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追忆集体户（19）

 

七、返城大潮

 

1.减员

我们隋家围子知青集体户组建于1969年春，共14名成员，其中女生4名。组建的当年即开始减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速度越来越快、数量来越越多，至1976年春随着最后一人的离去，持续7年之久的隋家围子集体户解体完成，寿终正寝。

女生在我户的时间较短，在组建的当年即有两人率先转到别的地方（目的地不祥），然后又一人申调到我们同大队另一集体户，不久最后一名女同学去了白城工厂（是否是招工不得而知）。

男生的离去大约起于1970年代初期，其形式大抵分为两类：国家分配和个人运作。这两类的共同之处就是将目标锁定在回城之上，可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毋须亲自操盘，服从即可；后者必须亲自操作，克服障碍，排除干扰，求胜于万一。

国家分配

我户第一个被招工分配的人去了县养路队，工作一段时间，最终回到北京。我户第二个被招工分配的人去了油田（扶余？），后来的情况不太明朗，我们正在搜寻他的下落。

个人运作

“转插”是个人运作的分项目，大体是以知青的名义到其他地方（农村，但接近城市）去插队，作为跳板，寻机调往城市（最好是北京）。我户参与转插有4人，他们的第一目的地分别是吉林辽源、河北怀鹿、河北完县、河北涿县。后来，他们4人通过不懈地努力终于回到北京，并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调转”是个人运作的又一分项目，大抵是以知青身份参加高一级的上山下乡组织，如建设兵团，以谋更好的发展。我户参与调转仅有1人，他的第一目的地是江淮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之后，参军。再后，通过奋斗最终进城，但没有回北京，而是在当地发展。

“病退”是个人运作的另一分项目，就是充分地运用相关政策，在当地提出病退要求，并出具规模医院的病情证明；在北京则游走于相关部门，使之产生互动，最终发出调令。我户参与病退有3人，他们没有经过中间环节，一步到位。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作分配的困难，有不成文的规定，病退归来者只能被分到街道小厂或大集体工厂，而去国营单位则形同天路。因此，他们之中的一位弃职经商，另两位则在不甚如意的工作中忙碌终日。

如今，我们男生除1位早早弃世外，都（愿那位被寻同学好运）健康地活着。回顾那集体户的岁月，仿佛就在昨日；忆起返城的经历，感慨良多，归结为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综上所述，我户被招工、招生出奇的少。原因何在？我们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经过探讨，终于得出结论：根源在于“鸡”事件和户中女生王WL的婚事。再次叙述一下两“事”的梗概。

60年代末期，我们来到这个东北小屯。物质条件恶劣，食物极其单调，营养严重不足，致使兄弟几个如饿狼般，眼睛几乎变绿。于是，花自己的钱向老乡买来几只鸡、鹅，以满足口腹之欲，解决饥饿问题。虽然我们是公平交易，但是时机未能很好把握，正巧周边老乡家丢了几只鸡、鹅。于是，犯罪嫌疑人的桂冠便不期而至。大队动员，小队盘查，深夜突审，不遗余力。然而，终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不过自此，“队里”与“青年”结下深深的“梁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户的一个女生迁户到另一屯子，并与该屯当地某男青年相识、相恋，以致欲与其结成连理。本来这完全是当事人的私事，他人无权干涉。然而有多事者告状到大队、公社，指称某男青年之父诱婚、逼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钢”的年代，无事还要整出事来，哪能放过这一“机会”？于是，公社、县的工作组纷至沓来，群众大会、小组讨论会、批判会、斗争会一个都不能少。对于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工作组在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导下，要求知青们认清阶级斗争新动向，防微杜渐，统一认识，服从指挥。但是，我屯的男知青就是不识相，偏偏逆着工作组的意愿，公然喊出“支持王WL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口号。工作组几次三番地疏导、劝诱均不发生效果。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被一群毛头小青年搅黄，出风头者怒不可遏，但也无法力挽颓势，不得不草草收场。

