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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抚摸逝去的日子四D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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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逝去的日子四D  发帖心情 Post By:2008/8/11 20:41:00 [只看该作者]

 

蔡武装的命是很苦的,父亲早亡,十四岁的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母子俩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过的是猪狗不如的日子。一天,母亲把他送到舅妈家里,说自己到邻村讨点粮食去,结果一去不回,吊死在了村口的歪脖子树上。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东山上抗联里的舅舅摸黑一夜没合眼的叶医生,这时也坐在北炕上靠着装满玉米的麻袋睡着了。

回来,第二天天不亮就带着他上了东山。打那以后,村上人谁也不知道这孩子的下落。一九四六年冬天,他终于回来了。他在抗联队伍里已经长成了一个体格魁梧的小伙子,如今当上了土改干部。他娶了媳妇,四十四岁时才有了这个儿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小子十来岁就当大人使唤,跑里跑外全靠他。昨晚要不是他冒雨去找我们,他爹今天的病情还说不定啥样子呢。

天大亮了,几个知青领着叶医生到知青点去吃早饭了,我在这里盯着。吃完饭几个知青回来说:“叶医生到大队给她们院长打电话报告这里的疫情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乘机赶快回去吃饭。路过大队办公室门前时,心想应该把“蔡武装”病倒的事告诉胡干事。想不到我刚推开外间屋的房门,就听见从屋里传出一个女人和胡干事吵架的声音。“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深更半夜的又下着雨,你不来有一百个理由,谁会谴责你?”这是胡干事的声音。“良心会谴责我。良心!你懂得良心吗?下雨又怎么样,我尽的是一个医生的天职!”这不是叶医生吗?她怎么和胡干事吵起来了?

“良心!良心会谴责你?你就不怕我谴责你吗?你们两个人深更半夜地骑在一个马背上……”

“你住口!卑鄙,”叶医生急不可奈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的灵魂这么肮脏!”叶医生扭身一推门要出来,可是被胡干事一把把她搂了过去。“看看,又急了吧?跟你开个玩笑你也当真?”“别唬弄人了,拿我当三岁小孩子呢?为什么没早看透你!”“行了行了,我还不是怕你被传染上嘛,得了,咱们还是讨论一下关于良心的问题吧,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讲良心,你也是个预备党员,难道忘了我们党讲的是马列主义,是……”。“无耻、自私!”叶医生顶撞道:“你简直自私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哎,你看看,你脾气又上来了吧?你想想,你要是传染上了那种病我可怎么办呢?我是有权利保护你的嘛”。胡干事的声音有些干涩了。

叶医生再次止住了眼泪,掏出手帕擦干了脸上的泪迹,冷静地说:“真幸运,你今天终于暴露了自己灵魂的虚伪。过去也曾道听途说,今天我见实了,我明确的告诉你吧,我是决不会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的。”说完头一甩,推开房门冲了出来。

我打消了跟胡干事谈一谈的念头,心情极不平静地回到知青点儿。刚一进屋,就被好几个知青围了起来,他们七嘴八舌地嚷着,像是刚刚跟谁吵过架似的。小苑气呼呼地抢先说到:“你回来了,正好,你看胡干事这小子多不是东西,昨晚后半夜我们几个回来,他听说‘蔡武装’得的是疟疾,怕我们传染给他,一大早就把行李搬到大队去了。”我心里庆幸没有跟他见面。

快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忽然想起了叶医生,几个女知青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她的影子,直到她们饭后回到女宿舍时,才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

病人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危险,需要安心静养,口服药我已经留下了。明天上午,我再来给他做静点。  我真佩服你们这些插队知青,你们崇高的心灵将永远激励我努力工作,我愿做你们的朋友,向你们学习。以后有事尽管找我,不必客气。再见。

                              你们的大姐姐:叶霞  即日

叶医生竟然一个人回到了公社卫生院,带着一夜的疲劳和困倦,又到她战斗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天职去了。

这年的年底,我们知青没有回市里过年,要在农村过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知青点上杀了一口大肥猪,有肉有面过年也足够了。

初一刚过,我们知青点上每天都有各生产队的小青年涌到这里,他们是来邀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的。他们一个个都带着大人的旨意,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他(她)们一声哥一声姐地叫着,让我们无法不接受他们的好意。他们把知青到自己家做客当作一件十分得意的事情。

初三那天下午,我们生产队有两家的孩子脚前脚后地来找我们队的五个知青去吃饭,怎么办呢?去谁家不去谁家呢?于是只好分成两伙,两个女知青跟着妇女队长的女儿上她家去了,我跟小齐,小邢三个人跟着大壮上蔡武装家去了。

蔡武装和他的老伴老远地看我们进了当院,就笑呵呵地推开房门把我们迎了进去。进屋一看,南炕上早放好了饭桌,摆好了碗筷,蔡武装的老伴开始脚不沾地的在外屋厨房忙乎起来,不大工夫两凉六热八个菜就摆满了桌子,蔡武装一边往小碗里给我们倒酒,一边说:“过年了,你们也没回去,不容易啊!这儿就跟你们自己家一样,别外道,咱屯子没啥好吃的,跟城市过年没法比。来,咱爷几个先啁一大口!”说着就端起了酒碗。

因为在他家吃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们几个也不客气,不大工夫我们都喝成了“大红脸”,蔡武装的老伴又把刚煮好的饺子端上来了,真让我们一个个都有了家的感觉。心里涌动着亲情的暖流。

我不习惯在炕上盘腿,再加上炕热得烙屁股,所以总是不断地改换着坐姿,蔡武装立刻喊大壮给我搬个小板凳来,我急忙说自己来。说着就趿拉着鞋迈出门槛,大壮他妈慌忙地拎着板凳正要进屋,她急忙往屋里拦我,可是我已经迈出门槛,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原来只有蔡武装一个人陪我们在屋里喝酒吃饺子,大壮跟他妈却围在锅台边上吃小米饭,旁边还放着几棵大葱和一小碗大酱,大壮他妈一边用身子挡着我的视线,一边催我快进屋喝酒,我实在忍受不住了,一股酸流堵住了我的咽喉,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今天还没过“破五”,蔡武装家的伙食就“掉”下来了,还留着饺子请我们来吃,我怎么还能咽得下去啊!我无法再回到酒桌上,就从他家柴堆上捞起了蔡武装那件破棉袄往身上一披,假说出去方便,推开房门就快步如飞地到了青年点,一路上我心想,我真是个混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外屋跟他妈吃小米饭,我们还恬不知耻地坐在人家炕上大吃大喝,还是大城市里的洋学生呢,狗屁不懂,怎么活来着?我把我们年前准备的苹果、冻梨、还有两盒五餐肉,一股脑地装了一书兜。抬手又抓过一挂鞭,回头就往蔡武装家里返。进屋之前,我把满满的一书包好吃的东西裹在蔡武装的棉袄里头,仍然放在柴禾堆上,只是把那挂鞭拿在手里,一进屋就说:“大壮,过年了,走,上外头放挂鞭去!”大壮惊喜地望着那挂鞭,乐得一蹦老高,扔下饭碗就跑到当院去了。

听着劈劈啪啪的爆竹声,我眼里又浸满了泪花。大壮长这么大,说不定还没放过这么长的一挂鞭呢,我回到屋里,蔡武装跟那两个“大红脸”正唠得火热,小邢说我逃酒,出去这大半天才回来,要罚我,我没说什么,心想,你们这两个傻狍子跟我一样,也都是混蛋!

吃完饭要往回走时,小齐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塞进大壮的口袋里,我和小邢也照此效仿,一阵争吵撕扯之后,我说,大婶,你就用这几块压岁钱给大壮买条新腰带、换个新书包吧!蔡武装两口子感动的不得了。接着我又跟蔡武装说,蔡大叔,我听说你为了一根麻绳还动了家庭暴力,你该向大婶道歉,你们这么亏孩子,我们心里也是不好受的,这几块钱不多,也是我们的心意啊……

在回知青点的路上,我跟小齐和小邢讲述了我看到的情形,他们俩也一下子傻了,默默不语。他们在想什么,肯定跟我也是一样的。

第二年秋末,“蔡武装”因急性脑炎不幸去世,时年五十四岁。为他送葬的是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屯西头出来,一直到位于三节地的坟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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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北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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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08/8/11 21:30:00 [只看该作者]

    一口气从第一篇看到这,写得真实,只有在那个年月里在农村待过的人,才明白农村需要什么,那会农村是什么样。期待着后文。另外,提个建议,您可以在一部分发主帖后,再点主帖的回复,把下一部分直接跟在主帖后面,这样就可以把整篇文章集中在一起,免得将来因别人回帖,把文章分散了。也不用ABCD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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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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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08/8/11 21:53:00 [只看该作者]

结局太不尽人意了,多好的人就这么走了?老天真不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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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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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08/8/12 9:19:00 [只看该作者]

朴实的经历描述,真实的情景再现。
楼主是一位善良真挚的好兄长!那位伟大的叶医生也是我们尊敬的对象!
感谢楼主的好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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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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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逝去的日子  发帖心情 Post By:2008/8/12 21:35:00 [只看该作者]

 

 第五章  兼职的眼镜猪倌

可能是相信这些知青讲究原则又能写会算,“社教”运动后,上级一下子就在我们大队的六个小队里撤下来五个生产队会计,全都换上了本生产队的知青,我们这些知青会计果真是公是公,私是私,不贪不占,一丝不苟。我们生产队新上任的知青会计叫齐庆大,他上任不久,生产队的财务管理就有了新的变化,社员工分每天上墙,生产队帐目每月公布一次,接受群众的监督。

