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透明的热情
一九六一年六月，江苏省县城县龙冈中学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董加耕在升学还是回乡务农的十字路口上，他从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找到了人生指南，毅然提出放弃升大学，投身到艰苦的农村去接受“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洗礼，年仅十九岁的董加耕那时已是中共预备党员、学校团支部书记，从毛主席的教导师中，他懂得了应该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升入大学固然可以报效国家，但当务之及是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经过反复思考后，他向学校党支部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董加耕的选择在龙冈中学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众多师生都对他的举动感到难以理解。一位校领导找他谈话说：“你是预备党员，这校没有远大理想，固执己见，你要考虑预备党员能否如期转正的问题。”董加耕说：“入党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不是为了入党，我到农村去不正是党所需要的吗？”
盐城县委对董加耕的行动表示赞许，通知龙冈中学批准他的愿望，于是董加耕挑着书籍和行李，告别了龙冈中学，回到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
董加耕回乡后，顶住了乡亲们的风言风语，和社员们一起拉犁、割稻……跟农民社员打成一片。以不怕苦不怕累的顽强精神赢得了社员们的信赖，于是他放弃升大学回乡务农的事迹开始广为流传。
一九六三年最后的那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为《走革命化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以整版篇幅介绍了董加耕“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革命情怀，他各门功课成绩优秀，清华大学要他，北京大学也要他，可他都放弃了，唯独选择了回乡务农，立志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董加耕“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革命精神为全国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两天后——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是光荣的革命行动》。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创业，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而不是权宜之计。同年五月，董加耕的劳动日记出版发行，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同志为《董加耕日记》亲笔题词。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邓小平、胡耀邦、薄一波、谭振林、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报告中号召广大大知识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从而把全国青年学习董加耕扎根农村做新式农民的活动推向高潮，董加耕也轻云直上，历任团地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共青团第九届中央委员、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董加耕从此成了闻名遐迩的风云人物。随后，全国各地回乡知青和城市知青纷纷给他写信，表示要向他学习。一个全国性的学习董加耕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在当年应届毕业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哈尔滨市第八中学读高中，而且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干部。董加耕的事迹实实在在地打动了我们。我们曾几次到学校参加学习培训，核心内容就是围绕着摆在应届毕业生面前的那个最大的政治——“有志青年上山下乡，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展开讨论。
从此，这个由党和国家领导亲手树立的全国青年的典范——董加耕的名字连同他那感人的事迹，借助无线电波以及所有的报刊、杂志等媒体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国城乡，大江南北。
我们学校的党组织紧跟形势，接二连三的召开由团干部、学生会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批判“个人奋斗”，批判为个人理想一心苦读圣贤书的个人主义思想；多次举行连教师也要参加的毕业生教育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深远意义；深挖“读书做官论”和“白专道路”的反动思想根源，号召和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鼓励毕业生学习董加耕放弃上名牌大学的理想，自愿到艰苦的农村去干一番事业。
我们这几名学生干部，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的成员。在学习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时，我们反复琢磨着老人家在文章中讲到的那句话：“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我们这几个向学校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的同学，此时一个个都虔诚地咀嚼着其中高深莫测的政治内涵。凭着各自的理解，似乎意识到，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在上山下乡还是上大学的抉择中，一场触及灵魂的斗争，在我们尚未成熟的思想中拉开了序幕。
