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叔是东北哈尔滨人，他十四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十六岁就当上了共产党地盘的县长。
国共争夺东北时，徐叔又参加了四野的部队。他随军打完辽沈战役，接着又打平津战役。其间，他负重伤一次，轻伤三次，立功六次。平津打完后，又参加渡江战役，然后一路打到湖南时，开始在湘西剿匪。这期间，徐叔再负伤、再立功、再上战场，已成为了一名身经百战的解放军战斗部队的营长。
湘西剿匪是非常艰苦的，徐叔一个北方人，在气候炎热潮湿，地势复杂的南方丛林中跟国民党残部周旋着，彼此斗智斗勇。新伤旧伤折磨着他，部队根本没有医疗人员，将士们只懂得一些简单的战场救护知识，人被战伤折磨得实在痛苦不堪的时候，就用缴获来的大烟土暂时充当止痛的药物。
土匪是很残忍的，他们抓到徐叔的部下，或帮助解放军剿匪的群众，就挖眼、掏心、剥下人皮。恨得徐叔发誓说：他一定要抓到那个土匪头子，亲手毙了他，给战友们报仇！那个所谓的土匪头子，是国民党残部的一个师长。
徐叔终于找到了那个师长的踪迹，他让部队把那个山头围得水泄不通，在激烈的枪战中，对手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没有一个投降缴械的。因为土匪们也知道，让他们杀掉的解放军战士和群众太多了，被俘也得被一个个追债的。
现在看，那个国民党市长也是个挺让人敬佩的硬汉，他周围的人全被打死了，他的子弹也打光了，但他还是端着一支上着刺刀的步枪站在洞口，死不投降！
徐叔命令他放下武器，那个师长理都不理。徐叔扣动了扳机，一枪毙敌。
部队一片欢呼。
徐叔和他的所在部又立大功一次。
湘西剿匪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徐叔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厄运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
返回后方休整时，徐叔听说他的上级政委要结婚了。他当然要赶去祝贺了。但是，当他看到政委要娶的新娘，竟是他们击毙过的另一个土匪头目的小老婆时，他惊呆了！继而是愤怒，他拍桌而起，离席而去。
在接下来的党委会上，徐叔以一个共产党员、党委委员的名义，对政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上，政委没做任何解释，其他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表示。徐叔说，我不了解那个土匪的小老婆是不是被土匪逼迫成婚的，如果是，那也是阶级姐妹。但是，政委，你再娶这个女人，战士们知道了，你就没威信了。我提意见，也是为你好。
后来，政委还是娶了土匪的老婆，可能因为那个女人太漂亮了，也可能人家本来就是被土匪逼迫成婚的，是徐叔说的那种阶级姐妹。不管怎样，人家成了首长夫人。
接下来，朝鲜战争爆发了。
徐叔和他的营被编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的战斗序列。
戴着一胸军功章的徐叔，又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了湖南，跨过了鸭绿江。
在朝鲜，打到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徐叔又立了几次功，正在他要被提拔起来的时候，幸运却离他而去。在战斗中，他的腹部被弹片划开一个大口子，肠子流了出来。他被从战场上抢救下来，送到了后方，接着又被送回国内，最后，住进了云南志愿军疗养院。
1953年，腹伤已经痊愈的徐叔忽然被叫到一间屋子里，来的全是陌生的军人。他突然被左右人抓住胳膊，然后，他对面的一个军人向他宣读了湖南某军事法院的判决书。罪名是他在湘西剿匪期间，违犯俘虏政策，枪杀过国民党的一个师长。另外两项罪名是吊打过无辜群众，吸食过毒品。宣判时间是三年前，那时徐叔正在奔赴朝鲜的路上。宣判的服刑时间是十年，扣除在朝鲜打仗和负伤疗养的三年时间，他还要坐七年牢！服刑地点在遥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监狱。
徐叔当场进行了激烈的申辩：那个国民党师长没有放下过武器，不能算俘虏！我没吊打过一个群众，这是谁说的？！拿大烟止痛的事有，当时没医没药，那是部队允许的临时受伤止痛措施，你们了解过没？当时哪一个受过重伤的人没有用过？！三年前，你们就判了我，为什么不跟我说，还让我上朝鲜打仗？！
徐叔的申辩是徒劳的，欲加之罪来的时候，人说什么也没有用的。
因为毕竟是战斗英雄，有那么多军功章作证，七年服刑期间，徐叔在监狱里也是被另眼看待的。这期间，一让他写交代材料，他写的都是申述喊冤的材料。这时，他也明白了，他落在了那个政委和政委夫人的手掌里。
七年后，徐叔被刑满释放了，他被分在包头的一个大工厂里当工人。当时，是大饥荒开始的第一年。
在工厂，同情徐叔的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善良的农村姑娘。那姑娘根本不嫌徐叔是个劳改释放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能嫁给一个国家正式工人就算非常幸运的事情了。
新妻的美貌、善良使心伤、身伤累累的徐叔有了慰藉。徐叔自尊心极强，哈尔滨的亲戚他一个都不联系，他不再是让人敬仰的战斗英雄了，而是劳改释放犯。他不愿意让亲戚们为他蒙羞。
