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特困“老知青”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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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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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 曾有过激扬青春的昨天：听从祖国的召唤、为追求理想而热血沸腾 , 燃烧生命。血与火的青春历程 , 身心烙下的特殊印记 , 让知青一族经历了寻常人所不同的非凡历练和心灵磨难。
今春 “两会”, 濮存昕、张化本、 张国初等 7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 , 针对老知青中无住房、无医保、无固定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低的特困群体现状提出了大声疾呼。目前 , 就政协委员关注的上述问题 , 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的几名特困老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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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春 : 老少三代 6 口人蜗居在不足14平方米的破旧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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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古楼东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写不尽这个城市一隅的喧闹与繁华。 距著名的古楼约 100 米远的大经厂西巷6 号小杂院里，57 岁的六八届老知青吴丽春一家三代 6 口人 , 挤在一间建筑面积仅 13.9 平方米的破旧平房内。
踏进这个旮旮旯旯甚至连空中都被充分利用、人为地隔成内外两小间的又矮又旧的小平房， 屋内的摆设一目了然展现在记者面前：厨具、旧衣柜、大小两张床 , 外加一张既当餐桌 又当茶几的小方桌、一个三人长沙发、 电冰箱等生活必备品——这就是全家 老少六口人的全部家当。由于房小、 剩余空间少 , 人在屋内转个身都非常的困难，来人得小心翼翼地进出以免碰落了东西。
难道这一家6口大人小孩就生活 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内? 记者心中不免有些狐疑 , 吴丽春解释道：里间的双人床是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子的歇息点；紧接这张床的三人沙发是吴丽春30 岁末嫁女儿的落脚处；门道、也就是外间的那张单人床则是她老俩口的栖身之地。而离这张床不到两尺远摆放的，则是，全家人做饭用的液化气灶和简单的锅碗瓢盆等厨房用具。
“这张床太小了 , 我和老伴晚上睡觉时再从床边加上两块木板子……”吴 丽春心酸地向记者介绍着，憋了一肚子的话像打开了的闸门滔滔不绝……
1966年，吴丽春毕业于北京第123 中学，1968 年插队到山西省榆次市农村，l97l年被分配至山西省榆次市第三百货商场当营业员。1997年退休后，吴丽春的户口按政策迁回北京，此后便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每个月仅从原单位领取 300多元的退休金。为了这笔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吴丽春和其他户口回京的老知青们一样，每年还得自费回山西一趟，让原单位 “验明正身”看看本人是否还键在，别冒领了退休金。“这对我们的人格是极大的侮辱，但为了生存, 也不得不按他们的要求这样去做啊。” 吴丽春强忍着眼泪说。
去年，吴丽春 60 岁的老伴从山西调回北京后失业设有了工资；女儿因在山西上的技校学历低不好找工作，现在正在进修大专；儿媳妇也因是农村户口不给安排，刚刚找到了一份站柜台的活计。老少六口人仅儿子一人从部队退伍后分配在环卫局帮助修理垃圾车，每目能挣回1500 元钱，加上吴丽春的退休费，即是维持全家人生计的全部经济来源。刚回北京时，吴丽春打了两年短工帮人家洗碗。后来，居委会改选她到了居委会担任支部书记工作，多少能挣点钱帮补家用。但是眼下，由于种种原因，居委会的工作她也不干了。
“孙子小花钱多 , 全家人就得勒紧腰带节省着花日子过得太紧巴了，儿子上班连一块钱的车费都舍不得，经常是去加油站捡点旧报纸卖了攒钱才坐车……房子太小，我想租个廉租房，有关部门却说廉租房只能照顾低保人员，我们是知青不能享受。”吴丽春说着，伸出自己布满裂口、关节肿大、变形的双手让记者看，伤心地说：“您瞧瞧我的这双手，十个手指头伸不直，常年肿疼 , 因无医保、又无钱看病 , 我只好自己忍着。这都是在插队时住窑洞，睡潮湿的土炕、日久天长落下的一身毛病。我为国家建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苦了一辈子，到晚年却是工资低无住房、无医保……”
在向有关部门递交的情况反映中，吴丽春写道：知青的户口迁回北京是政策允许的，但工作关系在外地，每月只能领到不足400元的退休金，不用说看病，连生活都难以维持。目前仍留在山西等地的北京知青数千人，绝大多数又都在中小企业：企业效益不好，长年拖欠工资，养老保险无法交，根本没有医保。我们真诚地希望政府能伸出援助之手。
郭俊霞 : 守着病残的儿子在不见阳光的斗室中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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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山西河曲县第二发电厂工作的郭俊霞离婚了，年仅4岁、 眼睛有残疾的儿子判给了她。