齐庆大是我的高中同学,下乡后跟我分在一个生产队。平时话语不多,戴一副深度近视镜,表面看来有种知识分子与农民格格不入的味道。恰恰相反,齐庆大的忠厚、耿直与真诚,后来人们是有目共睹的。他办事极其认真,说话直来直去,甚至有时像“撞人”,不愧是工人阶级的子弟。

小齐当了会计以后不久,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项工作对自己来说只要有一半精力就完全可以做好,虽然不脱产,可以跟农民下地劳作,但总是感觉苦和累的程度不如农民,这不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和树立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于是他总是想要为生产队再干点什么,于是他又主动拦下了给生产队喂猪的活计。本来生产队有一个专门喂猪的饲养员,论付出的体力跟上地干活的社员们没法比,可是他跟大伙都挣同样的工分,这使得很多社员心里不平衡。但是喂猪这活很脏,不论阴天下雨,总要给猪一天喂三遍,而且还要垫圈、起圈、粉饲料、拌猪食,然后再挑到几十米外的猪圈也并不轻巧。所以弱劳力干不了,强劳力不愿干,尤其年轻人更不愿意把自己一个人留在生产队当院跟一群“大耳朵”滚在一起,干这些又脏又臭的活。

小齐琢磨了几天以后,就跟程队长提出了自己要兼当猪倌的要求。一开始,队长还以为他要挣两份报酬,有些面带难色,小齐看出队长的心思接着就说,我当会计又当猪倌挣一个劳力的工分,给生产队喂猪我算义务。队长说那可不行,你要真干,晚上就让大伙讨论讨论吧。

会上,不少社员认为小齐要当猪倌是在开玩笑,生产队会计在人们心中历来就是能写会算的文化人干的,不少人巴结还巴结不上呢,怎么会扔下会计不干去喂猪呢,这时程队长才发现是自己没说明白,于是又补充说,小齐要连当会计又喂猪,喂猪算给生产队尽义务,节省一个人的开支……

大家这才回过神儿来,惊讶地说,那可不行,人家干两份活不给双份报酬也得给人家算一个半劳力,多劳多得嘛。小齐发言说,大伙别吵了,这事我早就决定了,如果多拿队里的工分我心里不踏实。

第二天他从原来的饲养员手里接过了猪食扁担,当起了兼职猪倌。

他利用半个月时间把生产队的大猪圈重新整理了一遍,一个人从圈里起出十几车猪粪,又掂进十几车土,猪舍里都换上了新麦秸。又给漏雨的猪棚重新苫上了草,熬猪食拌饲料的小土屋也被他整理的井井有条。

不知啥时后齐庆大还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给病猪打针的技术,尤其是见要打针四处乱跑的病猪,他竟能一边追一边把药液推进猪的体内,他还在有经验农民的指导下为一头母猪接产,弄的满手血污,他怕母猪把小猪压死,叫来我们几个知青协助他轮流值夜班,看着八头洁白的小猪崽玉兔般的跑动跳跃,我们一个个都忘记了困倦和疲劳。

伏天里,连日的阴雨泡得猪圈里进不去人,小猪也无法进食了,齐庆大顶着雨,穿上水靴跳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四股叉往外掘着臭泥烂浆。我们也被感动了,中午没回去吃饭,也用锹叉干了起来。

齐庆大十分精细,他发现有只小猪拉稀不愿吃奶,就上猪圈南面的大壕里逮了几只蛤蟆,煮了喂小猪,结果立马见效,第二天小猪就吃奶了。我问他怎么知道这能治小猪拉稀,他说是从《农村实用手册》上看的,我心里真是佩服他那种干啥像啥、干啥钻啥的劲头。

那年月,生产队虽然集体养猪,可是社员们却是吃不上猪肉的。逢年过节要想杀口猪是必须请示大队领导批准的。这一年,小齐为了让社员们好好过个元旦,经大队批准后,他把预留的那口“花腰子”头一个月就加了料。元旦前那几天,小齐就住在了生产队,为的是夜里给“花腰子”加一顿夜宵,那猪上膘很快,胖的招社员们喜欢。不少人常围着“花腰子”给它估分量,都说三百斤挡不住。小齐心里喜滋滋的,可头脑里却放松了警惕性,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口大肥猪早就让偷猪贼惦记上了。农历刚进冬月的头一天晚上一点多钟,小齐挑着热乎乎的猪食到了圈门口,每回不等他放下扁担,“花腰子”就哼哼着向猪槽奔来,可今天却没有动静,小齐用手电朝里一照,发现猪不在圈里,小齐的第一反应是猪让人赶走了。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赶忙绕到猪圈后头,跳过矮墙,果然发现那猪圈的后墙被人抛了个大豁子,南壕沟里还留下了一溜人和猪的脚印,是越过壕沟朝西南方向去了。小齐心里一阵慌乱,赶紧跑回生产队的土屋,叫上刚刚套上毛驴打算拉磨的豆腐匠老杨,一人拎起一条扁担追了出来。

由于头半夜刚刚下过一阵小清雪,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两人拿着手电顺着蹄印,在露着苞米茬的大地里,小跑着撵出三里多地,两人已累的气喘吁吁,这时他们恍惚发现前面不远处像是有人影晃动,两人一阵兴奋,快追一阵,到跟前一左一右分开形成包抄之势。真是做贼心虚,偷猪贼听到后面有人怒喊时,其中一个松开拴着猪后腿的绳子撒腿就跑,另一个拿着镐头打算与小齐他们较量,结果被小齐一扁担拍在了他的后腰上,那小子一个趔趄前抢了几步,差点趴在垄沟里,他见来着不善,于是跟头把势地顺着垄沟朝南逃去了。

小齐和豆腐匠老杨牵着那根绳子把惊魂未定的“花腰子”赶回了生产队。有个这次教训,后两天夜里,小齐一直不敢睡觉,一宿出去看好几次,直到腊月初四杀猪那天,小齐才放下心来。“花腰子”是长肥了,小齐却掉了好几斤分量。生产队二百多口人每人分了一斤二两肉,作价一斤一元,头蹄下水二斤算一斤,钱记在往来帐上,年终分配时扣出。别看肉不多,可给各家带来了不少过年的气氛,他们对小齐充满了感激,纷纷建议知青分的肉就不算钱了,队长这时也笑着立马拍板做出了决定。

秋收分配结束后,小齐把帐目公开贴在墙上。人们发现豆腐匠老杨家的猪肉没算钱,小齐仍然把知青的肉钱扣掉了。还发现,社员们一致通过的每天给他一个半劳力工分的决定他也未执行——因为“笔杆子”掌握在他手里。他不会用这只笔杆子为自己牟取私利。

这年的秋收分配开始了,各队都围绕着如何制定分配方案,接二连三地争吵了几个夜晚。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农民极力主张按人口分配口粮,理由是人人都要吃饭,共产党不能饿死人;那些人口少、劳动力多的社员大喊着要按劳动工分分口粮,说这才是多劳多得,直到上级发下来“红头文件”以后,争论才慢慢平息。按照上级分配政策,经过预算,那时我们生产队每个劳动日才分九毛钱,有三分之一的“胀肚户儿”,这还算不错的生产队,劳动力多的人家也就是领回三四百元钱。社员们辛苦了一年,这时候很难说不急眼,他们在下台会计的怂恿下,开始向这些知青会计发起围攻了,他们扬言要推翻结算方案,把帐交给老会计重新核算,这时候,他们才不考虑什么“三者利益”什么长远利益呢,他们认为那是遥远的大道理不当饭吃;眼前过日子才是正格的。

那天晚饭刚过,生产队一名年轻党员带着五六个社员来到了我们知青点,围住了会计齐庆大,他们只问他预算为什么开的这么少,今年产量不比别的队低,人家怎么能开那么多?这些人的语气极不冷静,显得有些气势汹汹。小齐一时无法跟他们解释清楚。这时又有人说,要不让老会计帮你重算吧,人家当了好几年会计,心里早就算好了,说最少能开一元呢!他们见小齐无动于衷,就开始上来抢帐,小齐一下子把帐本夺过来厉声说道:你们可以找上级核查,有问题我负责。你们不能乱来,这时那个党员说,叫老会计重算一把也没啥,我是党员,出了事我兜着。小齐坚定地说:“你一个人代表不了党”。然后把帐本装进书包,背起来就走出了知青点,沿着房后的公路朝公社方向跑去。这些人望着小齐消失在夜幕中的身影,一个个又担心起来,生怕出点什么意外。于是他们在后面大声喊着让他赶快回来。小齐没有回来,这些人在后面却听到了小齐唱给他们的歌声:“贫农下贫农一条心,山南海北一家人……”社员们听了,一个个的心都软了。歌声似乎让他们头脑清醒了许多,终于其中一个人用自行车把小齐接了回来,但他们还弄不懂一个问题:小齐为什么这么死心眼?

程队长从公社回来已经是点灯以后了,听说了这件事,怒不可遏地撂下饭碗就来到了生产队。先叫来了队里的党员,他没好气地说:谁他妈这时候领着社员起哄,就别想再重新登记!那个“出了事我兜着”的党员立刻耷拉了脑袋。在紧接着的社员大会上,程队长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有些人就是见钱眼开,忘本呐!不少人白吃了那么多咸盐,怎么就经不住个别人的煽动呢?人家齐庆大干两个人的活挣一个人的钱,人家今年才二十一啊!跟人家比比,有愧啊!人家图希啥?不知道钱好花?能不考虑国家政策闭眼睛胡来吗?”老队长越说越来气,会场气氛显得紧张起来了。这时,生产队的门开了,来的是大队书记和两个公社干部,他们严肃地向农民交待了今年的分配政策,充分肯定了我们生产队上报的预算方案,教育群众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对于妄想搞垮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阶级敌人,我们决不能姑息迁就,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也不知农民的思想是真通了。还是被上级党委的权威给镇住了,反正那场风波是被压下去了。

第二年,霜来的特别早,粮食没上成,社员们叫苦不迭;然而头一年比较充足的储备粮这下子可用到了刀刃上,事实教育了他们。不少农民愧疚地说:“还是得让有文化的人当家呀!眼光看的就是比咱们远”;“可不是咋地,人家图个啥,让咱们骂了个够呛,还不是为了咱们大伙呀”!

