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抚摸逝去的日子四D

 

李常林回到家里啥话也没说，一进西屋蒙起大被就倒下了，晚饭也没吃，不管他妈咋叫就是不动弹。第二天倒是起来了，可是端起饭碗就上西屋去了。从那以后，他就没跟他老爹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整天不说话，蔫头搭脑地像个哑巴。后来成宿成宿地光抽烟不睡觉；再后来不但不睡觉，还时不时地忽地一下子一个人往外跑，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像是出去追谁似的。每回都跑到村头儿站一会儿，又一个人唱唱呵呵地走回来。大伙儿说，这又出来个李疯子，跟后院王疯子有啥区别？白瞎这孩子了。当妈的对二小子的病因也知道个大概，可又有啥办法呢？全是那死鬼作的孽。

这一天晌午，李常林正坐在锅台上发怔，恰好大老李戴着红袖标从公社开会回来，正蹲在地上洗手，李常林看准了，猛地抡起那个榆木板凳照准大老李的后脑勺儿“咣”的一声砸了下去。只是这一下，就见体壮如牛的大老李口吐血沫，两眼上翻栽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二小子李常林扔下板凳，哈哈大笑着跑出了村头直奔他媳妇家去了。

事情惊动了村里的家家户户，也惊动了公社的公安，公安又报告给县公安局。两小时后，县里才来了法医，做了鉴定以后，公安局立即着手捉拿凶犯。公安局的吉普车追上李常林的时候，李常林也到了老丈母娘家里。李常林哈哈地大笑着，被公安人员戴上手扣，塞进了吉普车里。

经查，凶犯李常林的确是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才导致了砸死老爹的后果。在公安局里蹲了半年多，加上老妈多次上县里替儿子说情，经层层审批之后，李常林才被释放回家。

红极一时的大老李在“文革”中窜上跳下，留下一个千古罪名之后，就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第九章  悲剧在我们身上上演了

“文革”的烈火尚未波及到这座偏僻的山村之前，农民们仍然只知道关心他们的柴米油盐。尚不懂得“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夺权”。多数农家的孩子，连小学都念不完，就下地干活帮家里挣工分儿了。生活稍好一些的人家，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成天盼着他们念好书出人头地，进大城市，穿皮鞋上班；那些乡镇干部们更是不失时机地把这种希望变成现实。权力和关系让他们占足了先机，一旦得知城里招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孩子推出去，恨不得立刻让他们逃出这受苦受累的庄稼院儿，一般农民的孩子却只能老老实实在家种地。性情忠厚、思想封闭的农民只能羡慕地望着人家，哪里懂得什么“不正之风”，顶多也就把它上升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高度。

高考停止了。随着推荐上学、推荐招工政策的出台，手握大权的干部们更是底气十足地把他们“根红苗正”的子女推荐到大、中专院校去读书。让他们将来长成一条“龙”，不能窝在农村变成一条“虫”。“推荐”成了当权者手中的魔杖。看着那些逃出农村去的干部子女们回到家乡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们心里酸溜溜的，难道我们这些知青在城市里、在大学里放弃的位置，就该由他们去填补空白吗？难道这就是社会学中的“置换反应”吗？我们苦苦地改变农村“一穷二白”落后面貌，可他们却急不可待地逃之夭夭，难道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与他们毫无关系吗？现实的反差，在我们脑海里不停地回旋，困惑与迷茫开始撕咬着我们已经感觉矛盾的心。

已经燃起的“文革”烈火愈烧愈旺，运动正突飞猛进地向纵深发展，而且党内又出现了“由来已久的两条路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隐藏在党的各级组织里”，他们的最高统帅竟然是我们党的第二号人物。我们一直无限信赖的党，竟然有“两个司令部”，这一切真让我们大惑不解而又十分震惊。我们心中不禁自问：我们放弃升学下乡务农，执行的是哪一条路线呢？我们的思维已经没有了遵循。

共和国的上空乌云密布，雷鸣闪电，全国上下、大江南北一片混乱。无论是工厂还是学校，无论是机关团体，还是科研单位，到处都乌烟瘴气，吼声震天，黑色的和红色的大字标语贴满了几乎所有的墙壁，什么“誓死捍卫……”，“坚决打倒……”，什么“砸烂……狗头”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

