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倔头

 

老倔头

                                                                                        

清明节这天，我们扛着铁锹，胸前带上昨天新扎好的素白的纸花儿上了南山。

离别十六年后，如今陪同夫人探亲又重返北大荒，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鲁南村。真的感受到了山乡的巨变，原来那些低矮的草房不见了，取而带之的是一排排高大的并有瓷砖装修门面的红色的砖瓦房，沿公路两侧更是店铺林立……连这南山丛林中的墓地里已不再是原先的土坟木碑了，而是漫山坡上错落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用水泥精修而成的坟墓和大理石雕刻的墓碑了。

我和爱人在大舅哥的引导下来到了岳父大人的墓碑前，先是清理了坟墓周围的杂草，又搽拭了墓碑，而后在碑前烧了纸钱，寄托着儿女们的哀思。

应我的请求，大舅哥领我到了另一座没有墓碑的布满枯草的小土丘旁，告诉我，那就是“老倔头”的坟墓。我对着那荒芜的土丘深鞠三躬地说道：“刘大爷，雪峰来看您了。”我一边用锹清理着枯草，一边在坟墓上培着新土，二十多年前的往事禁不住地爬上了脑海；

六五年，我们刚下乡支边来到农场时，这鲁南村北面有两排已经破旧的低矮草房，是五六年从山东过来的移民和请来几户宝清县的种地行家们共同盖起的家园。现在村子的南面整齐地坐落着一排排已经盖好的和正在盖着的红砖瓦房，是合并到农场后，由转业官兵和比我们早来的两批北京支边青年与当地的移民共同建起来的新住区。

住草房的人家和单身汉们都陆续地搬进了砖瓦房中。却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不愿意搬出那破旧的草房，他依然独自住在已经改成羊舍库房的对面屋里。我们下乡到生产队已经三年多了，还没听人叫过这老人的真实姓名，只知他姓刘，大家都叫他是“老倔头”，连司务长领粮票的登记簿上也写着“刘倔头”的名号。

听队里人说，“老倔头”是灾荒年从山东投奔他养子来到北大荒的。他养子的生身父母是被小日本鬼子的炸弹炸死的。“老倔头”两口子除了要养活自己的两个孩子外，又收养了当时还只有三岁的孤儿，但并没有给他改名改姓，这儿子依然叫王顺成。“老倔头”来农场才两年多，王顺成在一次上山伐木时，不留神被伐倒的大树飞起的回头棍子打破了脑袋，去医院的路上断了气儿。这个儿子还没结婚，“老倔头”也没有了其他的亲人。

他是“盲窜流儿”（当时把没有通过正当手续、没有户口的人叫“盲窜流儿”），又那么大的年纪了，生产队没法儿安排他工作。他又说什么也不去领取儿子的抚恤金，说那是儿子的血和命。后来，因为他儿子是因公死亡，才照顾给他一个“指标”（批准在农场落户的指标），不但每月都能领到二十八斤粮票和油票、布票等等的有正式户口的待遇，农忙时还能打短工赚几个钱儿用。从外表看上去，他那干瘦的身材好似弱不禁风的样子，没想到在一次运粮装车时，因为人手不够，他却能与我们年青人一样地扛起一百八十斤重的大麻袋，向汽车上装粮呢。大家都劝他，不让他干，怕把他身体压坏，他却满口浓重的山东语音说着：“没事的，俺自己的身子俺自己心中有数，快干吧，别耽误了运粮时间，司机都着急哩。”

据说这“老倔头”的绰号是司务长叫起的；有一次，他到司务长那儿买粮和油，司务长是他的老乡，又是他儿子的好友，为了照顾他，多给他称了几斤面，也多给他打了二两油。他左看看右看看的觉得不对，非叫司务长重新给他称一称。

司务长说：“咱食堂少浪费点就都有了，你也别称了，拿走吧。”

“那不中，该多少就是多少。”

司务长说：“咳，你这人怎么这么死板呢？你袋子里多的那点点儿，算我送给你的行了吧？粮票和钱都算在我的帐上了。”

