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追忆集体户（10）

 

六、乡村见闻

我们集体户的14名成员在户中劳动、生活的时间不尽相同，从每个人的眼中看到的乡间趣闻轶事也各式各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曾经生活于同一片蓝天下，劳动于同一块黑土中。这里，辑录部分户员的文章，展现各自视角下的乡村见闻。

1.乡间琐记

在乡间的近7年时光，经历了与城市迥然有别的生活，见识了各种不同的人和事，有些刻骨铭心，有些则平淡如水。

我所在的小屯地处公社的最西端，远离公路、铁路，只有一条坎坷的大车路通往公社所在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偏远、闭塞、穷困、孤寂的屯落，屯里的小孩儿甚至没见过火车，他们有的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上像样的饼干。在这样的屯子里，穿衣戴帽自然因陋就简，俭朴而随意。男人们的衣裤大多是蓝色或黑色，姑娘们多少鲜亮些，不过是天蓝色或粉红色。不过使人别扭的是，所有女裤均是没有旁开口的，十分抢眼。好在“风水轮流转”，这种样式现已遍及全球，可以说当年的她们早已领风气之先，意识超前了。

因为干活儿的缘故，所以男人都戴帽子，女人围头巾。男人热天所戴的是解放帽那种样式，酷似赵本山惯常所用道具那样；冷天就必须戴皮毛，是那种顶部尖尖、帽耳厚厚样式，我们从北京带去的栽绒棉帽根本抵抗不住“烟儿炮”的吹袭。姑娘们春秋所围的围巾一般是方形，颜色或篮或粉或红。我们的到来，为她们点缀青春增添了新的亮点――北京拉毛，而她们系拉毛的方式不同于当时北京姑娘，而很有“五四”运动时的风范。

当地人足下所蹬基本上球鞋居多，也有人工衲底上帮的布鞋。有一种在北京多是卖水产品的工作人员冬季爱穿的胶皮底棉面的鞋成为男性的最爱，但不知为什么称为“水袜子”，明明是鞋嘛！东北三大宝的乌拉草我没见过，可见过乌拉鞋，是一种前脸带褶古老式样的鞋，据说里面垫上乌拉草，奇热无比。

身处乡村，粗茶淡饭是每日之必需。可能受蒙古人的影响，喝酽茶是当地的习惯。不论外面是阴是晴、是狂风大作还是暴雨倾盆，坐于炕上，桌上摆两三碗茶水，与友人豪饮、唠嗑，别有一番滋味。记得一个毒日当空的中午，我路过一个车老板儿的家，他家窗户洞开，但见他夫妻二人赤膊饮茶。毛头小伙子的我从未见过这阵势，大窘，拔腿逃之夭夭，尽管两人热情邀我同饮。饮酽茶其实在当地大可不必，本来肚里缺油，还要用茶刮，得不偿失。

粗粮是家常便饭，但伙食改善的时候是有的，那就是杀猪。每逢这个时候，我们就被一家一家地请去吃饭。饭桌上摆上一碟一碟的煮猪肉片儿，每片足有一寸长、半寸宽，肥肥厚厚的样子，给人以腻腻的感觉。配菜是没有的，只有大酱佐餐，吃上几片就吃不动了。当地传说，有些请客的人家为了省肉，在肉煮开时浇上一盆凉水，客人再吃肉就吃不了几块了。当然我不是指请我们吃饭的人家，那毕竟只是传说而已。

小米饭在当地是被当成二细粮看待的，因而对于经常饥肠辘辘的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当地请客人家往往给客人盛两碗小米饭，客人一碗吃完将另一碗饭倒入空碗接着吃，那倒空了的碗马上被主人盛满预备着。就这样吃空了倒，倒了盛，盛了再吃，直到客人将筷子横于空碗之上。一次我被人请饭，一气吃了6碗，竟然未觉果腹。实在不好意思再让人添，只得悻悻然作罢。正所谓：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

当地人请客有一习俗，那就是妇孺避席，也许是为了尊重客人，但我的感觉似乎有点儿不平等。因而每当作为客人赴“宴”，总有惴惴不安的感觉，一旦“筵席”终结，总是深表歉意。这也许是我的多虑，我的疑惑，至今不得其解。

