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磨砺与考验
选择了一种理想，因而也就选择了一种人生。从此，我们的生命之舟便开始了艰难的旅行。整个知青集体就像哥伦布的船队要去发现一片未知的大陆。
我们二十六名知青，被分配到六个生产队里，但是都集中吃住在青年点儿上。这个大队从最西头的第一生产队到最东头的第八生产队足有五里地远，“拉拉屯儿”由此而得名。
我们来到乡下的时候正是八月中秋的前夕，社员们都忙着扒炕、抹墙，紧张的大田收割再过几天就要开始了。生产队也和各家过日子一样，这时也在忙活着维修生产队的房屋。
下午一上工，我们就开始从二十几米深的井里打水、和泥，我和女知青徐德令毫无顾忌地脱下鞋袜，高高地挽起裤脚，一下子就迈进了那片扎骨冰凉的泥堆里。两条腿被冰得直疼到骨头里。我坚持不住，挣扎着走了出来，可她仍然咬紧牙关坚持着，真有些“生命诚可贵，精神价更高”的味道。她抡起二齿子，身上、脸上都溅满了泥点子。老队长从马棚那边老远的看见了，没好气的大喊起来，生硬的口气里，带着严苛与愤怒。说着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走来，麻利地脱下自己的胶皮靴子甩过来，让徐德令赶紧出来穿上，嘴里还一个劲的斥责道：这简直是胡闹！她这才红着脸，从齐膝深的泥堆里吃力地走出来，两条腿颤抖着，几乎没有了知觉，心里充满着不被理解的委屈。
后来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这个说话生硬、满脸严肃的老队长是本村土改时第一批党员，出身贫苦而心地善良，就是说话难听，好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让人难以接受。
快要收工了，生产队会计来给我们记工分儿，一个个登记我们的名字，我们感到十分好笑；“什么工分儿不工分儿的，你记了我们也不要。”说得跟前儿的那些社员们都哈哈地乐起来了。老队长等社员们笑完了，才慢声慢语地说；“你们往后分粮食、分柴禾，都得靠你们自己挣的工分儿呢，秋后结账分配，分儿多的多分钱，分儿少的少分钱。你们不要工分儿，往后不吃不喝了？积极不积极不在这上头，谁也好，再革命去吧也得吃饭。”这个老队长，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是他不理解我们，还是我们离实际太远？
几天以后，秋收开始了。黄豆地里，响干的豆荚挂在豆枝儿上，一碰豆枝儿豆粒儿就在荚里哗哗地响。豆荚的尖儿钢针似的扎得我们仅仅拿过书本儿的手心血迹斑斑；第二天，手掌肿起老高，连拳头也不敢攥，腰酸疼得像折了似的，站起来就不敢再弯下去，一旦强忍着疼痛弯下去了，却又不敢再站起来；几十垧黄豆一连割了七、八天，我们知青虽说是头一回干这活，但一天工也没有歇，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割谷子、割高粱的时候，身强力壮的社员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技巧，看着他们熟练的动作，嗖嗖地不一会儿就割出去老远。可是我们几个知青，只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股傻劲儿，什么也不在乎。结果不是镰刀划破了手指，就是刀头楼破了脚面；殷红的鲜血浸透了鞋袜，刀口血乎乎的张着，像婴儿的小嘴儿。这时，我心想：共产党员在战场上应该是“重伤不叫喊，轻伤不下火线。”如今流点血算得了什么？这是对自己意志的考验。于是我忍着疼，咬紧牙关，像电影里在战场上受伤的战士。身边的老农非常心疼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帮我们在刀口上撒上一层已经搓好了的旱烟面儿，我们也顾不上什么感染不感染，随便撕下来一块布条儿，缠一缠也就算完事儿了，拎起镰刀赶紧往前割，唯恐让社员们落得太远太远……
割倒了十几垧高粱以后，又开始钎高粱头了。用的是小把儿镰刀，一条腿跪在高粱杆上，一只手掐住一把高粱穗子，另一只手用飞快的小镰刀割下高粱头，在把这些高粱头交叉着捆成一捆。这可难坏了我们，不是一捆就折、高粱头散了花就是秫秸划破了手，鲜血直流。看着社员们干出去那么老远，自己远远落在后头，心急如火难受极了。那天，一阵大雨把我们浇散了，跑雨的时候慌不择路，一脚踩到匕首般的高粱茬上了，脚心几乎被穿透，胶鞋里淌满了鲜血。由于感染，脚肿起老高连鞋也穿不进去了。如今想来心还一阵阵发颤。
从下乡那天开始，我们就是这样重复着那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又十分艰苦的劳作。当我们顶着明镜似的月亮，或者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顺着弯曲的车辙，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知青点儿以后，还要强打精神，在那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下我们劳动的心得和日记，抒发自己战天斗地的革命情怀。我们当中有人在诗歌中写道：