“你凭么白送给俺？俺凭么要你白送给俺的呢？那不中，不应当属于俺的，多一点俺也不要，占别人便宜俺心不落忍。”

司务长真没办法，只得一边重新给他称量着，一边嘟哝着说：“你这老人真倔。这年头，别人来买粮时，秤杆平了都不干，撅起高高的还要抓上一把才算完。组织上照顾你的生活费你可以不要，小成子的抚恤金你为啥也不要呢？都这么大岁数了，非得自己爬山沟子刨食吃？你每次进山，一去就是好几天，我们都为你担心呢。”

“咳，担心俺干么？俺这把老骨头，狼都嫌俺太瘦了，不喜得吃呢。嘿嘿，连阎王爷那儿，也不收俺呢。”

他的这些说笑，却把司务长噎得够呛，若不是有人来找他，气得他差点骂出来；你这“老倔头子”真不知好歹，太不同情理了，好心都当成了驴肝肺！

还有一次，司务长亲自带人到菜地来摘西红柿。“老倔头”正好给生产队打短工，帮助菜组的“王老蔫儿”伺弄菜园子，见他带着两个上海的小知青边摘边吃着，把那柿子架弄得东倒西歪的，太看不过眼了。

他气冲冲地对司务长说：“当官的，这可不是大草甸子，一进来就横冲直撞的。你要是不会干活就说一声，俺们帮你摘好哩，看你们把这地弄成什么样了？今后还吃不吃柿子哩？再说了，还没过秤你们就吃了不少的，是算在你们帐上呢？还是算在菜组帐上呢？”

当着两个炊事员的面，真把司务长弄得下不来台了。司务长还真没办法发火，才不冷不热地说：“哟，你老也在这儿，这菜地的事也用你管吗？”

“这可叫你说中哩，是连长派俺来帮工的。俺在这儿干一天就得管一天吧？”

这话可把司务长弄得脸红脖子粗了，但他深知这老头子得理儿不饶人的倔脾气，只得说：“好好，好，我们注意慢点摘就是了。吃几个柿子没关系吧？”

“你是当官的，年初给菜组订的指标，你不是不知道吧？听说还有奖有罚呢吧。你们每次来摘柿子都吃几个，摘黄瓜时吃几个，‘王老蔫儿’的指标能完成吗？他要是被罚了，你们都落忍吗？”

“……”司务长哑口无言了。

他们共摘了五十三斤柿子，“老倔头”一定要司务长打个六十三斤的条子，还说是少算了他们吃的呢。弄得司务长真是有苦难言。他也真的体会到了这老头子的倔劲，“老倔头”的绰号也就叫开了。

那年开春时，生产连队把紧挨着“老倔头”住的、靠东头的那两幢草房围了起来，并打通了房内的间壁墙，拆除了屋内的大炕，养起了七十多头良种绵羊。我和两个老同志当上了“羊倌”，我为了照看好新生的小羊羔子想搬到“老倔头”那儿一起住，同宿舍的知青们都劝我说：“和那‘老倔头’一起住？他肯定不会答应的，要么，住不了三天也会把你倔出来。”

我也是硬着头皮找“老倔头”提出此事的，没想到他不但很痛快地答应了，还重新打扫了房间，并把热炕头的位置让给了我。

这草房虽然低矮，却较为宽大。一进门是个比较大的外屋地，也就是原来住两户人家时共用的厨房。现在西屋是“羊号”的仓库，我们住的是东屋，北面能睡四、五个人的大炕上除了“老倔头”一套铺盖外，只有一支是他儿子留下的白茬木箱子摆放在炕稍儿上。原来住在这里的单身职工搬走后，“老倔头”就把南炕拆除了，屋子里显得特别宽敞。屋子东南角上是用毛木板钉的长条架子，整齐地摆放着米面袋子、菜板子、油盐瓶子、大小饭盆和碗筷什么的。西南墙壁上和墙角处，挂着或堆放着干农活用的家货事儿和几捆编筐用的苕条。

吃过中午饭，我扛行李过来时，他坐在地当间儿的木头墩儿上，正在用苕条编着一个大个儿的玉米背筐。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用苕条编筐的场面。他见我推门进来，绽开满脸的笑容，并急忙站起身来，接过我手里拎着的网兜儿，高兴地说：“小伙子，你真的来这儿住啊？不嫌俺老头子脏吗？”