打那以后我们大队那几个知青会计说啥农民都相信,还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贴心人和队里的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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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逝去的日子  发帖心情 Post By:2008/8/12 21:38:00 [只看该作者]

 

第六章  相逢百草滩

我们生产队有块大田在屯子西北方向,所以都把那片地叫西北地。地头儿那一端是一片野草甸子,沟沟坎坎儿的高低不平。当地农民都叫它“百草滩”再往北就是长安屯儿,所以百草滩就成了一片狭长的“两不管儿”了。幽静的少陵河在坎儿下平静的流淌着,河面只有七、八米宽,河水也不过没膝深。

在我下乡第二年那个春末夏初的日子里,星期天村上的小学生都放假休息,队长派我带着这些孩子到西北地去间包米苗儿。那天天空格外晴朗,蔚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丝毯般的绿地上游动着生产队的牛羊。野草甸子在阳光下泛着靛蓝、滴着翠绿,闪烁着细碎的乳白色和鹅黄色的小花,交织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萌发着一种令人荡魂的柔情。

休息的时候,小学生们都蹦蹦跳跳地四处采集野花去了。我仰躺在一道宽宽的土坝似的绿色土坡上,把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枕在头下,尽情地体验着大自然那种让人心灵迷醉的美妙意境。天上游动着的浮云,从容而慵倦地飘移着,空旷的蓝天下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那里。也许是触景生情,我不知不觉地放开喉咙唱起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可是让我万没想到,这时在绿坡另一侧还有一大群长安大队的女青年也在那里休息,她们听到歌声后竟然悄悄地从西北坡爬了上来,好奇地朝东南坡下张望着。在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里,还夹着女孩子们叽叽嘎嘎的笑声。这使我十分意外,脸刷一下子红了起来,急忙翻身坐起并扭头朝那边望去,这群姑娘见我发现了她们,便呼啦一下子朝坡下跑去了,像是做了什么丑事被人发现了似的。她们一边跑一边嬉闹着,可是在她们中间却有一个姑娘并不象她们那么狼狈,她只是缓缓地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又朝跑在前面的那群姑娘喊到:“跑啥呀,能把你们吃了咋地?看把你们吓的!”她刚一说完,我就听见那边又传来一阵笑声,还有一些我听不清楚的话夹在里面。

我虽然是大城市里长大的小伙子,可还从没遇见过这种场面。我不自然地朝坡下走去。还没走几步,就听见背后又传来了她们的吵嚷声。原来这帮姑娘又从坡下上来了,为首的正是最后退下去的那个姑娘,她望着我的背影,有些不大好意思的问道:“你是哈尔滨来的知青吧?能不能教我们几首革命歌曲呀?”她的话音刚落,站在她身后的那群姑娘又前仰后合地笑了起来。我这次回身时才注意到,这是个妩媚动人的女孩,整齐的留海儿覆盖着她的前额,一双齐胸长的粗黑的辫子一前一后地分布着,两条眉毛不浓不淡,弯弯的,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眸子里闪动着山村少女那种灵秀、纯真而略带羞涩的光。

出于礼貌,我站住了,扭过身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其实我不会唱歌,刚才是瞎喊。”“我们都听见了,你就别谦虚了!”她直截了当地戳穿了我的谎言,我只好假装没听见,头也不回地继续朝坡下走去……

第二次见到她,是在我当上了公社不脱产的团委副书记以后。在公社的一次团干部会议上,我意外地发现了她。从会议登记表上我才知道她是长安大队的团总支部书记,叫郝美玲。

   散会以后,等别人渐渐离去,她走到我跟前说:“王书记,还认识我吗?”我急忙说:“啊,好像见过。”“你现在负责全公社团的工作了,我们大队办宣传队的事,这回你可不能袖手旁观了吧?”说完,她首先爽朗地笑了起来,我的脸又一下子变得火辣辣的,除了她对我的称呼让我感到别扭以外,更主要的是她又让我想起了去年在那个百草滩跟她们那群姑娘“遭遇”时的尴尬场面了。我连忙解释说:“咱们互相学习吧。”“主要是向你们学习,不光学唱革命歌曲,还得学你们的一颗红心呢!”她见我有些不解,又接着说:“我是六六年在县里高中毕业后回乡的,比起你们来可差远了……

   原来她是个回乡知青,如今已成了她们那个大队青年的领头人。再想起去年她们要我教歌那件事,我心中不由地生出些愧疚了。

   这一年麦收工作结束以后,我从哈市给大队办事回来,从兴隆镇一下火车,就连跑带颠儿地挤上了那辆开往县城的当天最后一趟班车。汽车拖着黄褐色的滚滚沙尘,在山路上颠颠簸簸地跑了一个多小时,眼看快到青年点儿了,可是不凑巧,前面一辆装满沙石的“解放”车压垮了少陵河上那座年久失修的木桥,汽车倾斜着停在桥上不敢动弹,坐在后面班车上的所有乘客只好下车了。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美丽的夕阳在西边天际抹上了几道粉红色。我急着赶路,便随着人流踏上了那条从玉米地里穿过的毛道儿。玉米长的已有一人多高了,我们在里面穿行了十几分钟才走到这块地的尽头,这条小径把我们带进了一座村庄,原来,这就是长安屯儿。我还是头一次来到这个村庄。刚一进村头儿,就听见从道边儿上那座旧场院里传来了《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唱段。我扭过头去望了一眼,发现在一群年青人围成的圈子里,一个姑娘正随着半导体收音机里教唱的革命样板戏边唱边舞。还有几个女青年在她身后模仿着动作。她那轻盈的舞姿,舒展的手臂,脚下移动的碎步,甩动的辫子和那投入的神情,把顺路经过这里驻足观望的乘客们都看呆了。我不能不承认,艺术决不是城里人的专利。在这座偏僻的小山村里,我看到了一个山村姑娘对文化生活和艺术本能的追求与向往。

这时,收音机里教唱完毕,只见那姑娘停下舞步,收起放在地上的收音机,对跟她学舞的队员们说了声:“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继续练习。”便领着那群女孩子从人群让出来的一个豁口儿走了出来。

“这不是郝美玲吗?”我心里头一塄,两只脚稍稍迟疑了一下儿。想不到这时她竟一眼发现了我,惊讶地向我喊道:“王书记——”在她身后还跟上来几个女孩子。我急忙向她打个手势说:“别这么叫,咱们不都是知青吗?”

“不这么叫,那咋叫啊?”说着她又半捂着嘴爽朗地笑了起来。“你什么时候来的?是到我们大队来蹲点的吧?”“不,我是从这儿路过,你们可真下功夫啊!宣传队肯定会办得挺棒了。”她脸上微微泛起红晕,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可别夸了,我们一个个都死笨的……”,“可不是咋地,也没人给我们指导,没辙了只能跟着收音机一天练那么一会儿。”她身后一个姑娘直率地插了一句。我听得出来,她们还是对那次我没有教她们唱歌儿耿耿于怀呢!

郝美玲似乎觉得这个女孩子的话有些刺激,急忙说:“哎,今天可巧了,我看你干脆别回去了,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给我们指导指导吧!”那群女孩子也“是呀,是呀”的附和着。这下子我可慌了,连说了几个“不行”之后,又认真地补充道:“过几天我让我们知青点儿来两个人怎么样?”说着就开始移动起脚步来。

“说真的?那我可得真要感谢你们了。”郝美玲说完又向前走了几步说:“你先别忙着走,我告诉你一条近道儿。”说话间,她走到我跟前,抬起手指着南面那个岔道口儿说:“顺着右边那条毛道儿往前走三里多地,趟过少陵河就是百草滩啦。”

“啊,想起来了,”我急忙说:“到了那块草甸子我就知道怎么走了。”说着,我就放开脚步顺着郝美玲指给我的小毛道儿走下去了。

一路上,她的音容笑貌屡次在我眼前浮现。一种莫名地情感在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腾着。

这年冬天刚一打完场,我就带着两个女知青,踏过封冻的少陵河冰面来到了长安屯儿。算是兑现我当时的承诺。第二年种地之前,郝美玲又带着四个男女青年到我们知青点儿上来学习样板戏来了,还把她们那里涌现的好人好事讲给我听,要我结合这些内容帮她们编几个小节目。为这两次来往,我们宣传队的那些小伙子还背着我搞了一些鬼名堂呢!