当时工作组为我们举办学习班时就恶言相告：别以为这事就完了，有你们遭罪的时候。此言不差，在我们招工、升学的种种机会的分配上，我们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苦头。据我们统计，我户真真正正被招工的只有2个，而我们一共14人，仅占七分之一。就这仅有的招工名额也并非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选派的，里面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当然，我们并不嫉妒他们当年的离去，相反而是深深地祝他们好运。只是对当年的运作方式和人为因素甚为不满：其中一人长期居住在老乡家，而那家的长子后来成了生产队长；另一人与屯里一位同姓认了本家，而那人恰是队里的财务总管。这些事实展现之后，不难看出幸运之神何以降临二位头上了！

在那个年代，有“关系”就有了一切，而法律、法规不过是白纸上的墨迹。试想，连手持宪法的堂堂国家主席都无法阻止对自己和家人的迫害，更何况一介草民及草民之子呢！愿噩梦不再重现，阿门！

 

2.抉择

 

插队时，我看着别的知青们被招工招生，再次打起行李，沿着下乡之路走出农村。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种又羡慕又绝望的心境，以为一辈子要在农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了。

 

                                                       ――户长

 

我理解户长的心境，因为我们都是从那种境遇中走过来的。但是，真的遇到被招工招生的时刻，其判断之正误，抉择之艰难，真正是莫大的考验和巨大的折磨。

 

在我离开我们那个小屯的前一年，一位管理知青的崔姓朝鲜族干部告知我，公社准备让我去白城铁路大修队工作，并用不容商榷的口吻说：“去与不去，明天必须告诉我！”我被这一信息惊呆了，喜耶？忧耶？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时我正在为生产队打更，这活儿属于轻巧的工作，是在我们与村民的相互磨合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之后，特别是新一辈人出任队长之后，才发生的。那夜，我在屯西头打更的小屋，面对光芒四射的白炽灯，胸中的对垒和交锋便激烈地展开了。

 

只要我决定去，明天就会成为一名工人，永远脱离农村，这曾是梦寐以求的愿望；如果我不去，那也许就意味着我将继续留在农村，可能成为一个农民，这是不可想象的图景。可是成为工人，就能回到阔别的故乡，回到遥远的北京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是马上吃上商品粮，另一个是继续土里刨食，但两者回北京的希望同样渺茫。二者取其一，并且必须在今天晚上做出，真是艰难的选择啊！

 

当工人就好吗？我曾到过镇赉的木材防腐厂的职工宿舍，听那里新入厂的北京知青诉说他们的工作情况。工作时，他们使用一种钩竿子，就是一头有尖旁边带刺的那种，在水中将原木钩来钩去，把树皮剥下，送入下一道工序。他们的宿舍面积很小，七八个人一间，上下铺挤着，噪杂而凌乱。这就是我追求的工作和生活吗？

 

当铁路工人就好吗？我曾到过坦途站一个在铁路部门当养路工的同学生活的土房内，一铺大炕与农村无异，炕下炉子上坐着的锅内煮着菜，这是他们的午餐。未谈三言两语，他就被叫去抬涂满黑油的枕木，而午饭还没来得及吃。这就是我追求的工作和生活吗？

 

当铁路大修队的工人就好吗？我曾经在北京西南郊的铁路编组站旁，目睹过铁路大修队的工作。他们两人一组，抬着装满石渣的土筐，艰难地爬上路基，将石渣倾倒卸下，另一组人用铁齿子将其弄平。当远远的列车开过来时，前方有一人吹响小笛，其他人员闻声躲闪两旁，待列车呼啸过后再继续劳作。这就是我追求的工作和生活吗？

 

但是，如果我拒绝公社的好意，我是否还有下一次机会呢？我会不会因此遭到报复而永远留在农村呢？我左右为难，犹豫不决，思前想后，痛苦万分。我无人可以倾诉，因为同伴大都各走门路离开了；我无法与家人商议，因为远隔千里不容联系。怎么办，怎么办？当太阳重新升起，晨曦照亮小屋的时候，反复思索，苦苦寻觅的我最终做出了艰难的抉择：不去。