“瞧您说的，什么是脏啊？大粪脏不脏？芹菜、大白菜没有大粪能长好吗？您这样利索的人，屋子又收拾得这么干净，您不怕我满身的羊臊味儿吧？”

“不怕，不怕。从你放羊那天起，俺看你这小伙子就中，不怕脏，不怕累，是个干活的人，咱爷儿俩一定能处得来。”

他这话说的我心理热乎乎的，这才能使我塌实地住下来。我看他编的筐与生产队用的筐不一样，就问道：“刚播完小麦，玉米种子还没下地呢，您就准备掰苞米用的背筐了？”

“这么大的筐，要是掰苞米用，不得把人压死？”

“那——您这是干啥用的？”

“过两天该采黄花菜了。俺原来的那个筐，去年采蘑菇时摔了一跤，压坏了。不抓紧编个新的，怕赶不上采黄花菜呢。”

“您采那么多蘑菇、木耳、黄花菜的吃得了吗？”

“哈哈，哈，我哪能吃得了呢，给大家吃呗，可不是白给。送到土特产品收购站，他们按质按量给钱的，不然俺老头子不得喝西北风啊。”

“噢。……”我边铺着行李边想到：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要抚恤金，也不要救济款，还能维持生活的原因了。

这天下午，我放羊回来，天色已经擦黑儿了。一进外屋地就闻到一股炒菜的香味儿。在北大荒，这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生产队伙房最好的菜也只是大葱炒豆腐、韭菜豆腐汤而已，“老倔头”能做什么好吃的？我脱掉外衣裤，洗完脸进屋来时，室内的电灯虽不是很亮，但也能看到地当间儿的小炕桌儿上，已摆上了用碗扣着的三个大盘子和两个小饭盆，还有一大瓶子酒呢。

“老倔头”下了炕沿，很仔细地把那鋥明瓦亮的黄铜烟袋锅子的烟灰磕到墙角下，不紧不慢地说：“到哪儿去放羊了？这么晚才回来，俺都等你半天了，看看，饭菜都快凉了。”

“河边上刚长出来的青草太矮了，得叫它们吃个够儿啊，这些日子都不能早回来呢。”

“快来吃饭吧。”“老倔头”指着小桌旁的木墩对我说着。

“哟，您这是干什么？炒那么多的菜是在等着我呢？伙房给我留着饭呢，您自己先吃吧。”

“怎么着？怕俺拉你下水吗？咱爷们儿从今儿起睡在一个炕上了，还不该一起吃顿团圆饭吗？”

“嗨——，我到伙房把饭、菜打回来，咱们一起吃那该多省事啊，还有劳您亲自给炒这么多的菜……”

“真客气还假客气？不吃么，俺可把它倒啦。”刚说上两句话，老头子真的板起了脸。

这脾气可真够呛，是给我下马威呢？还是……再看他脸色并没有真生气的样子，微笑的眼神里显露出和蔼可亲的神色。挺好的事儿可别闹翻了，我忙嬉笑着说：“哟，您老可别生气，这可不是什么客气，您这么大岁数了，为我炒那么多的菜，我也不好意思啊。”

他哈哈地笑着说：“俺又不是天天伺候你，今天高兴，咱们一块吃顿饭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吧，来吧。也没什么鸡、鸭、鱼、肉的，就是吃顿热乎饭呗。”

一个个的碗翻开了，嗬，热气腾腾的还真新鲜，有一盘子是油炸小干鱼儿，一盘子炒土豆丝和一盘子鸡蛋炒木耳，另两个小饭盆儿里扣着的是豆腐炖蘑菇和葱花儿煮黄豆，那边菜板上的小浅儿里还有几个白白的大馒头冒着热气儿。几年来，在伙房里蹲板凳儿上吃饭和端着饭盆坐在宿舍炕沿上啃凉馒头的冷清感觉，一扫而光了。在这春寒料峭的季节里，到家一样的心情使我全身都暖乎乎的。更何况这老人的热情不但使我受宠若惊，更使我感到了慈爱和温馨。