论男女平等，我倒认为，吸烟问题在东北确实够平等的，无论男女老幼统统大抽特抽，难怪有三大怪之一的“姑娘叼着大烟袋”之说。但是当年叼烟袋的少，卷“大炮”的多。据说抽烟是为了熏散蚊子、小咬，起到驱灭蚊蝇的作用。奇怪的是屯里小学校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儿，每逢课间都要跑回家抽一炮叶子烟，真正不可思议。开始时看到大姑娘小媳妇鼻孔冒青烟觉得怪怪的，后来看长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当地人家不是一般的贫困，而是相当的贫穷。住的是草顶泥屋，家徒四壁，唯一值钱的家什是烧饭煮菜的铁锅，因而“砸锅卖铁”被认为是败家的代名词。当然也有较为殷实的人家，那不过是多了几个柜子，炕上的席子换上塑料布一类东西而已。由于穷，鸡成了积攒零用钱的银行，学生往往拿着刚下的尚有余温的鸡蛋到供销社换笔、换本，再去上学。由于穷，祖孙几代拥挤一室是常见的现象。我曾到过一家，儿子新婚燕尔，父母睡南炕，因为朝阳且炕热，小两口睡北炕，用一块鲜艳的布作为屏障，为自己打造一片天地。这使人联想到俗语 “老公公穿错儿媳妇的鞋”，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贫穷是当年农村的普遍现象，更何况是偏僻的农村。记得当时屯子里有一个小伙儿经常来集体户玩儿，一天下雨，我让他妹妹叫他来玩儿扑克牌，她妹妹说他妈妈给他补裤子呢，出不来。我问为什麽？她笑而不答。我们只好去找他，到他家看到的情景让我们吃惊，他妈妈给他补裤子，他裹着被子坐在炕上等着呢。我跑回户里拿了一条旧裤子才解了他燃眉之急。当然他家是屯里的贫穷之最，人口多，劳力少。

历来贫与病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而病的源头大都在于卫生条件太差，不讲卫生甚至成了常态。有一真实故事可以予以说明：刚到屯子里时，我们集体户东边的邻居家有一老太太，那年夏天的一天，她盘腿坐在炕上抽着长烟袋，房檐儿下糊着纸的窗户被掀起吊在了秫秸（gai）的房薄上。老太太悠闲地抽着，忽然只见她一阵咳嗽往手心里吐着什么，与此同时，将手一扬一块黄绿色的东西甩到了窗外，然后把手往衣襟上一抹。原来这老太玩儿的是“托tan术”。

东北农民的房子多为干打垒或土坯房，雨季前必须重新涂泥于房顶和山墙，如果房子太高而无法掷泥，就得搭跳板进行接力抛掷，活儿很累人。房子的窗户纸的确煳在外面（东北三大怪之一），并且还要喷上豆油，以免窗纸破损。房顶上有泥砌的烟囱，必须保持畅通，这是炊烟的必经之路。记得一个老乡用带着刀头的扇刀杆儿清理烟筒，只顾向下用力，却忽视了杆儿上的刀头，结果杆儿下刀也下，刀起头虽没落却血涌如注。之后，此事成了笑柄。

屯子里面的村民一般不外出，与临屯保持一种鸡犬之声相闻的态势，如必须则步行，或乘大车，或骑马，或骑自行车。上述代步工具的使用量是依次递减的，乘大车一般是集体用，骑马是独用，而骑自行车颇为少见。骑马虽然很威风，却也承担着风险。一次，我们集体户的一位同学骑队里的马去公社，半路被马甩了下来，不得不走回来，事也没办成。