农村对政治运动历来不如城市敏感，批“三家村”、“四家店”对农民来说也实在是苦涩难懂，所以在农村张贴的大字报，一开始无非都是些揭人短、说人坏话以及那些造谣诽谤的内容。原来和睦的农民开始分裂了，一个个小心翼翼不敢多说话，生怕惹出是非来。一些蒙冤受屈的老百姓，往往被逼得寻死上吊或者精神失常。

那年夏初的一个中午，窗外一片喧闹，还夹着阵阵哄笑，我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光着上身的女人，身后跟着那么多的孩子，一个个拉长了脖子，嘻嘻哈哈地起着哄；那女人正迈着踏步前进的步伐，从东边走过来，还高呼着革命口号，她蓬头垢面、挺胸抬头的样子，活像是哪一个原始部落的首领。后来才知道，她男人是队里的饲养员，有人诬陷他每天夜里都往家偷马料，人家还故意把高粱粒子从生产队马棚一直撒落到他家门口，让他长八张嘴也说不清。于是她便替丈夫去找那人理论，结果，那人变本加厉地给她按上了个“破鞋”的罪名。还煞有介事地编造了她和一个死了好几年的光棍儿的绯闻，这真是死无对证，让她无法分辩。一气之下，晕了过去。造反派说她装死，召开批判会，又让她骂黄了，再加上群众都知道那人的恶毒用心，所以来开会的人也不多。“造反派头头儿”们面子上不光彩，威胁着说明天要把她带到公社去批判。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怎能经得起这种折磨和恐吓，她的精神竟然一下子崩溃到了这种地步。

那时，对于许多反映历史文化和体现民族传统的东西，一概被斥之为“四旧”和“封建糟粕”，属于被砸烂、焚毁并从思想上批臭之列。

知青们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那颗涌动的红心在文革中却愚蠢的干着毁灭传统文化和践踏人类文明的傻事。

从拉拉屯向南三公里处就到了天德河，这是隶属于永发公社的一座村屯，在村北一片黝黑平坦的土地上树立着一座高大的贞节碑。据上年纪的人讲，那是在晚清时期，为了褒奖一位坚守“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烈女，由巴彦总督XXX宣读谕旨并由XXX先生亲自选址立起的一座石碑。在这座除底座外高六米，宽一点五米，厚零点六米的石碑上有XX皇帝的御笔，它高高耸立在一马平川的黑土地上，几里之外都看得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怎能容许这种封建糟粕流传于世，让它挺立在那里向无产阶级文化示威？于是由知青倡导并发起了那场消灭封资修、拉倒贞节碑的革命行动，百余名革命小将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红旗和毛主席画像开进了那片本不属于我们领域的土地——因为消灭四旧的革命行动不分地域，小将们以人为梯，一个踩一个肩膀地攀上了碑顶，再用生产队的大绳拴在碑顶的盘龙上，然后在一片毛主席语录歌声和“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一个个用尽平生力气，终于拉倒了石碑。然而石碑倒而不碎，小将们又抡起早就准备好了的大铁锤，终于让它粉身碎骨了。

那是一个让人发疯的年代，怀着幼稚的冲动而发疯的青年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的错误理应受到谴责，然而更应该受到批判的是那个蛊惑人心的运动。历史虽然宽恕了那一代人，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反省与忏悔仍然是必要的。

公社召开“万人点火”大会以后，农村的“文革”运动一下子变得汹涌澎湃起来，点火的气氛让农村基层干部的日子过的忐忑不安。还有那些成分高的农民，一个个更是胆胆突突，跟这两种人沾亲挂拐的农民也不敢轻易蹬他们的家门，即或是去也是深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像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工作者。因为不少事情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做往往被怀疑是给走资派和四类分子通风报信，说不定啥时候就会被当做跟阶级敌人穿一条裤子的“无产阶级叛徒”给揪出来，然后跟那些人一起上台上去撅屁股。所以人们变的寡言少语，人人自危。