我是不胜酒量的，咱北大荒的酒可都是纯粮食酿的六十五度老白干儿，喝了两口，双眼圈就火辣辣的，再喝上两口，全身都轻飘飘的了。“老倔头”还一个劲儿地给我夹着菜，劝我多喝点呢。几个菜里我就觉得豆腐炖蘑菇味道最香，以前从来没吃过这样的蘑菇，是因为用豆腐炖的才这么香吗？我不明白，就问道：“刘大爷，您这豆腐炖蘑菇里放了多少‘味之素’（以前人们对味精的称呼）啊？为什么比鸡炖蘑菇还香呢？”

“香吗？我那里吃得起什么‘味之素’啊，要是有鸡肉炖这蘑菇会更香哩。这可不是一般的蘑菇，这蘑菇叫花脸蘑，是蘑菇品种中最好的蘑菇呢，要是在夏天刚采到花脸蘑，只用清水煮你都吃不够，那可是又嫩又鲜哩。什么榆皇蘑、椴蘑、榛蘑、鸡爪蘑了，在土特产品收购站一斤干蘑菇也就值个七、八毛钱，只相当一斤牛肉的价钱。这干花脸蘑可就贵喽，都能卖到两块五毛钱一斤哩。”

“是吗？什么是花脸蘑？”

“老倔头”从那木箱子里拿出个布袋，抓出了一小把干蘑菇，给我看着说：“这就是花脸蘑，你闻一闻就知道了，那个浓香味与其他蘑菇就是不同。这干花脸蘑与干榛蘑相比形状差不太多，仔细看才能分清，这花脸蘑的腿儿是比较粗一些。新鲜的花脸蘑非常好看，因为它的伞盖是绛紫色的，由伞盖中心到边缘颜色越变越浅，但变化得不均匀才成了花脸。它的根也是绛紫色的，但它不象榛蘑那样细长，而是又短又粗，肉质还很细嫩，它的伞盖儿也都特别肥厚。那些没有成熟的花脸蘑，即使长得再大，伞盖也是不打开的，圆圆的伞盖抱着短粗的根，真像是个倒了个儿的紫葫芦呢。在绿草丛中贴地而生，大大小小错落地分布着，如同一片片紫色的花朵。它们都很嫩，一般的蘑菇也就是十斤左右晒一斤干的吧，这花脸蘑可要十二、三斤才能晒成一斤干的呢。”

“花脸蘑好采吗？”

“说不好采吧，是因为它并不常见，一般的雨水年份时，它不生长。说好采吧，是因为一旦遇上雨水较多、气温较高的年份，在山边的大草甸子里，哪地方的土质最肥、杂草最高，那地方就可能会有一片片的花脸蘑，因为它是围着高草丛转圈生长的，人们也叫它是圈蘑。一旦找到它，这一转圈的蘑菇，就是用我这特大的背筐，两筐怕也装不下哩。”

“今年能采到吗？”

“拿不准呢，当地的老农说啊，咱北大荒是旱三年、涝三年、风调雨顺又三年，算算，今年该是涝年哩。是收山的年份呢。”

过去曾听老同志们说过什么收山收水的，不知什么意思，于是问道：“什么是收山年份啊？还有什么收水年份？”

“这是根据经验，人们把雨水比较大、气温较高的年份说成是收山不收水的年份，所谓的收山，是指山货生长得较多，质量又好呗。各种蘑菇、木耳、猴头咧；榛子、松子、野核桃咧；红果（山里红）、山梨、野葡萄咧；还有中草药材咧；满山遍野都能采到。这雨水较大的年份啊，河沟里和泡子里的水都比较大，水中的鱼就特别分散，不论是鱼晾子的木排也好，还是撒网、或是钓鱼都不容易弄到鱼呢，所以这样的年份人们就说是收山不收水的年份。雨水小的年份呢，与此正相反，那就是收水不收山呗。这也不是绝对的，雨水大的年份，河、泡虽然收不到鱼，生产队的排水沟里却能抓到鱼哩。”