那次各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都集中在公社俱乐部演出,想不到我们宣传队里那个叫赵凤全的调皮鬼竟导演了一场拿我这个“傻冒儿”知青开心的闹剧。

那天,郝美玲亲自为她们的文艺宣传队报幕,她脖子上围了条雪白的纱巾,衬着乌黑的头发和闪亮的眼睛,笑容可掬地从舞台一侧走到中央,看上去楚楚动人。她刚一开口报节目,坐在台下前几排里的这个调皮鬼,突然扯着嗓子有节奏地大声喊起了我的名字,随后,我们这个宣传队里二十几名队员几乎同时抬起胳膊,用手指着坐在他们当中的我,有节奏地呼应道:“在——这儿——呢”,而且他们默契地配合着一连呼应了好几遍,然后又都前仰后合地哄笑起来。郝美玲在台上站了一会儿,还是静不下来,于是红着脸,扭身回到了后台。台下顿时又发出一片笑声,不知情的农民观众被搅得莫名其妙,我也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胡闹搞得十分狼狈,一时不知所措。我涨红着脸急急忙忙地挤出了门外;心想这个小子也不看看场合,虽然并无恶意,但也不能把玩笑开到这个份上呀……,我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

演出以后,我把赵风全“文明”地臭骂了一顿,又狠狠地踢了这小子一脚,想好好教训他一番,没想到这一脚踢重了,只见他一边道歉,一边抱着膝盖呲牙咧嘴转着圈儿地跳。弄得我倒有些后悔起来。

原来,郝美玲有个表哥住在赵风全家那个队里,那天,她到表哥家串门儿,拐弯儿抹角地打听起我的一些情况,这事儿被赵风全知道了,加上两次宣传队之间的学习往来,在他看来,这姑娘是对我有那种意思了,于是,他把这事儿在宣传队里神秘地散布,而且“对外保密”,怪不得,早晨我们排练之前,队员们一个个都诡秘地瞅着我笑个没完;下午排练时,这些姑娘、小伙子们还是叽叽喳喳地不听我的指挥,跟往常完全不一样了,连宣传队里的那几个知青也被他串通好了。于是,今天晚上他们按着“预谋”上演了开始的那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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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错爱一生

我工作的那个学院在某小区买了两个单元的房号,给原来住合厨的教师解决住房紧张的问题,我也是受益人之一。入住新居以后,我每天要骑自行车上班。那天早上,正在路口下车等红灯,一只扫帚伸到了我的脚下,我扭过头来一望,是一位环卫女工,嘴里说着:“借光,让一下”。是一种听起来吐字有些含糊,让人感觉似乎舌头不太灵活的语声。使我感到十分耳熟。我不敢相信真的是她,于是又细看了一下那个围着围巾戴着口罩的女工,从她迟缓的动作上我还是认出了她。与三十年前不同的是,岁月使她的体态显的臃肿起来,再不是从前那个身材匀称、性情开朗的女知青。

“你是——张秋香吧?”我试着问。只见她慢慢抬起头望了我一眼说:“啊,你不是——王振庭嘛!”我赶忙把自行车靠到一边,打算跟她细唠一阵,我们毕竟有三十年没见面了。这时只听前面那个女工朝她喊了一句,快点收,这还有一堆呢!我想这女人大概是她的顶头上司,于是简单地问了几句以后,便匆匆记下她的临时住处,骑上车到单位去了。

一路上,我回忆着我们一块下乡插队的往事,猜想着她现在的生存状态……一到办公室,我也干不下去什么,心里像长了草,于是随手拨通了在哈的几个乡友的电话。

当天晚上,我绕来绕去,打听了好几个人,终于找到了她的“家”。那是黑龙江大学校园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一个棣属永久村的废弃的井房,孤零零的一座土屋,屋里没有电灯,我们点着蜡烛说话。

“县里按政策给了一个子女进城指标,就都跟着过来了。”她吃力地慢吞吞地说。她推醒了正在睡觉的儿子说:“这是你王大舅”。那孩子揉着尚未完全睁开的两眼,咧嘴朝我笑了一下。

这房子分成里外两间,间壁墙上只留了一个门洞,没有安门,四壁全是裸露的泥墙。这是她儿子在一个小厂干活时,别人给他找的临时住所。

“我说,儿子回来了,就行了,咱在农村种地也不错,谁能拧过他呀,说啥也要跟着进市里……”这个“他”,就是她的男人。

回到家里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了三十年前的那些事……

张秋香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解放后被镇压,那时她才五岁。她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浓重的政治阴影中艰难度日。在居民委也常受到别人的岐视和白眼。一九六四年张秋香从四十二中初中毕业她为了摆脱这种环境,决定放弃升学学习董加耕、邢燕子下乡插队,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的一片赤诚。母亲理解女儿的心情,没有阻拦她,希望她摆脱家庭的羁绊成长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人。

下乡后,张秋香在生产队任劳任怨,很快就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受到社员们的好评。

下乡第二年的秋天,生产队竖房架子,我们几个男知青也参加了这项劳动。这时女知青徐德令和张秋香也围着队长,恳求着,非要参加不可。她们说,男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不信就试试看,干嘛老看不起女工!她们终于参加了这项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劳动。房架子竖起来以后,社员们把刚刚打过皮的椽子,一根根举到房顶摆开,突然有几根椽子受到震动从上面滑了下来,其中一棵椽头恰好击中了张秋香的头部,她当时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队长急忙派人套车把她送到公社卫生院,初步确诊为重度脑震荡。她昏睡了两天一夜才苏醒过来,那次受伤以后就留下了后遗症,人变得反应迟钝,动作缓慢,舌头不听使唤,说话也变得含糊不清了,她的姐姐在她住院期间也曾来过一次,住了几天以后就再也没来看过她。以后,女知青徐德令就时时刻刻照顾着她,跟她一起下地,一起回青年点吃饭,生怕她再发生什么意外。这时的张秋香也只能顶半个女劳力,妇女队长照顾她,常给她派些简单的活计。

一年多过去了,生产队有人劝她,嫁个能干的社员吧,安个家也好有人照顾。可是她听说要给她介绍的是一个富农子弟,就一个劲地摇头,还反复说,你们想把我推到地富那边去啊,我才不干呢。

极左思潮给她的烙印太深了,已经到了只认阶级不认人的程度。

这年冬天,祝会计的二姨到拉拉屯走亲戚到了老祝家。这是个能说会道专门为人保媒拉纤儿的老太太。队里的老刁头听说了,就赶忙来到老祝家套近乎,背后跟祝会计的老妈说了不少好话,求她们姐俩帮忙做个媒,让张秋香嫁给他儿子肖永军。于是张秋香就被请到了老祝家。真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个老太太不知用了什么魔法,不到三小时竟然把张秋香的心说活了。“老刁头就这一个儿子,你进门就当家,人家又是铁杆贫农,没人敢欺负,老爷子体格好又能干,妹妹也能干,上哪找这好事去,快拿主意吧,我跟他家又不沾亲带故,还不是看你这孩子可怜?”

因为老刁头的算盘打得精细,屋里早有几个亲戚在那候着,一看有门儿就立即七嘴八舌地跟着撮合。结果,前些天还跟别人说不嫁人的张秋香,一下子就被这些人忽悠“瘸”了,而且从这天晚上起那些人就再也没让她回知青点,老媒婆怕夜长梦多就趁热打铁,当下就让老刁头爷俩定下彩礼,第二天就要上巴彦县里去过礼。

那天傍晚,女知青徐德令从公社开会回来,听说张秋香打昨天到生产队里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徐德令立刻急匆匆地赶到位于大西头的生产队,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张秋香在祝会计家里正商量婚姻大事呢。徐德令急忙赶到老祝家一看,人家早已定好了彩礼,正坐在炕上一大帮人兴高采烈地喝定亲酒呢。

这消息传到知青点上,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也让我跟齐庆大感到内疚。发生在自己生产队的事,而且涉及到女知青,怎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我们对她关心的太少了。

我们都了解,老刁头虽然贫农出身,但人缘不好。在生产队里“横踢马槽”,一点便宜占不着就跟队长干仗。他的儿子肖永军游手好闲是出了名的,倒三角型的脸上长着一双斗鸡眼,但这小子能说会道,死人也能让他说活。重活从来不干,队长必须给他安排轻巧的,否则爷俩就混骂乱撅。

一次,肖永军想看树,就偷偷把小树林里的小树弄折了几棵,然后找队长说看树的不负责任,巧挣工分……,于是把人家拱下来了,他自己上去了。每年秋后他也用类似的方法混上看青的差使,手里拎个镰刀,哪凉快往哪一呆,可比顶着烈日下地干活的农民自在多了。社员们都说这爷俩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这小子三十好几也没娶上个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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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逝去的日子  发帖心情 Post By:2008/8/12 21:44:00 [只看该作者]

 

“张秋香怎么能看好肖永军呢?”这是所有知青共同感到惊讶的事情。“他们这是欺负张秋香有智障,是骗婚行为。”男知青盛世源把这件事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说“应该让大队杨书记出面干预。”于是几个知青一起冒雪到杨书记家,报告了这件事。在杨书记眼里,男婚女嫁双方同意用不着别人插手,况且老刁头是个啥样人他也知道,不愿意得罪这种人。所以只是嘴上敷衍,可是架不住知青们的义愤,只好穿上鞋,到第一生产队去了一趟。杨书记是很会和稀泥的,再说跟老刁家左绕右绕也沾点亲戚,也没弄出个啥结果。于是我们知青决定:干脆,立刻上公社给张秋香的老妈打电报——让老人家明后天务必赶到乡下。于是女知青刘淑兰和徐明琴冒着北风赶到了十里外的龙泉镇上,回来时耳朵都冻坏了。

第二天上午,老刁头笑呵呵地来到知青点说,告诉大伙一件大喜事,张秋香跟我儿子定婚了,一会儿就进城过礼,你们这些青年都是娘家人,多去几个,看看帮着买点该买的东西。

我们在屋里的所有知青,一个个都乐不起来。女知青们都坚决不去,老头子就生拉硬拽地把我和齐庆大推上了在外面等候的马车。

在城里的百货商店里,肖永军拿着烟,明知我俩谁也不会吸,还一个劲地往我们手里递,本来比我们俩都大十来岁,还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

齐庆大的脾气比较倔,肖永军是知道的,生怕他一发火搅黄了他的婚事,所以跟在齐庆大身后一个劲地献殷勤。

“走,先到文教那边去看看。”齐庆大扳着脸,近视镜后面的两只眼看也不看他一眼。

“行,走,上那边看看去。”肖永军也不懂得什么是文教,跟着附和了一句。

齐庆大指着货架上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说,你们买两套,一人一套,好好学学。肖永军说,嘿嘿,大哥,这不扯呢吗,你不是不知道,我也没念过书,咋学啊!