那个时候，被揪的干部和四类分子干的都是重活，脏活，还额外派给他们一些清扫大道、清掏厕所、给军烈属挑水等义务工。他们同样也不敢跟贫下中农主动打招呼，因为那会给自己增加拉关系、套近乎、腐蚀贫下中农、逃避改造等等一系列罪名。在历次批判会上，看到革命干部和四类分子都站在台上，让人感到他们竟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真是让人匪夷所思。不仅如此，连普通百姓也会在不经意间招来祸端。那时“天天读”是生产队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知青是辅导的主要力量。我们每个知青都把这看做是忠于毛主席的具体表现。收工后有时知青点饭没做好，我们都宁肯不吃饭，饿着肚子也要提前跑到生产队的文化室去组织学习。可是贫下中农里有的人却不然，他们经常不来，于是队里决定缺席一次扣一个工分，所以许多人是怕扣工分才来的，学习时他们就坐在土炕上打呼噜。这时我们往往把在天天读当中表现消极的农民看成是“忘了本”，阶级觉悟不高，甚至抓住他们的把柄时还要表现一下革命小将的锐气。

第一生产队有个老陈头，体格不算强壮，白天干一天活，晚上吃完饭就想躺下，天天读几乎总是缺席，红卫兵去找他，他总是说，我不识字，听也听不懂，去干啥呀？不如我给生产队多干点活，那怕磨磨铡刀呢，就别扣我工分了。一次老陈头又没来学习，红卫兵找到他家，他躺在炕上说头疼，请个假。红卫兵很生气可又拿他没办法。然而他们却无意间发现了他家墙上有张报纸糊倒了，毛主席像居然头朝下，红卫兵如获至宝，跳上炕去用刀子就把那张报纸划了下来。然后又绕着另外几面墙和顶棚又搜索了一遍，果然又发现棚上也有张报纸，毛主席像的头冲着窗框，老陈家一家人睡觉时脑袋冲着炕沿，跟毛主席像不是一个方向，于是红卫兵又一刀把棚上的那张报纸划了下来，并勒令老陈头到生产队走一趟，小将们拿着那两张报纸做证据，让老陈头站在炕上接受群众批判，于是天天读又变成了联系实际的批判会。

过了夏锄大忙季节后。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随之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三查一挖”、“清理阶级队伍”、“揪党内走资派”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然不会给任何人表示出某种温情，历史没有让我们这些知青在充满激情的理想里停留得太久，便对我们的梦幻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来过热的神经开始降温，面对一桩桩冷酷的现实，让我们内心感到无限的困惑与迷茫。

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因为大老李之流的消失而结束，发生在我们知青中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城市里的运动总是要走在农村前面的。父亲工厂里的“革委会”，派人到河北老家调查他的出身。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当时派性猖獗的老家，村上竟有两个党支部，正在不惜一切地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进行着残酷的派性斗争。不明就里的外调人员到达村东头的时候，正赶上沙河发大水，无法过到村西头去，便在东头的党支部了解情况。东头的支部书记一听，是调查西头老王家的，便十分干脆地说；“西头姓王的有一家算一家全是富农。”一个大印盖上，从此父亲就戴上了“隐瞒成分”的大帽子在厂里接受审查，一个多月不准回家。这自然也改变了我这个下乡知青此后的人生轨迹。

我原来兼任的那个不脱产的公社团委副书记的职务，这时无声无息地自消自灭了。类似的命运，像瘟疫般地在知青当中蔓延开来。清查小组追查祖宗三代的结果，击碎了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理想，美好的蓝图顷刻间化成了一片茫茫的黑暗。

调到公社当副社长还不到两年的亓耘田的外调回来了，说他的父亲解放前在山东老家当过维持会长，为日本鬼子效力，于是不分清红皂白就把他从公社社长的位置上撤下来了，还取消了他的党籍，下放到东山脚下的福乡大队接受改造。当时他的女朋友——知青点中那个能歌善舞，极富文艺天赋的女生李义滨好几次被一个叫叶林的公社蹲点干部找去谈话，要她跟齐耘田划清界限，决不能和他结婚，说他的父亲当过维持会长，问题性质很严重，属于敌我矛盾，要她慎重考虑，否则连她的前途也毁了。李义滨不信这些，她只知道亓耘田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无辜的，这时他更需要自己的理解和体贴。不久他们结婚了。从那以后，“哈尔滨之夏”组委会给县里发来的邀请她参加演出训练的信函，一件也没到她的手里，从此她就与哈夏音乐会绝缘了。

