的大潮中回到北京的，不得而知。我户的马同学曾在北京街头见过他，并面谈有时，相信是在京工作了。

 

许同学的特点是头大大的，身体弱弱的。他从小落下小儿麻痹后遗症，行动起来极其不方便。这样的残障人士都响应号召、扎根农村，可见其意志之坚毅，态度之倔强，更可见当年的形势何等的严酷。虽然身患残疾，他却和正常人一样出工、干活，得到了不少的表扬和赞叹。后来，他认本屯的老许头儿为本家（不知怎么论的），得到了许家老少的不少帮助和照顾。有一年油田招工，他得到“推荐”，于是继张同学，成为集体户中第二个被招工离去的人，很是幸运。

马同学魁梧健硕，满头乌发直立而坚硬，是我们集体户中，也是屯中最具人气的人物。他的习惯动作，便是用手背轻柔鼻尖，发出“噗哧”、“噗哧”的声响。他性格善良、朴实，话语委婉、流畅，做事细腻、婉约，态度平易近人。在他面前，一切都显得从容不迫，一切都处理得有条不紊，给人一种平稳、轻松的感觉。由于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使得户里的某些矛盾化解于萌芽之中，使得集体户与生产队的龃龉消失于青萍之末。在他人格魅力下聚积起许多人才，洪同学和何同学就是由他带到集体户的新生力量，为我的集体户发挥了巨大的聪明才智。返城后，马同学投身于科技工作，成为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既是孜孜不倦的学者，又是诲人不倦的师长，活跃于科技战线。

洪同学有一双大而亮的眼睛，鼻梁高高，头发总是乌黑发亮。他很有爱心，常怀怜悯之意，无论对人、对物。他先后为集体户养了两条狗，第一条名字叫“干儿狼”，第二条名字叫“彼得”。 “干儿狼”和“彼得”使得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得以解乏，得以解忧。洪同学的慈悲之心还表现在舍己救人上。一次，一名外屯的孩子在我屯水渠边一个深水坑落水，外屯人来求救，当时只有洪同学和另二名同学在场，有的同学有些犹豫，但洪同学毅然决然地冲出施救。返城后，洪同学没有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艰苦创业，从而拼打出一片广阔天地。

何同学矮小而精干，话语间经常刻意追求老练而时常出错，是我们集体户最为活跃的快乐人物。他经常一板一眼地模仿当时电影中的台词，慷慨地发问：“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你可曾见过列宁？”虽然常常戏谑，但也有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时刻，不过坚持不了多久，于是自我解嘲，于是就嬉笑如昔了。在我们的集体户，这样的乐天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返城后，何同学成了公安战线上的奇兵，为公众安全费尽心力。这时，还有功夫发问“可曾见过列宁”吗？

沈同学目光深邃而坚定，永远是学生式样的头型，让人感到蓬勃的朝气和强烈的进取心。他豁达、开朗，显示出耐力和大度；他练达、圆润，透露出聪慧和理性。言语不多，却画龙点睛；动作谨慎，却水到渠成。沈同学的阅历丰厚，曾经北上深入内蒙古大草原，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积累起丰富的社会经验。经历坎坷和困顿的考验，为他胸襟的开阔和视野的拓展奠定下磐石般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沈同学活跃于大队乃至整个公社，使得他在各个集体户中都拥有大群的朋友，成为我们集体户里交际最为宽广，人缘最为旺盛的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在与周边的交往过程中，沈同学的才能逐渐得到认可，最后跻身于生产大队的领导人之列，这在当时是仅见的。返城后，凭借自己的巨大优势，服务于某国有企业，同样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吴同学是我们集体户中意志最为消沉，外表最为平淡，言语最为稀少，方式最无独特的一个。他似乎孤僻，实则郁结于心；似乎清高，实则无可如何；似乎讷言，实则胸臆充溢；似乎怪诞，实则无心为之。他最奇异之举便是，在别人急惶惶争着安卧于热炕头之际，他却选择冰凉的北炕，与箱子、柜子为伍。怪异吗？否，他不过立誓作集体户中最消极的成员，仅此而已。他不积极进取，只期盼天落馅饼般地拥有一个平台，以便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就是这种随世沉浮的心态，使他成为我们集体户的终结者，最后一个离开生活、劳动7年之久的热土。