“不行,不会让她教!”齐庆大毫不客气地说。

说着售货员就开了票,肖永军拿起交款票子苦着脸绕到我跟前说,“王大哥,你看,庆大非让我俩买两套毛选不可,咱过日子……不如买点用着实惠的,你去劝劝庆大,啊,你去说说!”完全是一副恳求的样子。

我知道齐庆大是故意刁难他,在这关键时刻耍一把娘家哥的威风。我心里笑着,来了个折衷,我说:“你俩买一套吧,但是要加两只钢笔,以后让她教你识字。”

上街回来的马车直接把张秋香拉到了祝会计家,生怕她回知青点再出什么差头。

第三天刮起了“大烟炮”,我们每个知青都焦急地等待着张大娘的到来。可是,中午十二点的班车已经过去了,没见老太太下车。中午老刁头那边备好了酒席,又来请我们“娘家人”去吃喜酒了。还是我们当中的女知青厉害,当面就告诉他,“张秋香她妈不来,她们的婚事就不算最后确定,你们预备太早了也没用”。“张秋香跟正常人不一样,她的婚姻大事必须听听她妈的意见,她妈不同意,这桩婚事就算拉倒,我们谁也不能替她做主。”又一个女生说:“你们为什么办的这么急?还偷偷摸摸的,连人家老人也不告诉声,你们是不是害怕结不成啊?”

这几个女知青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措辞激烈,直截了当地戳穿了这件婚事的欺骗性。

老刁头强忍着,满脸堆笑地说:“行,行,等等她妈,可是都这时候了,她妈要是今天来不了呢?”

“到不了也得等!”女知青徐明琴坚决地说。

老刁头一时无奈,回到队里搬来了几个能说会道的亲戚来跟我们“谈判”。最后敲定,等下午两点钟最后那趟班车,如果老太太再不到,老刁家该咋办就咋办吧。

下午两点的班车又过去了,老太太还是没到。无奈,我们只好以娘家人的身份,拖着不情愿的步子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了老刁家。

在酒桌上,肖永军站在炕沿下,一个劲地给我们赔不是,口口声声地说:“大哥,今天的事都是我的错,没有朋香的事,都是我的错,过后大哥咋骂我都行……”

我当时说:“男女恋爱结婚谁也不会反对,但是你们两个没有感情基础就结婚,这么大的事,不到一天就定下来了,有点太唐突不说,怎么连张秋香的妈都不告诉一声?实在没这么办事的。

齐庆大更是一针见血地说,你们不就是怕老太太不同意,想先把生米做成熟饭嘛!

“是,是……怕老人想不开……”肖永军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顺从。

事情也真巧,酒席刚刚撤下来,就听屋外一大帮人轰嚷着“老太太到了”。“快进屋,快进屋!”肖永军的姐姐十分亲热地搀扶着张秋香的老妈进屋了,大伙急忙把老太太让到热炕头上,亲热得不知管老太太叫啥才好。

老刁家屋里屋外挤满了人,有帮忙的、有看热闹的,挤都挤不动。

原来老太太接到知青的电报,不知闺女出了啥事情,猜想是闺女犯了病?还是……一大早就从哈尔滨出发,到兴隆镇下车,第一趟客运班车的票早已卖没了,正卖的第二趟班车老太太也挤不动拥挤的人群,结果两趟车都没赶上,老太太心急如火,冒着大烟炮,搭了一辆马车跑了四个来小时,把老太太脚都冻坏了。到拉拉屯,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天色大黑了。

这时,只见屋里屋外的人们让出了一条道,原来是老刁头来看“亲家母”来了。老刁头一口一个亲家母的叫着,老太太就像没听见一样,没搭理他,跟别人该咋唠嗑还咋唠嗑。后来老刁头把儿子叫过来,一块站在老太太面前赔礼道歉,再加上一些人的“好言相劝”,老太太终于流下了无奈而又辛酸的眼泪。

老太太是个明白人,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考虑闺女的现状和将来的生活,她默认了这门亲事。张秋香站在妈妈面前,没有话语也没有眼泪,显得十分木讷,老太太的问话她也不做回答,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像犯了罪似的。老太太没有怨自己的闺女,她知道孩子在乡下受了伤,成了难以独立生活的残疾人,老太太的心早就碎了,只是盼她能够找个厚道的庄户人家。今天,亲是成了,至于好与坏,老太太说,就看她的命了。

一九九零年,张秋香的儿子按政策进城了。肖永军在屯子更牛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三十多岁还娶上了一个哈尔滨女知青,现在儿子又进了省城,这时他又琢磨起自己如何进城的事了。他说服了张秋香,领着闺女一起找到儿子这里来一块住进了那个不花房费的井房。肖永军心里很高兴,好歹也算进了城。

我第二次去那个井屋时,我的爱人也去了。她带去了一大捆牛皮纸,还有一大兜子废报纸,打算让她们糊棚糊墙用。一进屋,肖永军正盘腿做在小炕上,卷着纸烟。见我来了,一下子从炕上跳下来,拽着我的手,亲热的问这问那,他问我在那里上班,能挣多少钱,一听我还跟在乡下一样当老师,就立即改口问起其它知青都在干啥,有谁当了官,都管啥事,还一个个追问他们的工作单位,让我一一给他写下来。

那天,肖永军首先去找在哈市某乡当乡长的张忠杰了。一进乡政府的办公楼,收发员问他找谁,肖永军就十分自豪地说:“找我妹夫”。“你妹夫是谁?”“就你们张乡长呗!”

张忠杰正在会议室开会,听说来了个大姐夫,正在狐疑,只见肖永军一下子推开门进来了,大声说道:“哎呀妹夫,可找到你了,这回你当官了,还认不认识我了……”屋里好多人开会,他却像没看见一样。张忠杰立刻把他带到走廊,没等问他,肖永军又说:“你得给我找个活啊!这市里我看一天没钱都活不了啊!”

张忠杰说,我听说张秋香回来了,过两天休息正打算跟淑兰一起去看她呢,找活的事我帮你考虑一下。

“妹夫,你看我能干啥?一没文化二没手艺,出体力吧你看我这体格……也就是看看屋,打个更啥的。”

为了让张秋香过的好一些,张忠杰的妻子——女知青刘淑兰把肖永军安排在自己工作的公司里,当上了更夫。其实就是关上门睡觉,一个月挣二百元钱。可是不到俩月,肖永军就和工人打了好几次仗,领导找到刘淑兰,没办法只好帮她再换个地方。

从兵团返城后在某工商局工作的陈勇翔在南极批发市场给肖永军找了个活儿,蹬三轮给客户送货。没干几天,肖永军又说:“市里的街道我不熟,又不识字,还是再帮我找个打更的地方吧。”几个知青一商量,最后张忠杰给他找了个小电机厂。这是个乡镇企业,原来打更的不干了。肖永军满心欢喜,可干了几个月以后,心里又打起了歪主意。其实,他早就琢磨着城里人一个星期休一天,也不扣工资,看病还有公费医疗,自己也想琢磨个法子混上个固定工,端上“铁饭碗”,到老了不能动弹的时候还能挣钱,有个大病小灾的也不用犯愁了。

一天早晨,在工人们上班之前,他制造了一个小偷撬门入厂盗窃、并将他打昏在地的假现场,打算蒙骗领导,企图让厂里给他一个日后养老的待遇。然而这种低智商的拙劣伎俩很快就被前来勘察现场的派出所民警识破,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几天后他又被辞退了。

张秋香劝他说,咱俩儿还是回农村去吧,好好种地,再养头猪,日子也能过得不错,还能给儿子减轻负担。可是肖永军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心迷恋着大城市的生活。

二零零四年的一天,肖永军突然感到一阵头痛,吞下几片镇痛片,连医院也没去,结果不到一小时功夫就死在了家里。大家分析是得了脑溢血。我们这些在哈的知青齐亓耕田、张忠杰等都帮张秋香张罗着肖永军的丧事,给他在农村的妹妹打电话也没来人,又打电话问火化后骨灰是否送回农村去,他妹妹说不要送回来,在哈尔滨随便处理吧。由于肖永军没有办身份证只好在市郊找了一个小型火化厂火化了。为他送葬的人不过二十来人。这是我们参加过所有葬礼中最为草率的一次。

结果肖永军活着时在城市里游荡没有生活来源,过着极不稳定的困难日子,而死后却化成骨灰沉睡在这座城市的荒郊野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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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扭曲的人性

大老李大号叫李纯贺,出身贫农。五十年代的时候,三十出头的他带着全家从拉拉屯搬到了双鸭山煤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又搬回来了。这几年在外面闯荡的经历却成了他向人炫耀的资本,在社员面前变得“牛”了起来,原来他那说大话、放空炮的老毛病又有了新发展。他虽然只是个念过二年书的半文盲,可是在多数还是文盲的农民面前还是能够忽悠一阵子的。

大老李人长的健壮,有一股蛮力,又能吃苦,所以刚从矿上回来那阵子,社员们都高看他一眼,还选他当了民兵连长。可日子一长,大伙儿看他说话太离谱,所以威信开始逐渐下滑了,尤其是从打他给生产队办砸了那件事以后,社员们就送了他一个外号——“李大牛×”。