说到代步工具，我们屯子有一个独特的方式，就是乘坐小火车。在我们屯子北面2华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条窄窄的铁路通过，铁轨上定时来往客货相间的小火车，那是连接坦途站和公社东北面四方坨子劳改农场的专用火车道。虽然叫火车，却与真正的火车不太一样。机车头是用载重汽车头部改装的，后部拉着客货编组的车厢：货车车厢黑黑的颜色，装载各种物资；客车车厢绿绿的颜色，乘坐各色人员。火车虽小，但五脏俱全。到站时，司机与地面人员像模像样地交换票据，车长与站长规规矩矩地举旗交换信号，俨然正式列车一般。客车车厢内一律是木制的座椅和小桌，只是比大火车严重缩水，小巧玲珑。椅上的旅客井然，架上的物品沛然，来往穿梭其间的女售票员欣欣然。此情此景现已不复存在，据说小火车道早已拆除，列车早已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否是“乡乡通公路，村村有公交”？

我记忆里乡间的衣食住行当然是当年的情景，而今情形如何不得而知。惦念我们的乡间故里，每每只能打开google地图，鸟瞰一下我的第二故乡，看到熟悉的地形地貌，不禁时时感叹今昔非比，物是人非！

 

2.我在乡下的闲暇时光

 

初到乡下时，参加劳动是最重要的日常活动，其繁重、劳累、艰苦、单调是我们这群自命清高的城里人很难承受的，劳动之余又要做饭、洗衣、整理内务，极少有余暇。偶有空余，也让昏睡填满，何谈闲暇？不过正如老乡所言，冷丁干农活儿咋也不习惯，顺过架儿就好了。当体力劳动磨炼了我们的肌体，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我们也就适应了农村的劳作和农民的日子。于是，闲暇时光便从劳动、生活的挤压下流淌出来，渐积渐多，终于可以自主支配了。

我户的众弟兄酷好打扑克牌，而我一般只是旁观者，不到三缺一的时候是不上阵的。我喜欢玩“拱猪”，因为它充满智慧和趣味，但大家似乎不稀罕玩，可能是我出牌总是趋于保守，处处被动，不懂得主动出击才是防守的要诀。既然大家不喜欢“拱猪”，而我也不善于冒险，所以只要又有人参与，哪怕是串门的老乡，我也主动让贤而干当看客。

我曾有一半导体收音机，中短波一应俱全，那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有空儿，我就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听听新闻，乐哉优哉！自然也可以听到境外广播，有人说是“敌台”。那时的敌人非苏修莫属，而其播音员的华语生硬、拗口，内容除了反华没别的玩意儿，因而不大爱听。只是其中有句台词记得很清楚：“小张啊，你怎么饿得面黄肌（jí）瘦的？”后来成了我户户员间调笑的经典语句。另外还可以听到邻邦朝鲜的广播，虽然听不懂，但那句电台呼号：“幺记轮，平壤（yāng）人（yín）民旁松米达”，听得真真切切。据说，由于深受汉语的影响，朝鲜语中很多单词源于汉语单词，这其中又有很多发音相同，因而一些词语听个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曾求证过一个崔姓朝鲜族干部，他说，古代朝鲜一直使用汉字，近代以来是谚文和汉字混用，1945年后北朝鲜取消了汉字。但汉语、汉字的影响却不易抹去。

听收音机总得换电池，而供销社在好几里之外，一犯懒，收音机就成了废物。于是读书就成了不二选择。我们集体户有一大的书架，摆满各个成员自带的书籍，大家可以各取所需，任意阅读。然而，我选书很挑剔，不爱看的或一看书名就倒胃口的连动也不动，因而错过许多好的图书，亦未可知。在书架上无可选择的情况下，我只得将自己的《毛选》拿出来读。很多时候，屋里噪杂吵闹，无奈的我只好“屈尊”，到厨间的柴草堆上坐读。正是那唯一的一次恰好被大队书记看个正着，于是，手捧红宝书苦读的形象便成了户内众弟兄的笑柄。另一次，我翻检书架，不知是谁的《天演论》跳入眼帘，便拿来一读。起初只是随便翻翻，一路读下来，愈加兴趣盎然，以致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天演论》我读了两遍，并认认真真地做笔记，把那些自认为与自己命运、经历相契合的语句均收录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翻译的风格和底蕴，他绝不采用当时蔚为风尚的日译，而是使用自己独到的“严译”，从而达到“信、达、雅”的最高境界。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正是由于严译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使得其译文成为再造之美文，读若品茗，满口余香。

那时的闲暇时光恍如昨日，而今早已物是人非，奈何！

 