魏同学的一双眼睛明亮且皂白分明，颧骨突出，面部表情丰富却不失戏剧性的变化，显露出敢爱敢恨的情愫。他热心集体事务，通盘考虑问题，周到、细心，成为集体户中事无巨细通通予以参与的能人。魏同学心肠热，脾气也如烈火，经常对自己认为不公的事情予以攻击，无论对内或对外。记得一次打“阳草”（是否应写成“羊草”？不能确定），我们与队里的一些人由意见分歧，发展成口水大战，双方剑拔弩张。这时，魏同学愤而抛出磨刀的板儿石，意图阻遏对方，不承想却伤到了一个“半拉子”――小孩儿。他知道伤及无辜，立即道歉，并将其送医。这种角色的忽然转换，凸显出他分明的爱憎和知错就改的品质。返城后，他到淮河流域某地去发展，是迄今所知唯一安家于外地的集体户同伴。

我们集体户中的女同学，分别是曹、王、赵、凌4位，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清晰的印象，因为她们在集体户建立不久就纷纷离去（曹、王二人在1969年9月之后，之前则赵、凌二人已经离去），其原因当然是追求各自的前途和发展。但是集体户中男女生之间的隔阂和纷争，也可能是她们离去的诱因。我们集体户的东西两屋分别由女生和男生居住，同锅吃饭，同时上工，原本相安无事。但渐渐地，女同学对男同学的态度发生变化，对于男同学在除去学校所强加的束缚之后所恣意释放的能量感到担忧并经常以教导的口吻规劝道，要“好好过日子”。而诸如此类的话语在男同学的耳里，不啻为教训或斥责，男子汉的桀骜不驯便油然而生，伺机予以爆发。赵同学，或者是凌同学（不可考）的男友来户探望提供了爆发的契机。本来已说好其男友过夜在西屋男同学门的寝室，但双方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使之成为不可能，从而使赵抑或凌同学的男友卷曲于堂屋草堆一夜。女同学自然深感羞辱，男同学却未必尽显豪气。多年之后，男同学们每提及此事都觉得太过于小气，太过于赌气，逞一时之强，却伤及无辜，纷纷表达愧疚之情。毕竟，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是缘分，相识是运气，何必锱铢必较，争强好胜呢？

 

我们14名男女青年到达小屯之初，先被安排住进马家“地主”腾出的土屋内，直到在屯东头建起我们自己的的4间大北房为止。

马家土屋建于屯子的最南端，面临碧波荡漾的咸水泡子，越过水泡子是广阔无垠的大草甸子。晴空之日，蓝天白云掩映在一池碧水之上，飞鸟掠过水面上下翱翔，远处牛羊星罗棋布于青草之间，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图景。冬雪之时，漫天洁白，草甸子银装素裹，水面光滑如镜，水边衰草迎风摆动，一片萧瑟肃杀之像。

马家土屋的四周是由建房时取土所挖的壕沟环绕，浅浅的，可以阻挡猪或鸡鸭的进入。沿土屋向西，再向北转，迈过不及膝高的矮墙，建有一简陋的泥屋，泥屋门槛高过膝盖，里面置有一口大铁锅。此处并非厨房，而是典型的方便所在，如厕之地。

马家土屋的门前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土路，向东经过老沙家、车老板王家，可以到达碾房；向西路过老崔家、老徐家、王马馆的儿子家，就到了屯西的大水坑，生产队经常在那里泡麻。

在马家土屋门前土路南侧偏西的地方，有一大垛柴草堆，枯黄并且泛黑，这是我们的燃料基地。柴垛的中部偏上的地方，一把三齿子剁在柴草上，用它可以“挠”下一定数量的柴火，再用一条大绳捆住，扛于肩，运到灶堂使用。

在马家西屋前的窗外地上，立着一个小坛，揭开盖儿，一股酱香扑鼻而来，这是专门盛酱的坛子。我们曾将屯里特有的甜瓜以及黄瓜之类的菜蔬放置其中，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大概是管理不善，时常出现苍蝇的后代蠕动其中的状态，后来便舍弃了。

进到屋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明两暗、与贫下中农毫无二致的泥土居室，低矮而阴暗。中间灶堂北侧堆满柴火，南侧东西两边分别是两个灶台，每个灶台上配置两口大锅，北面的锅供人做饭，南面的大锅给猪糊食。在东屋门口北面，是一口水缸，口大，腹深，吞噬两三挑水轻而易举。在灶台北侧，东西相对是两扇门，可以进入里屋，所谓登堂入室者也。

进入西屋，南北是土炕，中间为窄窄的一条土地。北炕离灶远，因而偏凉，南炕与灶临，因此偏热，而且炕头燥热。炕上是一片席，颜色深黄而破旧，炕头部分有熏黑的痕迹。屋顶是用绳和秫秸杆连接而成，叶子自然垂下，屋里的动静稍微大一点，叶子便微微飘动，刷刷作响。靠近里侧，在两炕之间，有一土梗（也就是烟道），窄窄的，卧有一油灯，当夜晚点亮时，跳动的火苗只照亮巴掌大的地方。炕里面南侧窗上有几块玻璃，残破而肮脏。