2001年从发电厂退休的郭俊霞因户口已回北京，便带着儿子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城。但茫茫人海里，已没有了她的立身之地。
“人生几度秋凉。我带着又喜又忧的矛盾心情回北京了。但人去哪里住? 我在北京的马路上不知徘徊了多少次，常自己问自己：户口回到北京又怎么样？离别了30 多年的北京城没有我的落脚之地。北京这么大，可哪里是我的家？当年， 十六七岁尚未成年的我响应党的号召，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干起了不会干的农活，承受了不可想象的痛苦…… 30 多年过去了，叶落归根、两鬓斑白的我回到了北京却是难上加难：没有住房，工资这么低，孩子又因眼睛重残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出路……”
郭俊霞想租房子住，可她每月仅406元的退休金又无医保等其它社会保障，母子俩根本不能够安身立命？无奈之下 , 她只有去投奔老父亲，在北京东四八条 68号大门过道西边，有一间给父亲落实政策的10平方米的小北房。母子俩来到老父亲的住处开始了艰难度日。因为房子太小、太挤，前两年，征得父亲的同意后，郭俊霞托同学将父亲送进了红十字会办的养老院。这儿，就成为她和20多岁、眼睛高度近视达2000多度的儿子的栖身之地。
如今，这间10 平方米的小北屋的东北角，已开裂了一条一尺多长的大裂缝； 房间外的一棵大树，又将这小屋惟一能透亮的小窗户遮去了四分之三。记者走进这间小屋，看到了这家的全部家当：两张单人床，床头儿搁着两个洗脸盆，靠西墙又放着一个破旧的三门衣柜。因常年不见阳光，小屋散发着一股又潮又霉的难闻气味儿……
然而 , 就因为这样一间小小的斗室，却还导致了郭俊霞和其他四个同样生活拮据的弟妹反目成仇——他们 不仅再不和她这个当大姐的来往了，就连在养老院中的父亲也不去探望。理由很简单：父亲既然把房子让给郭俊霞母子住，郭俊霞就得承担起赡养77 岁老父亲的责任。在养老院中的父亲也怨恨她们母子“霸占”了他的小房子……
郭俊霞说：“此刻 , 我心中是有苦难言，有泪都不知该对谁去流。看到同龄人都有房子住，工资比我们高很多，我们的心情又有谁能理解呢？ 我们从内心希望，党和政府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这些老知青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尽快帮我们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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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贵、马斌：一条小巷难隔开特困老知青的患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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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崇文区永外宝华里一条宽约两米、南北走向的小巷两边，相隔不到10 米远，74 号和62 号，一前一后挂着金宝贵与马斌——两个自幼生长在一起、 1968 年又一起下放到山西插队的发小。共同的成长经历、共同的生存环境，使金宝贵和马斌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兄弟。按马斌的 话说：“邻帮邻，穷帮穷，多少年来我和宝贵不分彼此，从不隔心，经常是头挨着头躺在一起唠长唠短 , 说我们知青的那些难忘的事儿。”杭州博客网,Lz3R:k(I/c C F
今年55 岁的金宝贵家里三口人。 妻子党萍是他在山西翼城化肥厂当工人时的工友。后因该厂破产，夫妻二人在山西一无住房，二无土地，三无经济收入， 只得投奔北京儿子户口所在地。回京后，一家三口的惟一经济来源，是靠党萍在马路边出摊卖煎饼维持营生。记者问党萍一个月能卖多少钱？党萍回答：“一年中，也就是在冬季能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每月挣个千把块钱，多数时候，小煎饼摊只能月收入六、七百元。”
B#?7_}J5|i0 “关键的一点，因我交不起各顶管理费，因此煎饼摊是无照经营。这样，卖煎饼整天价得东躲西藏的，被城管逮佳了就得罚几百块钱。这不，煎饼摊前两天刚被城管收走，罚了钱不算，东西几乎都被他们摔坏了，要添置起来又得花好几百块呢……”党萍心疼地边说边比划，声音渐渐哽咽起来：“这是您来采访了我才说，平时我们都不好意思对外人说，日子过得这么苦，说出来都脸红、怕人笑话咱。每天晚上，我就站在小巷口的路灯下，摊煎饼摊到凌晨两三点钟；家里人帮我洗菜、切菜。第二天上午我在家把馅准备好，中午再推出去卖，风雨无阻。十几年了，全家人就是靠这路边的小煎饼摊在挨日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因为成年累月地在马路边跑了十几年，党萍现在双腿青筋凸起、麻木、没有知觉——她患上了静脉炎；金宝贵又因为颈椎压迫神经，走路腿脚不好使，还患有气管炎。因为没有钱，没有医保，他俩谁也不敢去医院看病，也看不起病。又因为没钱，无法供孩子读书，独生子金志荣初二没上完就辍学在家。学历低，至今也没有找到工作。去年，在街道的帮助下，金志荣才吃上了低保： 每月有300 元。儿子的条件差，找的对象也好不到哪儿去：金志荣刚结婚的媳妇，也是个待业青年，现在靠打零工每月能挣 400 来块钱。
“这家人的日子真是难熬啊 ! 为了节省，他们家每天只吃早、晚两顿饭。”说这话时，马斌声音很低很沉：看到自己的发小一家日子过得这样艰难，他满心的不落忍，但又力不从心。
抵近金家人歇息的小屋——那是一间比吴丽春家还要狭小、破旧、更显拥挤、也更矮的草房。见屋内只有一张双人床，记者忍不住问他们刚结婚不久的儿子、儿媳妇住在哪里？党萍的回答出人意料：她用手一指门口违章搭建的只有70公分宽、并排躺俩个人都不够的一个狭长条小铺说：他俩睡这儿。这样困难的现实委实让记者震撼且吃惊：春秋雨季尚可凑和，寒冬腊月或酷暑高温时，这家子人可怎么过！