公社党委那个负责政审的姓冯的干部只有小学文化，对知青很是嫉妒他居心叵测地提出，由他出面对每个哈尔滨知青都做一次清查三代的政治审查。抽到公社当党委秘书的杨春时的父亲解放前是一家私人银行的职员，资本家逃跑前将善后事物交给他处理，于是他成了大资本家的忠实走狗。杨春时被发配到五十里外的松花江中那座小岛，当起了牧马人。

解建臣的母亲原来随日本开拓团来到东北的，日本投降后，她未回国，嫁给了一个靠理发为生的中国人，这就是解建臣的爸爸，于是小解有了这层无法回避的海外关系，他无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表现多么好也没用。他不会受到组织上的重用，被打发到大山里与老树为伴去了。

我们渐渐地隐隐约约地得知，我们青年点上大多数知青的家庭出身都很糟糕，有资本家兼房产主的，有出身是小业主的，有什么“海外关系”的，有“历史问题”的，还有参加过什么“反动会道门儿”的，也有家庭成分不清的，只能宁左勿右先“挂”起来以后再说的五花八门。那阵子，公社“清查办”一来人，就跟大队“革委会”主任窃窃私语，看到他们那种神秘得像间谍接头的样子，就让我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那个年代，出身不好并不亚于是一种犯罪。知青中我们这些不幸的年轻人，原来一生下来就犯了“出身罪”。从此，我们被无声地划进了“黑五类”，我们像瘟疫一样，农民们不敢更多地跟我们接近了，不少会议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参加了。这时的我们，显得那么无助，那么孤独，难得别人的信赖，更得不到任何人的呵护。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仅击碎了我们知青头上的光环，也粉碎了我们的梦幻。政治地位的改变让我们的心灵第一次感到了痛苦的震颤，这无异于给这些刚刚开始的政治生命画上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句号。尽管我们曾经历尽艰辛四处奔波，在下乡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使我们这个大队在全县农村第一个点上了电灯，可是在给全村带来光明的同时，“文革”狂澜却把我们卷入了另一种黑暗，从各家窗户透出的灯光，这时仿佛变成了一只只警惕和怀疑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

那段日子显得十分漫长，每天晚上，我们一个个都趴在饭桌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翻阅报纸、查找资料，借以排解自己内心的疑惑和孤独，企图在家庭出身这个污浊的阴影后面找到一丝光亮。

父亲听说了我这里发生的一切，焦虑万分，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冥思苦想地回忆着四十年前几乎忘却的过去，把他从十五岁离开家乡到东北“跑关东”的全部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了一份厚厚的材料，用挂号信寄给了我；并一再嘱咐我，要依靠组织，要相信党，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我把这份材料细细地看了好几遍以后，又一字不落地抄了一份，然后又步行十几里路，把它郑重地交给了公社党委那位负责政审的干部。但我此时却发现，他过去对知青的那和气得有些过分的面孔，如今变得陌生了许多，原来他那副笑脸菩萨的和善胖脸一下子暗淡下来，像是电压不足的灯泡。直觉让我意识到他已经警惕地与我保持距离了。他接过了那份材料看也没看一眼，只用鼻子“嗯”了一声，便把它扔进了身后那个老绿色的档案柜里。从他这种与过去判若两人的神态中，我感到了一种近乎绝望的失落。从他的办公室一出来，我就觉得脚下无根，两腿发软，像是踩在棉花堆上，仿佛是一棵大树骤然被雷电击倒了。我紧咬着嘴唇，只觉得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孔倒灌进喉咙里。我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屈辱，眼泪夺眶而出。这是迷茫、无奈的眼泪，这是前途毁灭的眼泪。我不知以后漫长的人生之路该怎样走下去。