当时，“社会”这一概念对于我们这些尚未走出校门的中学生来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少年时期那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记得在小学毕业典礼那一天，我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中，捧回了那张由校长亲自颁发的、盖着区长大印的区优秀毕业生奖状。上了初中，我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成了各科老师心中喜欢的“那个坐在第一排的小男孩儿”。连那个外教——抹着口红搽着胭脂，浑身散发着香水气味的俄国女教师也不例外。
在我还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暑假里的一天，居民组长给我家捎来一个口信儿，要我母亲三天之内到街道办事处去填登记表——我们家已经被定为“下放”对象，要作好迁往农村的准备，我听了以后拽着母亲的衣角哭了起来，说啥也不让母亲去登记。我想，“下放”到农村以后我就不能继续上学了，将来一切都完了。尤其在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学校组织过一次下乡劳动，虽然只有七天，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远离城市的荒僻农村里，那肮脏破败的景象以及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的猪屎牛粪的臭味，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翁翁乱飞的苍蝇、蚊子，让我一想就透不过气来；雨天里，屯子里到处都是污泥浊水，人们只能躲在屋子里足不出户。
自打那次下乡劳动回来，我除了对同学们的集体生活仍有留恋之外，而对其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好感。这次居民委要把我家“下放”到农村，在我看来简直如同让我们下地狱一般。
我哭了一天，直到天黑睡着了。妈妈也在偷偷地掉泪。当时我还不懂得我那种样子会给母亲的心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在睡梦里哭醒了，抽泣着。我听见母亲正跟下班回来的爸爸说这事呢。爸爸说：“谁让咱家是困难户了。厂子里今天也开会了，说要动员困难工人下乡，受管制的老韩和老鲁两家困难不困难都得下，还没指定说困难户里谁家下乡谁家不下乡呢。”
我蒙着头眼泪淌的更厉害了，爸爸的工厂平时为了照顾我们家把给勺子把儿刷油的手工活批给了我们家，虽然刷一个勺子把儿只有二分钱的手工费，可是妈妈特别珍惜，白天除了做饭的功夫以外，其他全都花在这手工活上了。我和两个弟弟放学以后也帮着干，可是妈妈怕耽误我们学习总是催我们去看书。
爸爸厂里这回真要甩掉我们家这个包袱吗？不能上学了，理想破灭了，成为我这个十四岁孩子心灵上的巨大伤痛。
第二天，我心神不安地上学去了。一路上，我似乎觉得这个学校我大概来不了几天了。带着这种压抑和忧伤的心情，我恍恍惚惚地上完了那天的课程。回到家里，见了母亲我第一句话就是问她去没去办事处？他们是怎么说的？妈妈说：“我先到‘委主任’那儿打听了一下，他不是咱们家老乡嘛，他说还没有定死，说要再看看，能不给咱报就不报了，可别再让孩子哭了”。
第三天正式公布“下放”名单时，没有提到我们家。我如同从农村又回到城市一样兴奋，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生活，我加倍努力，成绩更加优异。初二下学期刚满十五岁就入了团。
初中三年里，我每年都拿到一张使我感到无尚光荣的“三好学生”的奖状，毕业时，我被保送到了当时声望极高的第八中学读高中，老师每次家访，赞誉之词不绝于耳，爸爸总是重复着那句话，感激而又谦和地说；“都是党培养的好，老师教育的好啊！”读高中的三年里，我家的墙壁上又多了三张三好学生的奖状。那时候，邻居们的夸奖，更是让我的母亲脸上泛着喜悦的光彩。可是，在我读高二的那一年，妈妈患了慢性肾炎，她舍不得花钱治病，病情终于恶化，最后转化成尿毒症。在那以前，母亲一直拖着带病的身躯，给一个织布厂纺线，每天能挣五角钱。晚上我一觉醒来，常常发现妈妈还没有躺下，伴着昏暗的灯光还在纺线，我的心阵阵酸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终于倒下再没有起来。刚强了一辈子的母亲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几次从昏迷中挣扎着醒来，喃喃地重复着我只有把耳朵贴在她的嘴边才能听清的那句话；“好好念书啊，要考大学……”她干枯的手动了几下，像是要抚摸我的脸，可是她终究未能抬起那只僵硬的胳膊。我俯在妈妈身上号啕大哭，痛恨自己没有回天之力，挽留不住辛苦操劳一辈子的妈妈的生命。打那以后，我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一所医科大学，一定要考上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我要亲手去挽救天下所有像妈妈那样病情垂危的善良母亲……
可是，时间才过去一年多，现实中的一种使命感却使我的“个人理想”动摇了。知识青年能不能抛弃个人的一切，积极地投入到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中去，在现实中已经成为检验我们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整个社会都展开了大讨论，学校里的大辩论更是热火朝天，到处都是热情洋溢的表白和信誓旦旦的誓言；各个楼层的走廊墙壁上全都贴满了毕业班学生那散发着稚嫩之气的倡议书、决心书、申请书，它们仿佛已经不是一张张红纸黑字，而是一颗颗报效祖国的红心，展示给人们的是那一望见底的透明的热情。在台上发言的学生慷慨激昂，字字句句都是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在台下静听的学生也一个个跃跃欲试。“学习董加耕，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此时，上大学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却变成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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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8/9 22:26: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