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难忘“蔡武装”
一九六六年的盛夏，如火的骄阳烘烤着大地。晌午，村子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是偶尔从谁家院子里传出几声公鸡的鸣唱，划破了几乎凝固的空气。村外西北地里那一大片麦田金黄金黄的，饱满的大穗子顶着长长的麦芒直竖着，一个挨着一个，挤得密密实实，在微风里摇动着沙沙作响，麦地深处，蝈蝈悦耳的鸣叫声此起彼伏，越是到火辣辣地晌午它们叫的越欢实。
社员们望着丰收的小麦，心里盘算着，按最底标准估算，去了交公粮、留种子的，每人分七十多斤小麦不成问题，差不多也赶上了城里人每个月五斤面粉的标准了。一个个心里洋溢着无限的喜悦，他们早把镰刀磨的飞快，只等着队长一声令下就动手割麦子了。
可是不知怎地，这两天老队长总是满脸愁云很少说话。大伙儿了解他的脾气，怕弄不好挨顿撞，谁也不敢去问一声。
原来，在昨天的干部会上，公社早已给生产队长下达了统一部署。等小麦都进入成熟期以后，公社先召开一次大规模的誓师动员大会，然后统一开镰大战三天，等到小麦全部上场以后，再派出公社那台唯一的“东方红”拖拉机，带上县里刚刚拨下来的那架脱粒机，到各生产队轮流脱粒，让社员们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农业机械化的威力。
其实早在头十天，公社的汤书记就在电话会议上宣布过：“麦收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公社要统一动员、统一开镰、统一送粮、统一向县里报捷。如果哪个生产队破坏了公社的四统一，那么这个生产队长就要承担政治责任……”。
我们生产队今年头一回给麦子施了化肥，想不到长势这么好，而且提前进入了成熟期。队长几天来始终想不通，麦子该割了，为什么还要等着开什么动员会？他的头疼病又犯了，这是他年轻时在部队落下的毛病。他头部受过一次伤，至今还残留着一块弹片，平时没什么感觉，可是一着急上火就非犯这头疼病不可。
这天晌午，他一撂下饭碗就心长草似的来到了生产队那个三间老屋里，习惯地坐在炕沿上抽起烟来。突然，挂在那根榆木柱脚上的广播喇叭又嘁哩喀喳地响了一阵子，接着就传出了公社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部长的声音：“各大队注意，各大队注意，今天晚上七点半，集中全体社员收听公社关于麦收工作的四统一部署……”没等李部长拖着长腔的话讲完，老队长就掐灭了剩下的那半截儿旱烟，往墙角的地上一扔，干咳了一声，就习惯地背起双手，满脸怒气地朝着村子当腰儿靠近公路边的大队办公室走去。
老队长姓蔡，是村上土改时的老党员。没念过书。打土豪、分田地以后，他在识字班学了几天，后来当上了管理区的武装委员，吃上了官粮，有了“铁饭碗儿”，人们都叫他“蔡武装”。搞合作化那阵子，他回到村里发动群众。在头一次动员会上，一个外号叫“李二转子”的竟然钻了他的空子说：“既然是自愿，那我就不入了，往后全家光屁股也用不着政府操心。”他说完抬腿就往外走，有几个有顾忌的人这时也跟着站起来要走。“蔡武装”急了，嗷唠一嗓子就把那几个人镇住了。“你们为啥不参加？就愿意这么散扒拉地干受穷？”
“李二转子”过去在外面混过几年见过些世面，他说：“哎，蔡武装，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还不愿意过好日子，如今各家都有了土地，谁愿咋干就咋干呗。都整到一块，弄不好全喝西北风。赶情你捧着铁饭碗饿不着了，我们到时找谁去？”
“蔡武装”这才明白，大伙儿攀的是自己。三天以后，他又回到村里来了，重新召开大会。有了上一次的争执，这次开会的人来的更多了。“蔡武装”把狗皮帽子往土炕上一摔：“扯他妈别的没用，我照直跟你们说了吧，我的公职不干了，官粮不吃了，从今儿个起咱们都一样了。你们都掏心窝子说吧，这合作社到底是办是不办？”
人们吃惊地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好样儿的！”又是“李二转子”扯着脖子喊了一声，连调儿都变了味儿。“就冲你这党员，咱心里佩服，谁他妈再说熊话不是他娘养的！”“行，这回你就说吧，我们跟着你干……”
当天晚上，大部分都登了记，到第二天晌午，全村二百多户全都入了社。
他没白天没黑天地领着社员们一块干。开起了豆腐坊，又盖起了粉坊，还派社员上山采摘，割苕条，组织弱劳力编土篮子、编炕席，农闲时期还把生产队的马车派出去进城拉脚。到了年底，他领导的这个社家家都粮食满囤，添置新衣服、新农具，各家都过上了一个丰收年。
成立公社以后，他当上了村里的大队长。一次公社召开“定指标、放卫星、掀高潮”大会，不少大队干部都放出了亩产千斤的“卫星”，他可急了，脸红脖子粗地与人家争辩，还骂人家是“吹牛皮”、“放空炮”。结果遭到公社领导的批评，戴了半年多“思想右倾”的帽子。可是他就是不听那个邪，憋足了劲儿领着社员把自己那个大队搞得红红火火。到年终分配时，社员们口粮分配在全公社最多，劳动日值也最高。公社想把这个冒尖儿的大队当成先进典型报到县里，可又一想，大队长还戴着右倾的帽子，报上去不大合适。可是消息不胫而走，县里竟组织人马到大队总结经验来了。这下可糟了，工作组发现“蔡武装”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落实县委以粮为纲的指示，而是一些歪门邪道，还搞什么定额包干那一套。“蔡武装”这回又倒霉了，成了“抓住资本主义尾巴不放”的反面典型。工作组训斥他“只顾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批评他“把社会主义的马跑瘦了，把社会主义的路跑偏了”。是“既得利益者”、“狭隘的农民意识”要求他做深刻检查。要他牢记，我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时公社杨书记也一再检讨自己，由于官僚主义，才出现了“灯下黑”。
公社领导的面子让他丢尽了。县工作组走后，公社党委就宣布他停职反省，听候处理。接着，公社又派一名副书记来到大队，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考虑“蔡武装”在群众中的威信，给了他个降职处分。从那以后，“蔡武装”就成了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小队长。但人们对他的称呼仍没改变。
蔡武装的老伴也生在穷苦人家，嫁给老蔡以后，三十八岁上才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大壮。这小子淘气，一次，在学校里跟同学摔跤挣断了腰带不能上学，他妈到供销社去买，一问要七毛钱没有舍得，回来就跟队上的保管员要了一缕麻，回家搓了一根麻绳，让儿子扎在腰上。第二天被蔡武装看见了一顿追问，老伴不敢不实说，结果，蔡武装一把拽过老伴来又猛地一搡，老伴咣当一声脑袋撞到了墙上，鼓了个大包，蔡武装狠狠地教训她说，往后你们再敢动生产队一根钉子，我非剁了你们不可！
蔡武装任生产队队长不久，听社员们背地里议论，说会计的帐目不清楚，会计一个人管帐又管钱，支多少花多少谁也不知道咋回事。
大伙反映的会计叫王彬 ，是蔡武装的外甥，小学六年文化。蔡武装不声不响地请来大队会计帮助清查帐目。结果发现王彬这小子占用了生产队七百多元现金。王彬两口子上蔡武装家求情，蔡武装让他打了个欠条，年底一次扣清。在晚上的社员会上，蔡武装毫不客气地宣布免去王彬的会计职务，由社员大会另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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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8/11 20:36: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