从此，我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之中，疑惑、苦闷、迷惘、彷徨，眼前是看不到尽头的黑暗，凝固的空气让人窒息，这苦恼让我开始冷静地思考过去，仔细地咀嚼现实；这时的我，多么渴望别人的信任与理解，多么渴望有人能倾听一下我内心的倾诉啊！纯洁的心灵一旦罩上阴影，一旦失去寄托，就像一只漂泊在海上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摸不准方向也看不到彼岸，随时都有葬身大海的危险，精神的疲惫已远远超出了一个二十二岁进步青年的承受能力。一个幽灵在我的前后左右徘徊着，让我的生活几乎充满了孤独与恐惧。迷茫中，我期盼着茫茫沧海突然在我眼前冒出一个小岛，让我这颗疲惫的身心，有一个停靠喘息的港湾。

我们生产队里有个仅比我大四岁的富农子弟叫姚中，虽然头脑聪明，干庄稼活又是数一数二的一把好手，可是就连评选劳模这样的好事，也向来与他无缘，平时说话也低人一等。

那天队里的小青年们为了建“政治文化室”，都在生产队的那间老屋里糊棚、粉刷墙壁，这时姚中在一边多了句嘴说：“西边棚顶上那张报纸粘的有点儿歪了。”正在糊棚那个红卫兵骨干一听炸了：“哪儿歪了？哪儿歪了？自各儿啥成分不知道？哪儿有你说话的权利？咬草根儿上一边儿眯会得了，操！”年轻气盛的姚中戗着他也回了一句：“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上公社吃两个馒头回来了嘛！”“操！吃馒头咋地，有能耐你也吃去呀！”三天后，造反团就把姚中揪到大队去批斗，罪名是“攻击毛主席支持的革命小将”。他跪在地上，被造反团骨干用皮带在他头上抽打，“五眼儿”上缠满了头发，一只眼被抽的紫青肿起老高，像一只熊猫。

第八生产队有一个富农成分的农民，春节前买了张毛主席像，回到家里没等贴上就被冲进来的红卫兵抢走了，临走时他们狠狠地吐了口吐沫说，就你们这种人家还配挂毛主席像？也不照镜子瞅瞅？

永发村有个富农子弟，春节前在县里买回两个塑料的毛主席半身坐像，没有家什装，就用一根细麻绳系上搭在脖子上，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结果第二天就被揪到大队，九十度大猫腰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深挖根源，又把七十岁的老爹连推带拥地带到会场，逼他承认对毛主席有着刻骨的仇恨。

“造反派”夺权以后，当官儿的日子也不太平了。当年冬季，在公社举行的新兵入伍欢送大会上，就因为演出了一场二人转“王二姐思夫”，公社党委那位宣传干部便惹来了意外之祸：造反派说他是跟党的征兵政策唱对台戏，有意涣散军心。于是一顶“与毛主席革命路线唱反调”的大帽子就扣在了他的头上，跟“四类分子”一块儿游街示众，在台上撅屁股挨斗。

那天夜里，收音机里传来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举着毛主席画像，敲锣打鼓的集合起全大队贫下中农，集中收听党中央的最新精神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然后载歌载舞地在村子中唯一那条贯穿东西、常年印着深深车辙的村路上，热烈地庆祝一番，这叫“学习最新指示不过夜”。在这个远离北京的偏僻山村，我们的脉搏竟跟当时全国人民的脉搏跳在一起；每个知识青年都想通过大批判的烈火，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赎罪”。大家都绞尽脑汁地写大批判文章，编写宣传口号，强迫自己用那种已经变形的思维，积极地去适应当时那个畸形的年代。

我活的很累，肉体上累，精神上更累。我的内心早已厌倦了那种声撕力竭地无限上纲和言之无物、千篇一律的大批判。我写烦了，也写够了。但又一想，我还是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一旦人家认为我态度消极，便成了不可教育好的子女，就彻底被人家踢到那一边去了。为了逃避，我通过总结突然发现，我写的那些批判稿无非只有两类，一类是针对被打倒的当权派，一类是针对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所以在以后的批判大会上，我只要选择其一，改动一下批判对象的名字就可以上阵了。于是，我终于可以在大批判中偷懒了，反正他们也不需要事实根据，也找不到事实根据，当然也就不需要我再找什么事实根据了。

