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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前锡盟草原火灾纪实与反思

——读老鬼《烈火中的青春》有感

文/黎丽

　　近日，作家老鬼（马波）又一有关青春的新著《烈火中的青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新作以纪实的手法，真实再现了三十六年前，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宝日格斯台草原大火中牺牲的69位知青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读来叫人心灵战栗。这些年，回忆知青的文章和史料很多，但大都还局限在对知青生活和那个年代的回忆，知青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学会反思历史，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回忆中……

　　1972年，有两件事让我们记忆深刻，一件事是：年初的2月2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转发了国家农林部《关于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自1968年起，黑龙江省共接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和本省知青77.4万人，到黑龙江插队以来的3年多，共有978人因各种原因死亡，另有因伤致残众多人。另一件事是：年底的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的儿子下乡中所遇到的生产、生活等问题：一是口粮不够，仅够维持半年；其次，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再次，没有房子住。李庆霖在信里还提到在知青招工、招生、招干中“走后门”等不正之风问题。这两件事说明，到1972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开始暴露出许多问题。而在这两件事发生年当中的5月5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境内的宝日格斯台牧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发生了火灾。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1972年5月5日清晨，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二连驻地东约5公里处，执行采石任务的该连六班战士杨树生、杜根村将4日烧剩的炉灰倒进蒙古包外的防火坑内，因灰热，加上坑内有枯草，至上午11时40分，坑内死灰复燃，引起草原大火。六班战士虽奋力扑救，有的战士用身体滚扑，但因位于风口，风力达七级以上，未能扑灭，火势迅速向东蔓延。

　　位于火势东南方向的四连，于中午12时30分发现火情，指导员何龙光立即紧急集合队伍，经简要动员和分工后，分两路奔赴火场。当指导员何龙光和副指导员杜恒昌带的一路战士进入1059高地脚下时，南侧烈火猛然袭来，加之风大草深和风向突变，旋风卷起烈火将战士们包围。在这紧急关头，指导员、现役军人何龙光下令撤退，身边的十几个人迅速撤离了火场，但多数走在前面的战士却深陷火海。副指导员杜恒昌和三班长胡国利等部分战士冲出了火场，进入麦地，但见到还有战友留在火海，便又奋不顾身返回去救战友，结果一去不返。整个过程仅半个小时，当即有66名知青战士壮烈牺牲，负重伤的16名，轻伤的11名。后又有三名重伤员在抢救过程中身亡。这场大火共有69个年轻的知青战士在烈火中牺牲，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15岁。

　　草原火灾发生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内蒙古军区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作了电话指示，总参谋部派直升飞机接送伤员，北京军区派来了医疗队进行紧急抢救伤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紧急救助措施和善后处理工作。

　　遵照自治区党委关于“要做好善后工作”的指示，四十三团于5月7日在团部西侧掩埋了烈士遗体，16日召开了全团追悼大会。在追悼会上，烈士墓前的山坡上，遍布骑着马来悼念烈士的牧民们，他们为这69个知青英烈作最后的送行。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69名牺牲的兵团战士革命烈士称号，并拨款16万元筹建烈士陵园。与此同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及五师组成了专门的善后班子，派出5个工作组分赴呼和浩特、唐山、集宁、赤峰、锡林浩特等地，做烈士家属的安抚工作，并发放了烈士证和抚恤金。

　　三十多年了，这些知青烈士已渐渐被人们淡忘；最初修建的烈士纪念碑的字迹也已经斑驳脱落；他们的父母已经不能再去那遥远的草原给他（她）的孩子们扫墓；时代的变更已经使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难以理解那些年轻人当时的所思、所感、所做与所为。但当年在火灾现场不远的西乌旗的高力罕的石头山上，一个打石头的兵团战士，遥望东南方向的夜空呈现的暗红色火光，仿佛看到这暗红色的夜空就是年轻战士们的鲜血在泼洒、在喷涌，内心的悲怆和震动使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们写本书。多少年来，老鬼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许下的这个承诺。2009年7月26日，在老鬼的倡议下，一个以纪念69名知青烈士为主题的兵团烈士雕像屹立在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老鬼把刚刚出版的《烈火中的青春》送给了前来缅怀烈士的家属和战友，他终于实现了三十六年前那一个无声的承诺。

　　“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历史发展的必然就是如此。老鬼的新作，再一次引起我们对四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反思，也再次唤回我们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沉重思考。

　　反思之一：当一个社会行为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往往可能是一种盲从的、狂躁的、缺乏规范和法律保障的行为。翻开知青历史，我们看到，从1967年到1968年一年时间里，全国有199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年全国有267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1年全国就有74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乡下，五年共计540多万人。这样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们的国家组织、地方机构和家庭个人都缺乏思想上、行动上和物资上的准备。而当这些十七八岁的知识青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殊的生活、特殊的环境，都需要他们自己去适应，去重新学习和体会，没有人去告诉他们如何学会生活，如何面对复杂的政治氛围，尤其是从城市来的孩子们，他们连农村、牧区的基本生活常识都不了解，仅仅一个倒掉剩余炉灰的行为，就引发了一场草原火灾，为此，69个年轻的生命瞬间消失。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自1970年到1973年1月，共发生各类事故928起，死亡126人，伤756人。此时，全国各地知青死伤和各种生产、生活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历时47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及两个附件《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一次有了规范性的文件和初步的规划，并对“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具体措施。

　　反思之二：在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重压的年代里，许多平民百姓的孩子和一些“黑帮”子女，就是为了到兵团能吃饱、穿暖，能用当“兵”的荣誉洗刷父辈给自己带来的“罪名”，来证明自己是“优秀的”，“革命的”目的来到了兵团。69个牺牲的知青中，家庭背景差异很大，但是他们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城市干部子弟，他们都穿着补丁的裤子，吃着一样的粗饭大菜，每个月领五元钱的津贴，唯一不同的是，城市干部子弟的文化生活相对丰富一些。而一场草原大火，使他们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他们的家庭都遭受了一样的伤痛。如果力丁、查尔斯、杨红原、敖敦、任彩凤等人没有沉重的政治“包袱”；如果畅孟记、唐亚志、王爱民、李富才等人没有家庭贫困的经济负担，他们会有尊严地快乐地活着，他们会和我们一样享受今天改革开放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福祉，他们更可能在现实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许多梦想。可见，“文化大革命”给许多中国人和中国家庭带来的伤害是深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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