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几句吧。
王晓坤战友原来有一篇初稿,题目是《我亲历了对越反击战》,很朴素的题目,现在的这个题目是我后来改的,为什么这么改?我是这样想的:
在最初编委们讨论回顾文集的稿件收集时,特别提到应该收集我们云南知青有特色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知青的经历和故事,而十六团最大的不同于其他知青的事件就是对越反击战,要求我们一定注意挖掘这方面的事情。几个月来,我们在四营、五营、八营找到了四位亲身参加了反击战的北京知青战友,他们原来都非常低调,不愿意过分张扬曾经的经历。我接触的第一个人是五营的陶铮,他原来也不想说,我做他的工作,对他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所经历的是代表了北京知青的形象,或者往更大一些说,是整个知青的形象。他最后同意了,我们做了一次长谈。我写完后再电话里念给他听,没有大的出入了,我才在红河魂上发表。
后来,咱们十六团的联络人和回顾文集的策划者又联系刘继元和陈燕强,我和另一个编委分别听了他们的经历,为他俩做了文字记录。我给刘继元文章加的题目是《我在对越反击战中的经历》
看了王晓坤的初稿后,我觉得他虽没有直接参战,但他的经历最能代表一种信念: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决不退缩。但他的题目和刘继元的题目有些雷同,而王晓坤与其他三位知青最大的不同是,已经拿到了调令却没有走,不是不能走,而是想到了自己是个有着五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党和人民需要自己时,不能一走了之,虽然他也象常人一样有过犹豫,有过思想斗争,但他最后留下来了,为祖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样,在整理完文稿后,我把他原来的题目改成了现在这个题目。
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完全适合于王晓坤,适用于他的这篇文章的。我们不是在讨论社会学问题,不是在哲学或社会学层面上探讨这个命题,放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这样说也许有些偏颇,但我们是在特定的时期针对具体的事情,这样说并不为过,而且能点出王晓坤自己当时也许并不曾想到的意义,他也许没有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多大,多有意义,但我们不能因为事小而抹杀其意义。
我们当时都不在河口,都没有亲身经历那场战争,正因为如此,我敬佩那些亲历了那场战争的战友,为他们的举动自豪。试想,我们北京知青在河口最多时有一千二百多人,如果没有一个北京知青参加反击战,人家会说,你们北京知青都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北京人都怕死啊。是参加了反击战的战友们为我们北京知青争了光,我们不能不仅不给他们鼓掌,反而去喝倒彩,去质问他们。
前几天,王晓坤给我来电话,希望撤下他的文章,我觉得有些对不起他,是我加的这个题目给他带来了麻烦,让王晓坤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收获的却是质问和麻烦,但我还是希望战友们都来做做王晓坤的工作,因为他的经历太有典型意义了,如果当时换了我,我能也象王晓坤一样留在第一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