记者观察，由于不堪生活重负，党萍比实际年龄明显地苍老许多。问她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党萍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在中午12点到晚上6 点这段时间内，能稳稳当当地卖这一点饼子，让城管别抄我，好让我们全家人目前维持生活就行。我就追求这个。”
相比之下，57 岁的马斌情况比金宝贵家稍强点：他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早与同在山西插队的爱人离异，儿子随前妻生活。他自己呢，每天是靠蹬三轮车过日子。
马斌原在山西临汾钢铁公司工作，l987年因父病回京，1990 年办理了退职手续，每月从原单位领取退职费248元。
“我和金宝贵等于是一根藤上的 两个苦瓜。宝贵他腿不好，有啥事我们都是互相帮衬着。您瞧，他儿子、儿媳妇睡的那个小床是我一锤子一锤子给钉上的；那个违章小窝是我帮助搭建的——比我住的那小长条还宽了一砖呢。”
刚开始，记者并未理解马斌话中的意思，直至看到身高约 1.76 米的马斌的栖身处，居然是搭在别人屋外边的一个比金志荣夫妇的小窝还要狭窄的细长条违章建筑时，记者再一次吃惊。
“我都是快60岁的人了，现在 看见三轮车心里都发怵：上俩人我都拉不动了。但我一个月才248块钱，够干嘛的呀。我现在有高血压、心脏病，却不敢去医院：瞧不起啊。我们老知青之所以不间断地、一次一次地向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确实是因为太困难了，没办法生活，要不然，我们去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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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等委员疾呼：解决“老知青”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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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在提案中以真挚的笔触写道：“……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前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知青为题，有积少成多地显现出来。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在此之前，能不能系统调研，梳通理顺，彻底解决这一社会矛盾，为今天的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新课题……”
在濮存昕委员执笔的这份言辞朴实、分量颇重的反映社情民意的用笺上，全国政协委员张贤亮、魏明俗、彭丽媛、敬一丹、吴雁泽、朱尔澄、冯小宁、陈昊苏等48位民盟、民建、 九三、妇联、青联、文艺、对外友好等界别的社会著名人士先后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 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老知青遗留问题发出疾呼：建议将这个社情民意的材料送到国家级的主管部门，请给予重视，尽早制订全面系统、有效可行的方案。
前不久，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办公室走廊的沙发上濮存昕委员又字斟句酌地告诉记者：“对老知青问题，我建议政府应搞一个系统的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把问题归类处理：哪些是能解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解决的标准又是什么，应该出台、调整什么样的新政策。我认为，要将这个问题一揽子解决好，不要再留下后遗症了。”
濮存昕说，“此类问题在春节前北京市‘两会’上部分代表、委员都 反映过。据我了解的情况，不只是北京，上海、天津政府信访工作收取的意见中，这类问题的比例也很高。这类问题还牵连到知青所插队地区的相关政策。所以，上访者在某省、市级政府部门得到的回复常是没有政策依据，无法解决。再加上个别工作人员态度上不够耐心，使这部分生存处在艰难中的老知青反映出较激烈的情绪。我也曾是知青，在边疆有近 8 年的经历。所以 , 我很同情他们。”濮存昕委员动情地说：“老知青问题可能是‘文革’中遗留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文革 ’已经过去了30 多年，我们国家今天强大富裕起来，政府应想办法使这部分年近 60岁的老知青特困群体过上高于低保水平的正常生活，争取对他们的问题来个彻底性的解决，再一次、让他们感受一下‘大快人心事’。比如，他们户口在北京、生活在北京，但却没青享受北京市的任何福利、社会保障待遇；一些工作关 系在外地的老知青，每年还得回原单位被‘验明正身’领取那点退休金等。对这些情况，有关部门不应该堵门，应尽可能想办法为老百姓多办点实事。”
为此 , 他和其他委员呼吁并建议政府应放手调查研究，为决策部门制定、出台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尽快将这部分人退休后的工资、社会保障等问题解决好。他告诉记者：“如果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我作为政协委员，很愿意去参加。”
以上转贴自2006年4月21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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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0/30 11:11:0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