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生产队要补充畜力,为第二年春耕早做准备。队委会打算派个通识马性、了解行情的人到北荒去买马。大牲畜是队里的半拉家业,买马自然成了一件大事。那天晚上,队委会召开社员大会专门讨论这事。会上,不少社员推举摆弄了一辈子大牲口的车把式邢老板子跟会计两人同去。可是邢老板子是个胆小怕事一辈子没出远门儿的人,生怕万一“打了眼”回来跟社员无法交待,推辞了几句,这时大老李便趁机卖弄起来了:“要说出门儿这差事可是个苦差事,没出过门儿的人是不知道啊,我可是遭过几回洋罪呢!在外头不像在咱屯子里——啊,你得要哪套来哪套,心眼儿太实了可不行。话说回来了,我这也是在外头跑了这么多年才悟出来的——啊”大老李嗓门儿本来就大,这时他坐在土炕的炕稍儿里,学着公社干部们讲话的样子,拉着长声,还时不时地来上个“啊”。

“啊,要说识马性嘛,咱都是庄稼院儿长大的,谁也不能说不识马性,啊,就拿我来说吧,我爹赶了一辈子车,我十三就给人家放马,咱贫下中农有几个不是从小就跟牲口打交道的?啊,要我看还是找个有出门儿经验的……”

常言道,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大老李说完这番话以后,社员们心里明白了,谁也不吱声了。不一会儿,坐在炕稍那头儿的苗二楞说话了:“我看哪,这人是现成的不用愁,还费这劲干啥?大老李说的对,没出过门儿的人冷丁在外面办事啥都发懵。我的意思就是让大老李去,好赖不济人家在外头闯荡过好几年呢!见过世面,又识文断字的,正合适。”紧接着又有几个看热闹不怕麻烦大的毛楞小子也跟着起哄:“邢老板子大嘎拉哈,瘸腿叭叽的,扯啥呢!再说,他一天看不见拉拉屯儿树稍儿就想家,能出门儿吗?就让大老李去吧!”几句话说得社员们哄堂大笑起来。大老李明知这帮人话里带刺儿,可楞是装作不以为然。自己又自不量力地补充了一句:“正好,我家在北荒那面儿还有几个亲戚呢,到时候还备不住能帮上忙呢!”说完又哈哈地挤出两声干笑来。

大老李终于如愿以偿,把买马的差事揽了下来。

会后不少农民议论纷纷,说要是“蔡武装”还活着,说啥也不能看着这帮毛小子瞎胡闹。他们明知大老李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可偏偏拿这么大的事当儿戏。

一路上,大老李跟小会计不断地白话他当年在矿区那些自以为露脸的事。几杯烧酒进肚,更是嘴无遮拦一阵海吹。说什么不管多么烈性的马一到他手里,几鞭子就把它制的服服帖贴的,一摸马鼻子就知道这马上没上火,一翻马的眼皮就知道它为啥打蔫不吃草……

到了北荒以后,大老李再也没提找亲戚帮忙的事,异常兴奋而自信地在荒漠的草原上跑了好几个来回。两天后,他看中了一匹三岁儿马“黄球子”。一番讨价还价后,花了一千二百块钱把马买下来了。事情基本办妥,小会计离开生产队不能太久,于是给大老李留下一些盘缠,自己就坐火车先回去了。

大老李把“黄球子”牵走的时候,那个卖马的牧民还嘱咐他说:“这马烈性,道上不能着急,悠着点它的性子走。”“没事儿,这我懂。”说罢大老李一骗腿,就把自己那一百八十来斤压在马背上,往回赶路了。

一路上风寒露宿倒也辛苦,可大老李不在乎这些,他只想着早点到家在大伙面前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

“黄球子”是在甸子上自由惯了的,冷丁地饱尝离群后的孤独,嘴里还要带上马嚼子,让人勒着缰绳骑在背上任意抽打,还要日行一百多里路,自然十分不情愿,可任它怎样发脾气、使性子、尥蹶子,换来的只是重重的皮鞭。“黄球子”怒火中烧,走到第三天就开始打蔫儿,第五天头儿上就不吃草了。当晚大老李牵着“黄球子”走进了西集镇的大车店时,这马已经一天没吃草了。这时连水也只是沾沾嘴边不进一口,车店里不少老板子看了这马都说是道上走急了。大老李不服气地说;“就是上点火,没事儿,这事儿我见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老李走进马棚一看,“黄球子”已经倒在了马圈里,满嘴吐着白沫子,眼珠子往上翻瞪着,鼻翼一鼓一鼓地喘着烫手的粗气。这下大老李才慌了神儿,赶忙跑到镇兽医站,可是人家还没上班,大门还关着哪。一直等到八点多钟才来人了,但那人不是兽医;又过了一阵子兽医来了,等大老李把他领到车店马棚的时候,“黄球子”已经四腿蹬直连气儿都不出了。兽医还是拿死马当活马医,用铁搬子别着马嘴给“黄球子”灌了一盆汤药,可是灌多少顺马嘴丫子流出来多少——“黄球子”彻底没救了。

慌了神儿的大老李这时才毛了脚。大车店里那些看热闹的七嘴八舌地给他出主意,最后大老李还是听了别人的劝告,雇人把马杀了,卖了马肉。结果这个“通马性”的大老李到头来交给社员们的只是他背回来的那张马皮。

第二年,“文革”烈火从城市蔓延到了农村,当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之后,各地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我们这批插队知青,一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此时当然不会沉默。率先在农村成立了“全无敌”农民造反团,每个知青自然都戴上了“全无敌”的红袖标。大老李毫不示弱,带领贫下中农也举起了造反大旗,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紧接着又成立了一个红色农民造反团,并自封团长,他自诩了解当地阶级斗争的来龙去脉,认为“全无敌”只能搞搞大批判而已,动真格的还得咱红色农民造反团。他深为自己队伍的声威而自豪。全无敌造反团也不气馁,知青盛世源贴出“人多也革命,人少也革命,只剩我一人,照样干革命”的标语,结果立刻招来了对方的猛烈攻击。他们说这是“脱离革命群众,自吹自擂,跟贫下中农造反团较劲”于是红色农民造反团骨干分子带领部分红卫兵冲向知青点,扬言要把盛世源揪出来批斗。这时许多知青正在屋里跟从兵团回来探望插队乡友的陈勇翔畅谈,大家闻讯后冲出宿舍,把那帮人阻在房外辩论,那帮人气势汹汹,全无敌也毫不示弱,那帮人高呼口号,全无敌这边也齐唱毛主席语录歌。这时出于义愤的陈勇翔在激动的情况下,一走嘴喊出了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无理”的口号,于是又被那帮人抓住了“小辫子”,发现了“新罪证”。大声喊着把陈勇翔也一起揪出来,高呼“打倒从兵团回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勇翔!”一时间人群涌动,一片沸腾。最后决定由双方团长出面谈判,全无敌的知青有理有据地驳斥了某些人的企图,为盛世源澄清了真相,并由陈勇翔以书面形式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一场闹剧宣告结束。

陈勇翔是一九六六年从我们知青点抽到黑河组建建设兵团的知青骨干,是由地委书记亲自送行的六十名先遣队员之一,同去的还有我们知青点的徐德令。他们在爱辉县建起了哈尔滨红色青年农场,他们一开始在那里住了半年多的帐篷,后来自己托坯、伐木、盖房子,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一颗红心干革命,两只铁手创新天”。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获得亩产六百多斤小麦的大丰收,这时哈青农场已改名为哈青独立营,陈勇翔任一师五团一连副连长,他战斗在祖国边疆,还时时怀念着当年一块集体插队的知青们。于是趁回哈探亲之机来到了知青点。想不到这里已经不再是两年前那个平静的村庄,“文革”烈火也把它燃烧得十分狂躁,仅仅这几天里,他就因为一句口误惹了场大祸,耽误了反场时间,在这里公开“认罪”不说,回到兵团还要向团部写检查。

大老李十分关心报纸上的消息,而且看准时机首先行动,决不甘心落在“全无敌”后面,他知道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两派,一伙是造反派,一伙是保皇派,他认准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所以总是向分散在各生产队的全无敌造反团成员发难,显露出明显的排斥、挤压与对抗的派性色彩。他认为全无敌是以知青为骨干的组织,是口头革命派,只会耍笔杆子,况且一个个知青的家庭成份还没搞清,简直就是一个杂牌军。在他看来,他率领的造反团全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子弟,到啥时都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因而行动上自然显得有些无法无天。自己也一天天自命不凡起来。由于我们某些知青家庭出身尚未搞清,为了不给“全无敌”抹黑,我们几个成份不清的知青违心地退出了“全无敌”,免得成为他们攻击“全无敌”的借口,当然也没有资格加入红色农民造反团。可是写标语,搞大批判,还是需要文化的,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是需要艺术细胞的。于是作为知青的我生存在两团的夹缝之间,成为一名两团都需要的但没有名份的编外战士。编革命口号、书写大字块、写批判文章,便成了我当时劳动之外的主业。同时还要给红卫兵小将们及时传达报纸上转发的中央精神,宣传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大好形势,还教唱“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学习大寨,赶大寨”,排练舞蹈“阿瓦人民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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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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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逝去的日子  发帖心情 Post By:2008/8/12 21:53:00 [只看该作者]

 

不久,大老李在报上看见红卫兵小将都背一个装着红宝书的黄书包,大老李就让老婆给他也准备了一个,装上一本袖珍版的《毛主席语录》,到公社去开会的时候背在身上,很是牛气。

大老李虽然是红卫兵打扮,可就是缺少小将们的那种英武的帅气,让人看着总有些别扭。大老李可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毫不介意。