“对对，咱北大荒还真是‘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好地方。我们刚来的那年夏天，就与老同志一起在咱们队大公路边的排水沟里抓过不少的鱼呢，还有二斤多重的大鲇鱼呢。”

我们边吃喝边闲聊着，很是投缘分，直到电灯熄灭，才知道已经是深夜十点了，生产队里的发电机准时停止了运转。“老倔头”点上了马灯，说：“吃好了吗？咱爷俩管拉呱哩，锅里还有菜汤没上桌呢。”

“吃好了，吃好了。今天我可是头一次喝这么多酒，脑袋都晕了，脚跟踩棉花似的。”

“吃好了就中，快上炕睡觉吧，明儿还得起早放羊呢吧？”

进了热被窝儿，头一放到枕头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人们都说他脾气倔，可是在我与他的接触中，以及和他拉起家常来，才发现，这老人特别耿直、忠厚，并非不同情理，只是办什么事都比较认真而已。他出身是雇农，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就是骨干分子，一直都是村干部。以后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成立“人民公社”后当选过公社干部，因为办事太认真，看不惯一些领导者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工作作风，常与其他干部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没多长时间就自己背起行李卷又返回村子里种地去了。他大儿子是在“抗美援朝”前线牺牲的。小儿子身体多病，一直没成家，在灾荒年时，因抗不住饥饿与他母亲先后都去世了。没想到他来北大荒后，这个从小由他抚养大的养子也不幸因公遇难。他有太多的苦难经历，使他那瘦长的布满皱纹的脸上在平时都失去了温馨与微笑。他的性格的确比较倔强，才使他忍受着丧失亲人的痛苦而生存着。他有比较强的生活本领和劳动技能，勤劳和勇敢才使他不要儿子的抚恤金和组织上的照顾自强自立地生活着。他一年四季总是不闲着，春末夏初就开始采晒黄花菜，而后是进山里采摘木耳、蘑菇和中草药，每次进山都是七八天才回来一次，不是背回已经晒干的山货，就是扛回一捆捆的苕条、柳毛条子和捋去皮的小旱柳条子，为闲时编筐、编篮子准备着。生产队大部分掰苞米用的背筐和修水利用的土篮子都是从“老倔头”这儿收购的，记得那时一个土篮子才两毛钱，一个玉米背筐才四毛钱……

更使人们不解的是，他采回的山货从不自己私下买卖，都是卖给分场供销社的土特产品收购站。我们知青探亲回家都要带些木耳、蘑菇什么的北大荒的特产，要高价买他的，都不给。但他会把他卖给收购站的木耳、蘑菇按收购站的出售价钱再给你买回来，那也比在老胡头儿那儿买的便宜得多。据说他上交的价格与收购站售出的价格相差还不小呢，这差价他都不赚，我们没有不笑他是个“傻老帽儿”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吧？他才平安地渡过了“社教”运动的清查和“文革时期”的批斗。不象老胡头儿那样，在“触动灵魂的革命”中与“走资派”一起挂了牌子，还被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人们虽然都说他倔，但他却不惹人烦，很多人都对他感兴趣，只是他给人们留的机会太少。

和他相处的日日月月里，我们结成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他不但给我讲述了很多真实的故事，还教我学会了不少的生活本领，尤其是编各种各样的筐和提篮儿，是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至今，我还精心地保存着一套编筐的工具；一把二十多公分长的、用狍子角磨制的锥棒、一个牛角尖儿刻制而成、破苕条用的三叉口的梭子和一把用碎耙片打制而成的锋利的小刀儿，这些都是他送给我的呢。在下岗初期，我就是用打包装用的塑料条编制了多种样式的提篮出售，才得以维持生活，而后又在编制各式各样的花篮儿的畅销中发迹……。

“吃水不忘打井人”。为了报答刘大爷对我的教诲，我决定为他树立个石碑。只是不知该刻上去什么样的名讳，与生产队的老连长和老同志们商量后，大家都说，刻上他的真名怕都没人知晓，不如刻上他的雅号“刘老倔头”为好。这不但能引发老同志们的怀念，也能引起后来人们的好奇，追问起来才能使他的平凡一生在完达山北、在鲁南村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