10名男同学被安排住进西屋，东屋便成为4名女同学的世界。

虽然是南北两铺炕，但是西屋却拥挤不堪。原因是我们的行包占据了几乎整个北炕，只留下窄窄的一条，只容一人下榻，其余9人统统挤在南炕。如果让每个人的褥子依次摆放，那就只能睡5人，另4人只好“站岗”。无奈，大家只好让各自的褥子相互叠加一部分，勉强挤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要翻身就一齐翻，并且还要令行禁止，统一步调，否则就要你撞我，我压你，乱作一团。

女同学的状况显然优于男同学，这可从早晨各自的精神面貌看出来。清晨起床，女同学们梳妆完毕，眉清目秀，英姿飒爽。而男同学则个个哈欠连天，睡眼惺忪，只是在上工的路上为晨雾所激才最终振奋起来。这就是我们集体户的原生态，直至建立起我们的新居、我们自己的大屋才有所改变。

从屯子中心的“文化室”前的古井沿着土路向东，土路渐渐抬高，当到达最高点时，便到了我们新建的大屋，我们集体户自己的家。大屋建筑在沙岗子之上，坐北朝南，4间通亮。其北侧是通往屯外的泥土大道，隔道北看，是高低起伏并绵延北去的庄稼地，这是屯里长势最好的土地，因为那是各家各户的自留地，由集体播种，各家侍弄，收获归己。在自留地的南端，有一座没有上顶的泥土屋坐落在泥土大道的边缘，直至我们离开都未见其完成。

大屋的东面，有一条自西北向东南的林带，高大却稀疏。隔着林带是曲队长哥哥的家，神秘而幽静。他家的南面，是农机站李司机的家，庭院深深，鸡鸭成群。由林带西返，在我们大屋山墙东侧，是由干打垒筑成的短墙，短墙围拢，留一口，用木栅挡住，这就是我们的猪栏。我们曾经豢养过几只肥猪，像它的主人一样，生活在起伏不定的状态之中。当粮食充沛的时候，它们大嚼源源不断的苞米豆儿；当主人饿饭的时候，它只得到邻家偷吃一口残汤剩饭，并且得时刻警惕人家手中的棍棒。唉，谁让它被养在知青“家”呢！

大屋的门前，是两三米宽的平地，平地的南边是一条堑壕，堑壕的南沿上建有由土夯实垒起的矮墙，矮墙向东西延伸，在与大屋东西厢房等齐的地方折向南，在很远的地方围拢，形成一大片园子。在这片大园子里，我们曾经中有各种青菜，如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白菜等等。不知是种子还是水土的关系，这里的白菜、黄瓜永远长不大，白菜苦且涩，黄瓜黄而艮。但是，这里老乡称之为“瓜”的植物，形似香瓜，表皮嫩绿，则别有一番滋味。每当秋季成熟，我们便大快朵颐，而置正经饭菜于不顾，整个一个“本末倒置”了。

园子的经营、管理最热心的是我们的沈同学，他不仅带领我们播种、除草、施肥、收获，而且不辞劳苦地为瓜整理枝蔓，为菜喷洒农药，甚至强行为蔬菜传授花粉。常见他头戴破草帽，身着跨栏背心，弯腰曲背，游走于菜畦之间。有时，他将尚未泛红的西红柿摘进框里，用草盖严。几日后，打开框盖，西红柿变得通红通红的了。由于他的勤勉，他获得我们大家赠予的绰号，名之曰“满囤”。

我们大屋西侧有一大坑，可能是建房时取土所致。坑的西面是民办教师沙老师的房子，比我们的要小，只有两间。越过沙老师的宅子，便是大队崔书记的家，共三间。门前有个硕大的猪食槽子，两只肥猪，哼哼唧唧地围在它们女主人的身边转。崔书记的儿子，名叫海军的男孩儿，头发软软的搭在眉前，两眼弯弯，似乎总在笑。他常挥舞自制的小鞭子，唱道：“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要我去当兵，我还没（读成四声）长大”。后来，他长大了，真的成了军人。