清山啊，绿水；
白云啊，红霞；
铺到天边的田垄，
伸向云端的河坝，
看吧，海阔天高，
雄鹰展开了矫健的翅膀，
听吧，电闪雷鸣，
英雄已迈开了豪迈的脚步，勇敢前行。
在刀山火海面前，我们决不退缩，永不言败。
“拉地”开始了，拉黄豆时需要踩豆车，这是一般比较胆大的男劳力干的活，站在一丈多高的豆车上，晃晃悠悠的两步一停，三步一站，稍不留意就有从上面摔下来的危险，女知青徐德令，张秋香跟队长再三要求去拉黄豆，终于首开了女劳力踩豆车的先河。她们坚信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巴彦县广播站以“哈市下乡女知青首开踩豆车历史先河”为题，向全县广播了她们的事迹。
农民把割倒的庄稼，贪黑起早地拉回到场院里就已经入冬了。场院里那高高的谷垛、豆垛、高粱垛，还有大片金灿灿的玉米堆，把整个场院围得像一座城堡。每个生产队长却不约而同地把看场院的活计分配给知青来干。他们认为，这些知青，家都不在农村，不会往家里偷粮食。我们听到他们这番言谈，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尊受到了一种莫名的伤害。
冬月十五左右，开始打场了。在那碧空无云的夜里，皎洁的月光像水似地倾洒下来，给大地涂上一层淡雅柔和的光影。社员们就在这如画的夜里，像白天一样地忙碌着。
轮到打夜班儿，我们都跟社员们一样穿上厚厚的大棉袄或棉大衣，腰上扎根麻绳子，显得臃肿不堪；两只手戴上只图暖和不图好看的大“手扪子”，扬起长鞭，赶着一串五匹马拉着的不知什么年代老祖宗发明的石头滚子，在铺好的场上，转着圈的压来压去。那滚轴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在干冷宁静的夜里，传出老远老远，显得那般的单调和孤寂。
一到后半夜，天上的银河也变成了淡淡的一抹白色，无垠的夜空星光闪烁，就像是遥远人间的灯火；而在地上，冬天里的村庄，空旷得竟像是一幅墨黑的油画儿。在人困马乏、寒冷难耐之际，北斗星渐渐地暗了下去，附近不知哪个生产队豆腐房里的毛驴又嗷嗷地叫起来，开始拉磨了。这时，遥远的天际现出一条白线，农民们把这段时间叫“鬼呲牙”，是一夜当中最冷的时刻。我们的脸颊和鼻子冻得像猫咬似的疼；当我们和社员们依次排开，用木叉翻一圈儿场下来，身上又出透了热汗，汗气透过棉袄，在衣背上结成一层淡淡的白霜，这时肚子里早已是饥肠辘辘了。一直在场院里拉着磙子转了一夜的牲口，无论它们原来是什么毛色，这时候，全都被霜雪染成了灰白色。它们呼呼嗤嗤地喘着粗气，步子也变得缓慢而吃力。我不忍心再在它们身上抽打，因为牲口和人一样，此时的承受力都已经接近了极限。
回想在夏锄中，农民帮我们选锄板，按锄杠，教我们怎样把劲使得恰到好处，准确地铲去幼苗周围的“护脖草”而又不伤小苗的根。秋收之前，社员们热心帮我们挑镰刀，从家里给我们找来了镰刀把，秋收当中教我们怎样打腰儿、捆谷个子、怎么码垛，歇气儿时热心地帮我们磨镰刀，打场时教我们铺场、翻场和扬场，教我们认识各种各样的旧式农具，他们把我们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让我们心里热呼呼的。
头两年，据说生产队分配给每个人的口粮一年也不过二百多斤，几乎家家等不第二年铲地时就断了粮；生产队的大牲畜虽说是队里的一半家业，但也只能空嚼几口干草，留给它们那一点点可怜的粮食，总有一部分被饥饿的农民偷到家里去填人的肚皮。为了第二年的生产，上级只好从粮库里调拨出一些发了霉的包米粒子做为“返销粮”，分配给马上就要投入夏锄生产的社员们，这只能算作应急措施，各家各户总还得把糠麸、野菜掺到一块儿做成黑乎乎的菜团子，有的人家甚至把磨得细细的豆毛筛了又筛，再抓上几把珍贵的玉米面掺在一块儿蒸成窝窝头，吃得大人孩子一个个都拉不出屎来。这是解散大食堂纠正了“共产风”后两年的事情，至今他们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这几年虽然好了些，但口粮问题仍然是大多数农家每年最大的的愁事儿，当他们把本来少得可怜的麦子分到手以后，就赶忙拿到外地换回些粗粮来，为的是多吃些时日；一个个年轻的壮劳力成天喊着只要什么地方能给吃饱，就是不给工钱也去干。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往往在生产队拼命干一年，年终分配的时候也只能看着别人往家领钱，自己不但领不回钱来，还要倒欠生产队一笔债，这就是他们说的“胀肚户儿”。他们不能不精打细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还要把鸡蛋、鸭蛋攒到一块儿，卖几个零花钱儿，再到供销社买些过日子少不了的咸盐、煤油和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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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8/9 22:38: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