大老李是很讲时尚的。

有次他到哈尔滨去,在商店买东西时见人家都先说“毛主席万岁”。大老李恐怕人家看不起他这乡下来的土包子,他拽了拽衣角,又正了一下斜挎的黄书包,站在玻璃柜前,笑呵呵地对女售货员说:“毛主席万岁,这槽子糕怎么卖?”“毛主席万岁,一块二一斤”“给我称一斤。”紧接着又说:“啊,毛主席万岁,给我称一斤。”他忘了那一句“毛主席万岁”急忙又补充了上去。交过钱,他接过售货员包好的糕点,又朝人家说了句“毛主席万岁,再见。”

可是大老李的好色也像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的。

头两年,屯子里从木兰搬来一户姓黄的人家,就住在跟大老李隔着两户人家的那个院子里。那男的是个石匠,四十来岁,因为头发生来就是棕黄色,所以人们都叫他“黄老毛子”。这男人平时走南闯北到各村去处碾子处磨,这可是个吃香的手艺,一年能顶庄稼地里五个壮劳力的收入。“黄老毛子”媳妇三十多岁儿,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儿,长得杨柳细腰,白白净净的,穿戴也利索,只是俩人结婚十几年了至今也没有孩子。

“黄老毛子”两口子不知为啥经常吵架。有的说这媳妇嫌他男人窝囊,那玩意不好使,也有的说这娘们儿太厉害,脾气火暴,骂人不“打奔儿”,得理不饶人。打去年以来又传说这两口子打算借个种,要个孩子。这话大老李听了,觉得十有八九是真。本来他就对那娘们儿有意思,可就是不知人家是不是已经看准了目标,还是目前还没有选好目标,如今自己头上顶着造反团长的头衔,正红着,比别人有优势。大老李心里痒痒着,此时又有了“毛遂自荐”的念头了。

有一回,“黄老毛子”才从外地回来不几天,两口子又吵起来了。大老李可找到套近乎的机会了,他以近邻的身份过去劝解,这还是他头一回蹬老黄家的门槛儿。那女人修长的身段和白白嫩嫩的皮肉这下可让他近距离地看了个仔细。此后,大老李不论“黄老毛子”在家不在家,也不论有事儿没事儿,都经常过去搭讪。

有一回“黄老毛子”上山里处磨去了,少说也要半个月才能回来。那天傍黑儿,老黄媳妇穿着背心儿,正屋里屋外地忙乎着喂鸡喂鸭,大老李瞅准机会过来了,东拉西扯的聊了几句闲嗑儿,那娘们儿就上外屋喂猪去了,大老李也跟着进了外屋,那娘们儿正猫着腰在锅台边儿上舀猪食的时候,大老李一眼就盯上了她丰腴的胸脯上那两个白嫩肉乎的东西,顿时欲火上攻,两眼泛起蓝光,在那女人身后冷不丁两手一伸从她腋下搂过去,抱住了那娘们儿的后腰,两只大手就捂住了那两个东西,那娘们儿“妈呀”一声惊叫,猛一起身,把手里那瓢稀乎乎的猪食一点儿没剩地倒在了大老李的半拉脸上,这可是让大老李始料不及的,他一松手,那娘们儿回手就给了他一巴掌,大老李一仰脖子没打着。可那女人长长的指甲却在他那长着胡茬的下巴上划出了一道细长的血印子。“你他*的不睁眼看看,敢在你姑奶奶身上沾便宜!你错翻了眼皮!”那娘们儿连珠炮似地把他一顿臭骂。大老李脸上的猪食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着,他随手一抹,嘻嘻地笑着说:“想跟你亲热亲热,你还急了!”“你他妈找错人了,要亲热回家找你老妈亲热去,你快给我滚出去,要不我要喊人了啊?”此时大老李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五官都开始错位了,结结巴巴地说了句什么,就灰溜溜地从老黄家房后溜走了。他前脚走,那女人后脚就追到了大老李家里。

原来大老李没敢带着浑身的猪食汤子回家来,于是这女人就当着他老婆的面儿好一顿扒扯。那时各家都刚吃完晚饭,大老李老婆生怕惊动了四邻传扬出去,因为她知道大老李是个谗嘴的猫爱四处闻腥,要不哪能从双鸭山搬回来?“咋不嘎巴下子瘟死他呢?老死鬼”!大老李老婆一口一个“老死鬼”地骂着,一个劲儿地给“黄老毛子”媳妇赔不是。

大老李虽然遭了那女人的羞辱,吃了个哑巴亏,可他那鼻子和耳朵仍然没有闲着,他暗地里派了红卫兵晚上给他好好盯住老黄家,他倒要看看这个娘们儿要借谁的种。

不久的一天晚上,大老李的眼线发现一个人影钻进了老黄家屋里,一直没有出来,大老李一听,心中一乐:好啊,今天该看我的了。可是当地出身的红卫兵都觉得沾亲带故的,万一被抓的男人跟自己家有瓜葛面子上过不去,一个个顾虑重重,不愿意参加这个捉奸行动。于是大老李来到了知青点,在窗外敲了几下,知青们感到有情况便立即出动,一下子去了七、八个知青,其中还有女生。半夜十一点多钟,大老李带着几个红卫兵翻过矮墙跳进了老黄家院里,派人把前后窗户堵住,自己带着三个人砸开房门,直奔里屋。然而拉开灯一看,除了“黄老毛子”媳妇以外却没有发现有别人。里屋外屋一顿翻腾之后,到底儿在北炕里头几个装满玉米的麻袋后头揪出了蜷缩一团的那个男人。大老李用手电往那人脸上一照才看清,这个野汉子原来就是那个老婆死了好几年的老光棍儿“陈老哏子”。陈老哏子这人宁折不弯,敢作敢为,也不向大老李说软话求情。

俩人被带到了大队部,大老李坐在那个专门为造反团预备的桌子后头,对这对男女进行审问,拍桌子摔凳子连逼带吓地折腾到了后半夜。天一亮,大老李派红卫兵弄了一双破棉鞋,用麻绳一栓,一左一右地挂在了“黄老毛子”媳妇的脖子上。陈老哏子拎着一只破铜锣,俩人一前一后地被红卫兵押着在村里游街。

拉拉屯儿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给全公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了先河,大老李也成了公社造反派组织头目相中的人物。不久他就坐在了公社万人造反点火大会的主席台上。

大老李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时刻警惕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政治嗅觉也异常敏感起来。

第一生产队有个转业兵叫王维志。长的人高马大,人们都叫他“王大个儿”。这人性情豪爽,不拘小节,想啥说啥,说过就拉倒,连他自己也不记得。平时干活儿也毛楞,是个粗粗拉拉的年轻人。

那天下午铲玉米,歇气儿的时候,大伙坐在地头儿闲聊。农民对来势迅猛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今天听说这个大官被打倒了,是特务。明天又听说那个大官被揪了,是叛徒。到底咋回事,农民们哪里搞得清楚。“王大个儿”因为在部队当了几年兵,跟农民相比,还是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也喜欢谈论些时事政治。那时候搞“三敬、三祝”,除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外,还要“祝伟大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天歇气儿的时候,“王大个儿”不知道怎么突然发起感慨来:“哎呀,这年头儿啊,可别扯了,相信这个,相信那个,我他妈谁也不相信,我就相信毛主席,连林彪我也不相信。”这话让在一起干活儿的大老李的儿子听见了,晚上就到了他爹的耳朵里。大老李一琢磨,这不是明摆着反对伟大统帅,孤立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连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他都敢反对,这跟反对毛主席有啥区别?这个“王大个儿”虽然家庭出身中农,可骨子里却是反动透顶啊!于是,几天之后,在造反团召开的批斗大会上,“王大个儿”的反动言论被揭发。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立马扣在了他的头上。晚上轮流到八个生产队去接受批判。之后,又作为阶级敌人的典型代表在公社造反团召开的批判大会上斗个没完。白天还要跟“四类分子”们一起给大队干义务工。结果,别人给“王大个儿”介绍的对象也黄了,直到“文革”后期给他平了反以后,三十出头的他也没成上个家。

大老李牢牢把握阶级斗争新动向,脑袋瓜子可是够累的了,谁要是被他琢磨上,肯定就要倒霉了。

第四生产队有个叫郑本初的,是困难时期从山东后迁到拉拉屯儿的外来户。这人五十多岁,长的精瘦,平时蔫蔫巴巴的不爱吱声,因为他说话一口山东味儿,所以社员们都叫他“郑山东子”。老郑头儿的老伴儿很能干,在家里喂了一头老母猪,很能下崽儿,一窝十来个羔子,一年下两窝。小猪羔子三个多月就能长到二十斤左右,一头就可以卖上三十来块钱,这一年下来卖猪羔儿就能收入六百来块钱,当时已经赶上了一个壮男劳力的收入,周围邻居有的也效仿喂起了母猪。“这是跟集体经济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砍,上级有政策。”大老李在大会上说:“在老母猪肚子里开小‘银行’,这是破坏集体经济,破坏‘以粮为纲’的违法行为,不是咱贫下中农该干的。”接着各家的老母猪全都被赶到了生产队的大猪圈里,由生产队派专人饲养。“郑山东子”憋了好几天终于憋出一句话来:“俺们一没偷,二没抢,靠的是劳动,这犯的哪条王法呢?”大老李一听,这老东西竟敢对上级政策不满,戗着茬儿说话,这不是跟社会主义唱对台戏吗?别看这山东子平时不吱声儿,原来心里早就跟社会主义别着劲呢!郑山东子这回又让大老李琢磨上了。