盛世源是我们知青中的“秀才”，平日里能说善辩，喜欢编编写写的，整几句“顺口溜”更是张口就来。刚上高一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学生都认识了那个戴着白眼镜的盛世源，因为刚入学那天，学校就通知新生注意收听当天下午四点半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我校新生盛世源的诗歌——《沿着雷锋的道路前进》。下乡后，他成了深受社员们欢迎的说红书的“盛先生”。他常把农民中的好人好事编成故事向大家宣传，《红岩》小说中那段评书 “双枪老太婆”和《烈火金刚》中的“肖飞买药”，更是让他说的活灵活现，扣人心弦，他的名气也随之在全县传开了。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咬文嚼字地琢磨出来的那句“宁做凤凰火中生，不做鱼鳖水中游”的口号，竟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恶意谩骂伟大领袖的口实与罪证——因为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毛主席畅游长江八周年纪念日。造反派的“头头儿”们借题发挥，胡乱联想，农民中那些本来就对“全无敌”无限上纲的大批判，心怀不满，这下子可抓住了报复的机会，虽然他们缺少“笔秆子”，可是他们可以借助学校的老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结合盛世源“房产主兼资本家”这个倒霉的家庭出身进行阶级分析，于是一时间这句口号就成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牵强附会地大肆渲染。昨天他还是大批判的闯将，今天一下子就成了“反动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成了“仇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还说什么“他是念过大书的,说话可不那么简单，必须要好好分析分析。”为了狠挖他的反动思想根源，公社还专门派来几名干部，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进一步内查外调以外，还指定几名知识青年做专题批判，真让我们一个个苦不堪言。硬着头皮进行着措辞激烈而又言不由衷的批判。可悲的是，我们知青当中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他申辩。如今想来心里还觉得愧疚和遗憾。于是“全无敌”又被“红色农民造反团”攻击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

从那以后，“盛先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还喜欢耍个嘴皮子什么的。时间不长，他家中又传来噩耗，当年积极支持儿子下乡插队的、当了一辈子教师已经退休在家的寡妇母亲，在儿子蒙冤的打击下，突发脑溢血一命呜呼了。

盛世源回到家里悲愤欲绝一病不起，在他二哥二嫂的看护下半个多月好不容易才能坐起来了，可仍是不思茶饭，面黄肌瘦，整宿整宿的难已入眠，经检查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安眠药已经对他失去了作用。哥哥嫂子带他跑遍了哈市各大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后来，请了心理医生后哥哥也请了长假在家陪护他，带他到江边散步，逛公园，和他下棋、打扑克，两个多月后盛世源才渐渐走出阴霾，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和生活。这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回乡下去，因为在农业学大寨热潮中他不能袖手旁观，他要用自己的双手继续去描绘农村美好的蓝图，于是十天后他又冲破兄嫂的阻拦，回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

一直在上级农业科研部门指导下潜心研制“九二零”植物生长刺激素和“五四零六”菌肥的知识青年李有，是个独生子。下乡前，就对各种电器组装技术情有独钟，是个极富科研能力的小伙子。放弃高考下乡后，他与当地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在我们大队建立起全县第一个农村广播站和第一支农村电影放映队，为了确保实验小区玉米单交种、双交种的纯度，避免花粉无序传播，在实验小区里，他带领实验小组成员从玉米抽穗那天开始，天天都起大早，在太阳升起之前，趟着露水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钻来钻去，浑身上下都湿个响透，除了使本大队在全县率先更换了玉米高产新品种以外，还给全县培育了数百万斤的玉米优良种子，我们这个大队成为当时全省先进的农业科研基地之一。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份子对智慧、对科学理性尊严的追求与向往，然而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这就变成了罪状。于是这个“种子迷”，就由于他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而被停止了科研工作。“造反头头儿”们说：“贫下中农都顶着日头在地里干活，怎么能让他凉凉快快儿地蹲在屋子里呢？”“搞什么实验，扯蛋！咱们种了这么多年地，这一套还不如他？”打那以后，他的科研项目被砍掉了，科研室也就此被封了门。

