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间休息的时候王小波讲曹操、周瑜,各朝故事,精彩得“像评书一样”。他跟爱人都一再强调,“王小波开始劳动是不太好,不会嘛,可是后来慢慢就改造好了”,他爱人更一再地夸王小波,虽然“割稻做得不太好,个子太高,动作不协调,怕割到自己”,但是“打谷子做得最好,120多斤的大麻袋,一个人从及膝的水田里抬出来”。
王小波讲义气。赵红旗和赵和平的评价里,这排在第一位。“其实也没有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就是在日积月累中,我们觉得小波是一个绝对讲义气的哥们儿。”无论是中学时,还是后来到农场插队,王小波都不爱主动打架,但却总爱做“帮凶”,“平时不怎么说话,但谁要是跟人家动手了,他肯定第一个冲上去”。刚到农场插队不久,分配到瑞丽农场的赵东江小腿被蚊子叮咬,感染到不能干活。听到消息的王小波某一天临睡前跟同屋说“明天我去看看东江去”,大家都没在意,从这里到赵东江所在的瑞丽农场要翻越一座山,足足有三四十公里。这条路正好在中缅边境线上。凌晨3点多钟,赵红旗就听到王小波起床了,拿着个手电筒,带上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护身武器——一根苏式武装皮带上路。当天傍晚,真的就赶到了赵东江的宿舍。也没说什么客气话,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又踏上了返回的路。赵东江至今念念不忘,“谁也不知道小波这一路上有多危险,他还跟我开玩笑说,路上用武装皮带打翻了一头野猪,本来想扛来吃猪肉,但扛了一段实在扛不动了,只好放弃”。
王小波邋遢。这是家人、朋友甚至农场职工们一致的记忆。沈芬的第一反应,就是王小波“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样子,上中学时候,天天“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到了云南,在赵红旗印象里,王小波总是脏衣服轮流穿,反复三四次。老职工段炳芹一度还每周帮他洗一次衣服,说起来老人们都会笑,“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王小波爱看书。“一回来,脚也不洗就往床上一坐,拿个被子往身上一披,开始看书。”看完赵红旗带去的两本古希腊史后,就一遍遍读自己带去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艾建平感叹,“当时实在是精神生活太匮乏了,没书可看,小波离了书就活不了”。小波看书的画面也留在老职工的记忆里,“吃饭也在看,碗边就摆着一本书”。王小波他们来农场时,已经过了1966年“破四旧,立四新”收书最厉害的风头,上面不怎么管,下头的职工们也就对知青们看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王小波自己的书从来都是胡乱往床上一扔。赵和平回忆,小波的褥子底下常常是既有书,又有钳子、锤子等等劳动工具,“他不嫌硌得慌,回来倒头便睡,也懒得收拾,想看了从褥子底下随手掏出来就看,他的床谁也睡不了”。
王小波聪明。不仅体现在他能大段大段背诵文学作品,当地生活做饭都需要到山上去砍柴,是当时最累的活之一,王小波找到当时的农场场长于云生,提议建个沼气池。于云生是厦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王小波的建议大加赞赏。王小波找来书,照着书上的图自己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挖沼气池,那佳还经常过来当帮手。后来,沼气池快要完工时候,王小波因为生病住院了,这项计划最终流产,但提到王小波,于云生还竖起大拇指夸他是“队里最聪明、最有内涵的人”。有个小插曲让那佳记忆犹新,当时农场里的老职工私下里爱给知青们“配对”,大致按照外表和性格议论哪两个人结合比较合适。“我当时个子高,他们总爱把我和小波配到一起去,但我知道小波心高气傲,肯定是想找个有思想、能够和他在精神上交流的人。用小波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抛出一个球,对方得能接得住。”
现实的插队生活里,北京的知青们男女之间互不说话,这让当地人也觉得纳闷,“其他地方的知青可不这样”。《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在小波的插队时代因此没有丝毫萌芽的迹象和可能,至于让人产生诸多猜想的女医生陈清扬,现实里也并不存在。山上15队有两名医生,都是男的,山下的14队倒是有个女医生,叫杨应珍,不过严格意义上只是给医生陈德勋做助手的卫生员,1953年生人,比小波还小1岁。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面容和善,身材稍胖,怎么都看不出小说里的风韵。倒是小说里王二被批斗的场景,在小波的插队生活里倒是真实出现过。
批斗缘于一次打架,当时负责放牛的王小波和负责赶牛车的当地青年龙闷儿,因为用牛的事起了争执,“小波跟人家动了手,还把人家眼睛给打得铁青”,类似《黄金时代》里,王二和三闷儿的纠纷。虽然很快被工友劝开,但王小波和当地人打架的事在农场扩散开来。没过多久,北京有一个知青慰问团来考察,闲聊中就知道了这件事,王小波开始受批判。“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娱乐生活特匮乏,晚上点起煤油灯搞批判就是一种娱乐活动。”同是教育部大院子女的插队知青肖林回忆起当年几乎天天上演的批判“破鞋”活动发此感慨。和王小波一起遭批判的还有赵和平和另外一个叫杨树龙的人。赵和平提起这段经历,会微微一笑,“每天晚饭后,3个人就被叫到农场托儿所的宿舍里,蹲在不到1米长的婴儿床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整整持续了一星期”。此后王小波受到惩罚,被分到打谷场去扛200斤重的麻袋,赵和平则发配到场院去晒粮食。一时间队里把所有的坏事都加到他和王小波头上,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偷懒、打架斗殴,成了名副其实的“坏分子”。14队的北京知青那时还分成两派,二龙路中学的高干子弟和太平桥中学的平民子弟,两帮界限明显。大院里出来的孩子,“当然看不起那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艾建平回忆,“唯有王小波和他们能说上话,不为别的,就因为太平桥帮那边有个头儿也很幽默,爱侃故事,小波觉得那人有意思,就跟他慢慢地搭上了话”。因为王小波和太平桥帮的头儿慢慢熟悉了,两个帮派之间的紧张气氛有了些缓和,但王小波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开批斗会时候,很多人就把那个小子干的坏事都安到小波头上了,但小波从不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