我们集体户的新建大屋共4间，东数第二间开有一门，进门为灶间，两侧配置有4只大锅的东、西两个灶台，西灶台北边用坯搭成矮矮的隔断，用来存放柴草。

在东屋门口北面放着一口水缸，比在老马家时的要大，它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水井之后便光荣下岗了。我们的水井打在堆柴草的矮墙傍边，井口很小，还没有一般的脸盆口大。井口上方装有一个辘轳，一条长绳下端系上专用的水桶――比井口直径稍窄桶壁很长，底部有能进水不能出水的阀门的奇特水桶，轻摇辘把，就可以轻易汲上水来。我们很惊异能在屋里打井，更惊异的是建屋之后再打井，而不是相反。我们的井水清凉甘甜，在屯子里是首屈一指的。夏天，可以把发来的“瓜”放入井下，一段时间后取出享用，清冽甜香，凉意沁人心脾。冬季可就惨了，井口结冰，专用水桶竟然不得入内，非凿冰取水不可。

我们的东屋自建成一直到集体户消亡，从未住过人，因为建好时女同学早已劳燕分飞，无福享用了。正因为如此，东屋从未盘炕，而任由废弃的土坯和木料占据其间。东屋门框上无门，窗子的玻璃七零八落，并且从未关上过。

由灶间向西的两间是我们集体户名副其实的寝室，在那里我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平淡而难以忘怀。两间寝室为一道墙分隔成里屋和外屋，里外屋只有南炕而没有北炕，因为两铺炕足够全体人员使用。我们的行李码放在南炕上，平时卷起，可倚可靠，睡时放下，方便快捷。后来不知是谁弄来一个炕桌，摆放在炕上，像模像样的。在外屋，隔墙的东侧后来放置了一个桌子，老旧破烂，是从“文化室”搬来的。桌上放上侧倒的户长用来托运东西的木制架子，放上各自的图书，俨然一个书架。桌上还放上一只生产队的马灯，吹气的那种。后来马灯被要走，只好换上自制的油灯。就是用墨水瓶或其他什么小瓶，在它的盖上钻一个眼儿，将灯焾插入即可。油灯的作用是极大的，即使后来用起了电灯，依然不可偏废，因为那时来电的时间比电走了（当地管停电叫“电走了”）的时间要长得多。

外屋靠北墙依次摆放着大家的箱子，大多是那种木制的，长方形，体积较大的那种。后来可能为了美观，也可能为了冬季比较抗寒，在北墙前用炕席从上到下遮住，把各自的箱子置其后，显得整齐划一。再后来，大家将用完的烟盒，铺开，张贴在席子上，你贴我贴地糊满了北墙。那时当地香烟盛行春城牌，颜色为蓝。在大家的努力下，北墙成了瓦蓝的一片，中间夹杂几张别样牌子的烟盒纸，大部分是长春生产的蓝盒迎春烟，其次是哈尔滨产的红盒大生产，其中也不乏有红牡丹、红灯、墨菊、上海、恒大、大前门、香山等，抬头望去像欧盟的旗帜一般壮观。户员们烟抽了不少，有时还卷大炮，甚至还小试蛤蟆头。几年之后，户长顾同学的母亲来户里探望，没有见到顾同学，那时他出民工了，却看到了我们壮丽的“欧盟旗帜”。真不知当时她老人家作何感想?

里屋的北面除几只木箱外，凌乱地堆放着用过的衣物。除了懒得洗外，无法洗也是这种状况的原因。小件物品可以用脸盆洗，大件的脸盆就无用武之地了。大家曾尝试着用每个人的脸盆共同洗一件被单，洗是洗了，晾干一看，被单像斑马一样一道深一道浅。后来就使用“优选法”，即先穿干净的，脏了，放置一旁，再找别的干净的穿。实在无衣再穿了，就在放置一旁的衣服里选稍微干净的穿，脏了再选。选完自己的，就选别人的，反正大家在一个屋檐下讨生活，彼此彼此，都不在意。这样的“优选法”居然坚持了很久，很久。

集体户的后期，由于人员的减少而导致里屋废弃不用，我们请隋大哥用土坯将里外屋的门封死，使得里屋自成一体，在冬季也可保持室内的温度。隋大哥还用土坯在外屋的中间盘了一个炉子，用很粗的烟筒将烟引到屋外。冬天，大雪封门之际，点燃炉火，粗实的烟筒被烧得发红，热气蒸腾而上，暖意充斥四周，我们围坐炉旁，品茶谈天，非常惬意。这种意境得以实现的功臣，非隋大哥而莫属。

4间北房的建起，为我们提供了安居的平台，为我们自食其力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在这平台之上，我们的集体户经历了初创、发展、变化、萎缩、消亡的全过程，而这过程不过是我们知识青年悲苦、伤感命运的一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