 

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当年的盼顾左右，思量前后，权衡利弊，斟酌再三的矛盾心态真是太折磨人、太捉弄人、太摧残人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注：我们集体户的留守者、终结者是吴同学，这是他的回忆文章）

 

3.留守

 

1976年年初，我送走最后一位同伴，正式成为集体户的留守者，集体户终结的目睹者。在此之前的很长是一段时间里，集体户减员很严重，有的被招工，有的被调走，有的转插，有的办困退、病退，劳燕分飞，各奔前程。我招工没去，调走没门，转插无路，困退无方，于是病退便成了我的“唯一”。

 

我很固执，不善于变通以适应生活需要，因而一直不肯承认飞速运转的周边事物。当发觉自己已经孤立孑然的时候，才从懵懂中醒来，认真对待病退一事。我不是那种膀大腰圆的体质，但也不是弱不禁风，而是很一般的那种。在近7年的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艰苦劳动中既锻炼了意志，同时也伤害了身体。因此，我没有费多少周折便得到县医院的病情诊断证明书并邮寄回北京，这是办病退的重要条件。余下的事，就是等待北京的回函，这是急切而漫长的等待过程。

 

信息的不对称性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道听途说的消息往往真假难辨，但是必须认真看待。我听说北京方面要求办病退人员的诊断证明书要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寄一份，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去县医院跑证明。

 

去县城办事当天返回不了，就得住宿，而旅馆、招待所无公社证明是不让随便入住的，因而是个大问题。幸好，某一招待所有一管理人员是北京知青，有时就投奔他。到了那儿，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递给一人一颗香烟，拉近距离，增进感情，外带对于地主的感谢。有时还要借宿在知青管理干部的家里，那位干部的姓我忘记了，只记得名字好像叫玉林。我不但在他家里吃喝，还要留宿，害得他把老婆赶回娘家住，现在想来真是太麻烦人家了。

 

到县医院去看病，有的医生对于知青的遭遇比较同情，往往善待我们。一次，当得知我是北京知青时，为我看病的医生主动为我出具病情诊断证明，并指着它说：“有这，就好使！”让我深深地为之感动。

 

我经常去县知青办去催来往的函件。一次，我用报纸包着一条香烟，打算送给办事人员，以使事情办得通畅一些，现在看来有一丝行贿的色彩。待到办公室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我递上纸包，那位办事人员（是不是主任不清楚）坚决地挡了回来，并说：“你送与不送，我们都会按规定办理！”我十分尴尬，而且惴惴不安，以为会影响我事情的办理结果。其实那时的职业操守还是比较良好的，我的担心并未发生。

 

由于时常到县里办事，吃饭就成了问题。在外可以随便买点儿东西吃，可回屯有时很晚，清锅冷灶，柴缺粮罄，几乎饥寒交迫。不得已，我与一家老乡商议好，到他家入伙。这样，无论回来多晚，总能够吃上一口热饭热菜。

 

东北的冬天很冷，雪下得很猛很大，经常是一夜北风寒，清早雪塞门。冬天是不上工的，当地谓之“猫冬”。白天室内温度在冰点已下，因为柴草不多，必须细水长流，所以不敢多烧。我就在冰冷的屋内读书，但是坚持不了多久，就必须起身在屋内原地转圈，以增加体温。天黑之前实在受不住了，就在炕洞塞进一捆秫秸，点燃，铺上被褥之后再到老乡家唠嗑、取暖。晚上回来趁着抗热，钻进被窝睡觉。

 

就这样，我捱过了漫长的冬季，终于等到了北京的调函，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回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曾经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人发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并发誓永远铭记他们的深情厚谊！

 

（注：我们集体户的留守者、终结者是吴同学，这是他的回忆文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