3.我们的“堡垒户”

 

    “堡垒户”那是抗战时期的创造，是群众隐藏保护干部和子弟兵的住房关系户，是保护和积蓄抗战力量的基地。其名称含义颇深，意即敌人的堡垒是砖石筑成的，而我们的堡垒是群众的血肉。不过后来，其意涵渐次发生变化。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中期，

我们将知青个人为了自己能有所依靠、有所求助而与屯中建立密切关系的人家称之为“堡垒户”。这种“堡垒户”的称呼多含贬意，因为脱离集体而与户外人员频繁接触或干脆迁出不归宿的行经大有携外人以自重、胳膊肘朝外拐之嫌，为我们大多数户员所不齿。

 

第一个建立自己的“堡垒户”的是我户被抽调的县养路队的一个男同学，也许户里的铺位太过拥挤，也许户里的环境太过吵闹，也许户里的饭菜太过乏味。。。。。。总之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他走了，带着他的被褥，带着他的箱包，直到他被分配离去都没有再回来过。这个“堡垒户”位于屯东南侧，一个王姓家庭，其兄弟3人，大的小的均已成家单过，只有老二与父母同处，是典型的贫下中农家庭。我的这位同学与这家人的关系深厚，想必得到了很多帮助。

 

第二个建立自己的“堡垒户”的是我户被抽调的油田的另一男同学，或许户里的轮流做饭令他难以坚持，或许户里对于他的病体照顾不够，或许户里的自由空间过于狭小。。。。。。好在他向大家说明他的动向，得到户员们的理解。这个“堡垒户”位于屯东北侧，临近社员们的自留地，是一户殷实之家，这可从他家已铺上塑料炕席看出来。这家主人膝下两子：大的是个军官，那年月当兵吃粮是非常荣光的事；小的上中学，那年头在乡下能上中学可非同一般。我的这位同学与那家认了本家，关系更近了一层，受到的照顾可想而知。

 

第三个建立自己的“堡垒户”的是我户后来到江淮一带发展的同学，可能因户里的人员减少后知心人不多，可能因户里的琐碎事引起太多的反感，可能因户里的不愉快印象太深。。。。。。虽然他没有向大家表明，但其行动就说明了一切。这个“堡垒户”位于屯子正中，在机井的东面，是原汁原味的贫下中农。户主姓朱，有个强势的女主人，她给他带来一群孩子。这个“堡垒户”家徒四壁，一穷二白，不可能给予我的这个同学多少物质帮助，能给的是精神的抚慰和家的温暖。

 

最后一个建立自己的“堡垒户”的那就是我，而我不用顾及任何人的议论和嘲讽，因为那时，我已是孑然一身、形单影只了。我的“堡垒户”除继承第三个同学之外，还发展到那家的亲家――李姓人家，可谓选项双重。朱姓的家况已经论及，李姓则是屯中大户，自称来自山东。李姓人家户主很少见到，是一位在外挣工资的主儿，家中3子，其中老二与朱姓家女主人带过来的大闺女结成秦晋之好，是为儿女亲家。

 

我的第一个“堡垒户”，朱姓人家的女主人是外来户，并且是多产的女人，育有8个子女，除老大、老二男孩外，余下的6个子女全部给朱姓主人带来，由其抚养，因而继父与养子女关系比较融洽。朱姓一家待我非常好，十分欢迎我经常到他家作客，而我当然欣然前往，以排遣孤寂，扫除忧愁，改换心情。朱家异常贫困，所以多不能留饭于我，因而我多到李家蹭饭，尤其在办病退从县里回屯，无论好坏，吃上一口热饭，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如今距我离开那个小屯落已经过去33个年头，依然没齿不忘那些艰难困苦却充满激情的岁月，也忘不了那些“堡垒户”和经营“堡垒户”的人们。最近听说，我的第二个“堡垒户”的男主人的孩子已经长大并成婚，真是感叹岁月如梭，世事沧桑。愿那些在我们最为困苦和无助的时刻伸出援手的善良的人们好运！

 

 

（待续）

我们已然完成了返乡之旅。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追忆，它在后面有返乡的记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