没几年，他们就有了好几个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徐叔也一天天焦虑。他知道，孩子们懂事以后，会背上“劳改释放犯家属”这样的沉重思想包袱，永远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所以，徐叔从结婚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写申诉材料，他给各级政府写，给军队的各级领导写，希望有人能重视他的问题，给他平冤。
为了让孩子们抬起头来，一到逢年过节，徐叔就把他所有的军功章挂满一胸，堂堂正正领着孩子们上大街，逛商店，游公园。
一九八零年，徐叔到北京上访，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一检查，医生告诉他，患的是绝症：癌！
徐叔没有吭声，在接待上访的单位，递上了最后一份申诉材料后，他到全聚德买了两只刚出炉的烤鸭，就登上了返程的列车。
回到家，他把带回的饼蒸了，把烤鸭片了，默默地看着全家人吃烤鸭，他一口也没有吃。
“兔子哥，”后来，徐叔的二儿子建斌跟我说，“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北京烤鸭。对我来说，那是我以前从没吃到过的最好的东西！”
徐叔很快就去世了。老伴伤心欲绝，在整理徐叔的遗物时，她把徐叔的军功章一件件精心包好，对孩子们说：“你们爸爸心冤了一辈子，告了一辈子，我也跟他伤心了一辈子。今后，咱们家人谁也不要再提你们爸爸的冤，谁提这件事，谁就是让妈妈伤心的人。”
又是若干年过去了，二儿子徐建斌所在的国营工厂垮了。这工人是当不成了，建斌只好走上了自谋职业的路。
建斌的运气还真不错，没过两年，他居然也辛辛苦苦挣到了十几万元钱。从跳进商海那天起，他就有一个愿望：有了钱，一定要在包头办一个北京烤鸭店，让包头人不离开家乡，就能吃上最正宗的北京烤鸭。
建斌老在想，爸爸去世前为什么要给全家人带回烤鸭呢？是不是他老人家觉得，能看到全家人吃上一次烤鸭，就是他的幸福呢？“如果父亲是这样想的，我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人吃上烤鸭呢？”建斌跟我说出了他当初的想法。
他是那种认准了目标，就死不回头走到底的人。他找来一帮从小玩大的哥们儿，让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凑起了几十万元钱。他又借了几十万元的高利贷，一共凑了六十三万元。然后，他把钱放进一个小提箱内坐车到了北京。
在全聚德烤鸭店总部，他向人家说明了来意，要求在包头办加盟店。项目负责人为难地对他说：“申请加盟店，你们有八十万才具备申请资格。除此以外，我们还要考察你们的人员素质、管理能力、办店地址等其他条件。你们现在连钱都没凑齐，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等凑够了钱再说吧。”
建斌软磨硬泡，搞得人家有点烦他了。他就干脆抱着那个提箱蹲在人家的走廊里候着，给每个来来往往的人都送一张笑脸，问上一句好。
也寸了，当时北京烤鸭店的第一把手是个女的。女人嘛，总归心要软一些，比较好说话。
那位女老总看到了在走廊里蹲了好几天的建斌，问手下，那个小伙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老蹲在咱们的门口？
听完手下的汇报，女老总让人把建斌带进了她的办公室。
女老总问建斌为什么非要加盟全聚德集团？建斌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从爸爸的故事讲起来了。再后，建斌在那里哭，女老总也一起跟着哭。
最后，女老总一拍桌子说：“小徐，我同意你加入了！”
就这样，包头的第一个全聚德烤鸭店开业了。八个月后，徐建斌还清了所有哥们儿的钱，也还清了高利贷。无债一身轻，那一天，他拎上了两只烤鸭，去爸爸坟前祭奠，感谢爸爸在冥冥中对他的佑护。
我跟建斌认识，是因为他请我和几个老师办了一次笔会。当时，我给他们烤鸭店写了一个四尺整张的横幅：名扬四海，德聚一楼。
不久，北京全聚德总店的老总去他的店指导工作，看到了这幅字，说这幅字应该挂到北京的总店里。
建斌陪着笑脸，死活没有答应。说：“你们实在喜欢，我请兔老师再给你们写一张。不然，他来我这里，看到字没了，该不高兴了。”
就这样，一来一往，我就跟建斌熟了。突然有一天，建斌说有要事找我。我心想，什么事有那么重要，还非得要面对面的跟我讲？
在宾馆我的房间里，建斌第一次哭着给我讲完了徐叔叔的故事。说：“哥呀，爸爸走了这么多年，妈妈又不许我们再提这件事，可是我就是不甘心！”
我问他：“能带我去看看你母亲吗？”建斌擦擦眼泪，点点头。
建斌母亲把丈夫所有的军功章，立功证书，抗美援朝志愿军转业证和那一纸判决书副本，都放心地交给了我。
经过一年的甄别，有关方面经过大量的工作，终于证实对徐叔叔的事情是错判，的的确确是一场冤案。但是，纠正过来，徐家会要多少赔偿呢？这帐又怎么算呢？
我把这个难题在电话里告诉了建斌，建斌说：“请你转告首长们，我们徐家不要政府赔偿一分钱，我们只要一个公正的说法就足够了。”
有关方面通知建斌来到了北京，他亲手领到了给徐叔叔的正式平反证书。
建斌回到包头，和哥哥姐姐们掺上老妈妈，带上孩子们，全家两代人来到爸爸坟头。祭上烤鸭后，全家人跪成一圈，建斌含泪对爸爸念了平反证书的内容，最后说：“爸爸，您可以瞑目了，共产党对您是公道的！”
我后天又要去包头了，因为建斌又开出了一个新的、规模更大的全聚德烤鸭店。他请我去参加开业典礼，分享他的快乐和喜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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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0/26 17:05:0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