“这小子为啥好几千里地从山东搬到黑龙江来?”“他自己说是贫农,是真是假谁知道?”当时正值“三查一挖”,大老李以造反团名义给老郑头儿的老家发去一封外调信。没多久,复函回来了。从信中得知,老郑头儿出身贫农,土改前曾经给财主看过家,护过院,还有一手好枪法。大老李很会推理,给地主老财护院,都是财主信得过的人,那枪口对的不是咱穷人吗?他那一手好枪法,能不打死打伤咱阶级弟兄吗?于是“郑山东子”被造反派审查,让他交待杀人的罪状。“郑山东子”没啥说的,就被扒光上衣,吊在生产队的大梁上抽打,看你说不说实话,直到被逼无奈的山东子“交待”说是杀过人,才记下笔录,上报公社公安。不久,“郑山东子”以“疑有命案在身”为由,被县公安局收审了。

体质虚弱的“郑山东子”,经不起折腾,不到半年就死在大牢里。老伴儿带着个女儿又回山东去了,从此再无音信。

“郑山东子”死后不到一个月,山东家里又对县公安局发出的外调函回了复函:郑本初,出身贫农,给地主护过院。但无罪恶,无命案。

然而此后,却无人再提及此事了。

“文革”进入了“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大老李为了查清从党支部书记杨兴君院子那口枯井里挖出的那支手枪的来历,主动要求与“全无敌”联合作战,因为要记笔录离不开知青,深入批判上纲上线更离不开知青,每个知青都是大批判的闯将,能言善辩又紧跟形势,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于是首先派红卫兵从哈尔滨把本屯大地主王怀清揪了回来。王怀清已经七十多岁了,一条腿瘸,一只眼瞎。一进屯子,那条好腿也不听使唤了,浑身瘫成一团泥。那一只好眼睛睁的老大,眼珠子好象要冒出来了似的。大老李连夜突审,让他交待他自家院子井里那颗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交给了杨兴君?大汗淋漓的王怀清此时早已魂不附体了。大老李问“是不是”,他就说“是”,大老李问他“有没有”,他就说“有”,其实他连人家问的啥都很难说是不是听清了。一顿威胁恫吓,王怀清在大老李的笔录上按下了手印儿。“口供”拿到了,大老李松了口气,这几天白天黑夜总算没有白折腾。于是带着一种满足的快感睡觉去了。

到了后半夜,地主王怀清趁着红卫兵都睡着的时候,解下自己的裤腰带上吊自杀了。

从小就给地主王怀清扛大活的党支书杨兴君土改时分得了王怀清的老宅院,这下子竟成了“地主阶级的保护伞”,从“走资派”手里夺权便成了水到渠成 、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给杨书记特制的“高帽儿”有一米多高,戴不稳只能两只手把扶着,站在一列“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最前头,一条大绳从他们每个人的裤裆底下穿过,被红卫兵押着,骑着大绳游斗。上午两个来回,下午两个来回,一天下来,一个个裤裆全都开了花……

那个阶段,党支部已经名存实亡了,可是权利却没有出现真空,随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老李一下子当上了“革委会”主任,成了在地上一跺脚全屯子都发颤的实权人物。

人是进化了的动物,而人一旦在这个群体里称王称霸以后,人就失去了理性和人性,又变成了兽性十足的动物,回到了原始时代。

那是一段风潮荡落的历史,是一个人妖颠倒、人性扭曲的时代。别有用心者猖狂,老实忠厚者遭殃。一切都变得不可预知。难以想象而又名目繁多的“末须有”的罪名随时会降临在善良者的头上,淳朴敦厚的农民也由于诸多的“人为制造”变得相互警惕起来,和谐静谧的山村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一九六九年春天,大老李的大儿子李常秀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农村。有几个阿谀之徒为了讨好大老李,都张罗着要给他儿子介绍对象,他们先试探大老李的口气,想不到大老李心里早就给儿子物色好了目标。他们万万没想到,大老李相中的是富农分子姚井新家的三闺女。“头头儿”要跟地富嘎亲家了,这让他们感到十分意外。

姚井新家的三女儿叫姚淑云,年方二十一,长得白嫩秀气,不但学了一手好针线,庄稼地里的活计样样也都拿得起,放得下,不亚于一个男劳力。要不是差在成分上,也早就嫁到城里去了。

这回老姚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大老李竟然看中了他的闺女,这让他一家人惊恐万分,他们认准这又是大老李设下的圈套儿。这三闺女也是一万个不同意。不论媒人咋说,人家就是不嫁。媒人把话过给了大老李,这让他很是恼火。转念一想,既然不成,这事要赶紧有个说法。不然过些日子一传扬出去,自己可是人不人鬼不鬼了。于是在三天后的那场批判“四类分子”的大会上,大老李先发制人,当众“揭发”富农分子姚井新巧施“美人计”的新罪行。“想把他闺女给我们家当儿媳妇,呸!想的好,咱贫下中农跟你富农分子走的是两股道,想拉我下水,背叛无产阶级,这是妄想。”说完就举起拳头高呼:“砸碎地、富、反、坏、右的狗头!”台下的造反派也都重复着一连呼喊了好几遍。紧接下来的当然是对富农分子老姚的更加猛烈的批判,此时的知识青年都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撰写了一篇篇自认为颇有深度的批判文章,在公社书记亲临的批判大会上崭露头角。我们以领导的赞赏为荣沾沾自喜。

富农分子老姚有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女儿在合作社时期嫁给了本屯的富农分子张诚富的儿子张昌信,儿女儿在人民公社初期嫁给了本屯一户中农成分的人家。所以我们不知为什么竟把这些与当时政治形势,生拉硬扯地联系在有一起,给予了极为荒唐的批判,并自认为是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高度。

“富农分子姚井新时刻梦想变天,在合作化时期,他不相信共产党的江山能持续多久,就把大闺女许给了门当户对的富农家里,只盼着国民党蒋介石东山再起的那一天。随着无产阶级江山一天比一天稳固,他的美梦一天天变的渺茫,于是他又审时度势,把自己的二闺女嫁到了中农家里,静观其变;今天,他看到贫下中农的天下不可动摇,国民党称霸的梦想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又想把自己的三闺女嫁给贫下中农子弟。如意算盘打的何等之好,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其实,当时我们在进行这种铿锵有力的批判的时候,内心也是发虚的,明明知道这简直有些近乎胡说八道,但为了适应气候,显示革命,还是闭着眼睛爬到“纲”上去了。

其实农民的心里什么都清楚。大老李的鬼把戏到底是咋回事,屯子里是人都明白。然而,明不明白是一回事,说不说又是一回事。那个时期许多事情就是不能照本实发的。

第二年大老李的儿子结婚了,娶的是山里的一个闺女。结婚不到半年,大老李家就三天两头儿地吵架。有时是老婆子跟大老李骂,有时候是小两口儿打,有时候还听见儿媳妇大骂老公公是老牲口,一塌糊涂。左右邻居听着都装聋作哑不愿掺和。不久,儿媳妇又闹着非出去过不可。丈夫李常秀不同意,媳妇就自己收拾东西回山里娘家去住了,不论李常秀怎么找就是不回来,后来李常秀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他在公社军训那几天,自己的老爹钻了他媳妇的被窝儿。没几天小两口儿就租了一座小房搬出去单过了。

村里人渐渐都听说了“大老李”上儿媳妇炕,背地里都叫他“掏灰耙”。只是公开场合不敢说罢了。这下子可好,大老李那比老大仅小两岁的二儿子李常林定亲可就成了难事儿,知道内情的本屯子谁家也不给。好歹大老李媳妇娘家那头儿亲戚给他二儿子介绍了一个姑娘,当年秋后就娶进了家。然而五十出头的大老李仍然恶习难改。那天夜里,二小子夜班打场,大老李披上棉袄上当院撒了泡尿,回来时就拐进二媳妇住的西屋里去了。二媳妇以为是李常林回来了,还发了几声洋贱。当大老李那粗壮的身子搂住她的前胸时,才觉出不对劲儿,一阵惊叫乱挣,窜出了被窝儿,咧咧跄跄地跑进了婆婆住的东屋里。婆婆拉开电灯一看,那死鬼不在被窝儿里,心里啥都明白了。她赶忙哄着二儿媳妇说:“你是做梦餍住了,别怕,在我这屋睡吧,你爹他顶班儿打场去了。”二儿媳妇惊恐地说:“我没做梦,是有人进了我屋里了,不信你现在就……”不等二媳妇说完,婆婆赶忙又说:“嗨,你可别自各儿吓唬自各儿了,能有谁来?”二媳妇见婆婆不信她的话,又不过去看个究竟,心里就起了疑心。她瞅了一眼婆婆身边那床已经掀开的被子,冷不丁地问道:“娘,我爹啥时候出去的?”“早就出去了,别怕了,快上炕睡觉吧,没啥事儿。”可二媳妇越想越不对劲儿,禁不住心里一阵犯恶。

大老李有些害怕了,此时他已经蹑手蹑脚地从儿媳妇屋里溜出去了。当他从东屋窗下匆匆而过的那一刻,二媳妇从窗户上映出的一闪而逝的身影上,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老东西……

第二天,二媳妇没跟家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一到家就趴在北炕上大哭。娘家妈一猜就是小两口闹别扭了,于是说,天上下雨地上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有啥大不了的!正劝说着,姑爷进屋了。丈母娘张口就问:“你俩因为啥干起来了?”一句话问的李常林莫名其妙。“没干仗啊,她也没说一声,自己就回来了,我不放心才追过来了”。这时,他媳妇一骨碌从炕上坐起来了,“还说呢,都是你们牲口人家干的好事!回去问问你家那老牲口去吧。这回我说啥也不能给你过了,你走吧,别来找我了!”说着就下地拽住李常林胳膊用力往外推。

李常林此时也像明白了些什么,因为他嫂子搬出去的原因,从大伙的闲言碎语里也猜想过几分;村里人因为啥都不给他提媒,他也有些耳闻。看着媳妇的态度,李常林顿时像撒了气的皮球,脑袋也搭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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