常年坚持给贫下中农义务理发的小谢，由于日本母亲这层不可回避的“海外关系”，当然也不能让他继续留在批判阶级敌人的队伍里，公社一句话，就把他送到一个边远林场与大山老树为伴去了。

原本以为这场知青中的厄运只是在农村才会发生，我在内心禁不住羡慕起两年前调到黑河去组建建设兵团的徐德令和陈勇翔来。我以为他们在那里毕竟都是有文化的知青群体，身穿军装，屯垦戌边，一手拿枪一手拿镐，那是何等的一种英雄气概。

可是后来让我万没想到的是，“文革”烈火在祖国的边塞也依然如火如荼。那里也弥漫着同样的没有战火的硝烟，发生着一桩桩“煮豆燃豆萁”的悲惨事件。特别是在中苏边境地区，清查“苏修特务”确保兵团队伍纯洁性的运动，更是严肃得令人难以想象。因为“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克”，所以那种搞得人人自危的清查运动简直就像当年扩大化的肃反运动。

徐德令任指导员的那个知青农场，坐落在离黑龙江边最近的望江村，与前苏联隔江相望，数百米宽的江面，连喊声对面都可听到。村里一个叫查客旗的蒙族老太婆多年前嫁到了这里，给农场里一个犯错误后被解职的干部吴树民生了一儿一女，算上老吴前方老婆——一个后来不知去向的苏联马达姆给他留下的二毛子吴利沙共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人除了做农工之外，业余时间吴利沙常跟着老吴到江边撒网捕鱼。一次，爷俩打鱼打的兴起，小船已经接近了警戒线尚未察觉，此时天已傍黑还没想起返航，北岸的苏联了望哨发出了警示信号，他们才吃了一惊。吴利沙好奇地朝北岸的观察哨大声喊了几句“哈拉少”之后，爷俩的小船便快速向南划来。结果他们刚一回到家里，就被已经等侯在那里的政审干部带走了。因为早已有人报告说，发现江面上有人与苏联一方发出联络暗号。政治部的政审干部们立即想到军分区领导对黑河地区政治形式的分析时的话：多年以来，隐藏在我地区的苏修特务数量之多，不可低估。果然，这不敌人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了！这位政审干部是一名天津知青，由于既有阶级斗争的敏感性和超凡的洞察力，今年夏天才被调到团政治部，专门负责清查苏修特务的工作。审讯的过程中，老吴和儿子是被分开进行的。老吴的交待他们当然不会轻信，因老吴是下台干部，对组织耿耿于怀，对社会主义不满是不用怀疑的。对吴利沙的审问并不顺利，这个身上流淌着中俄两种血脉的英俊青年，像一名英雄毫无惧色，昂首挺胸，反复回答的就是一句话：我就向他们喊了两句哈拉少。

政治部将他们分别关押起来，等待外围调查，扩大线索，不怕他们不交代通敌的罪行。于是，他们找到了吴利沙的女朋友徐德令了解情况，她说吴利沙性格爽朗，幽默风趣，爱开玩笑，我喜欢俄语，经常像他请教。审讯干部问到，你为什么喜欢俄语？她说，我中学时就学俄语，学了六年，我不想扔掉，到兵团时把俄语书都带来了。政审干部又问，你学了俄语要干什么？是为了开垦北大荒？还是有什么其他目的？她说：我就是想跟他联系时方便，别人听不懂我们的谈话。

“哦，这就对了，是为了你们之间的联系”。政审干部满意的说：“你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于是她回到了连队以后，就被人监视起来了。

 

徐德令的“交待”被那个搞政审的知青干部，用一种特殊的思维透视，上纲，并经过推理得出结论，结果吴利沙被定为“潜伏特务”，是在他母亲授意下继续潜伏的苏联间谍，并通过进一步审讯，企图追查出他母亲的下落。老吴的家成了苏修特务的秘密联络站，老吴自然成了“内奸”，所以徐德令显然是苏修间谍吴利沙在兵团发展的“女特务”，加上她那个倒霉的资本家出身，没几天，师部就下了批文；撤消徐德令一切行政职务，重新分配到菜班劳动，还经常被揪回到原来的连队，站在台上接受兵团战士的批斗。连跟她共同战斗的另一位副连长——六四年哈尔滨同批下乡知青也认真地把她看成了阶级敌人，攻击她是“混进干部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后来又把她派到一个新建不久的特殊连队，那里已经集中了许多出身不好的男女知青。派给她们的活都是重体力，体力不佳的男知青都难以承受。徐德令这个单纯开朗、能写会画、充满青春活力的才女，这时才一下子发现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爱情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她再也无法坚守扎根边疆的那个誓言了，因为对她来说那已经成了一条没有前途的死路。

革命的齐耳短发和她带领兵团战士战天斗地的壮举，一下子都变成了“伪装”的象征，变成了骗取组织信任捞取政治资本的伎俩。政治上的打击和人格的羞辱,使这个刚直倔犟的姑娘无法立足。正像是一块钢太硬了反而容易脆断一样，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没有摧毁她的意志。但是无情的政治打击却把她的精神击垮了。在上山伐木的那天傍晚，收工的时候，她趁人不备，偷偷爬上了那辆往黑河送木头的大卡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到了离黑河市不远的一个小站，几个司机去吃饭，她偷偷下车躲进了站里。午夜时分，她便登上了那辆开往哈市的列车。

特殊连队把徐德令失踪的消息报告给了团部，团部立即下令在江面上大范围搜捕。他们认为她定是划船到对岸投修去了，江面上搜捕一无所获。第二天挨家挨户搜查，结果职工家里一条船也没少。于是他们又推断她是投江自杀了。她的死“轻如鸿毛”，是罪有应得。

这时的徐德令正背着一顶“特务”的黑锅躲回市里避难。这时她的父亲已经去世，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当年她背弃老人自作主张，竟换来了今天的惨境。从此她背上了心灵的“十字架”。一个踌躇满志的女知青，如今成了浪迹街头的“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粮食关系、没有工作的她无法生活，只好在街道上当了一名清扫工。向来自尊的她，从此整天戴着一只大口罩，只把眼睛露在外面，生怕别人看见认出她来，一个围巾包住了她向来引以自豪的总是把发缝留在左边的齐耳短发，它所象征的坚定的左派和与右派决不苟同的意义，此时早已消失殆尽。

第二年，由于生活所迫，徐德令嫁给了一个当装卸工的大龄青年，住在已经成为鞋厂仓库的一座老式三层小楼上，并有了她们自己的孩子。

一九七六年，在国家为两千多万知青制定了反城政策以后，她才回到兵团，办理了返城手续，关于她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无声无息了，她终于成了具有合法身份的返城知青，被安排在道里菜市场做营业员，由于她的能力和勤奋，不久当上了食品组组长，一年后又被拟升为营业部主任报上去待批，不幸的是八三年那个春天，发生在午夜里那场震惊全省的“3.31”特大火灾，把她们租住的那座早已是危楼的仓库变成了一片废墟，她跟刚满四岁的儿子极其悲惨地葬身于那片火海之中……

政府从某监狱调集来数十名服刑人员，历经七天时间，才在数米多深的砖石瓦砾下面，找到了她和儿子几乎化为灰烬的残骸。

一个“江姐”就这样“壮烈”牺牲了。一夜之间，带着屈辱与悔恨，连姓名和她往日的誓言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

知青点儿上几个出身好一些的知青，侥幸地没有被划入“另类”，凭着学历的优势，多少尝到了几口幸运蛋糕。他们先后提了干，进而转成了国家干部，当上了乡镇领导或进入了县城机关，但他们却品尝着另一种苦涩，承受着当地某种排外势力的挤压——他们的平步青云会成为那些人仕途升迁的对手。他们没有根基，没有靠山，自身的能量只好在一定范围内缓缓地释放着。

写得真实 有血有肉，尤其是《错爱一生》，和《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了》。我反复看了几遍。这里点
到知青的最后几年大龄女知青的婚姻问题。处于各种被迫和压力嫁给并不爱的男人，我记得当时我所插队的草原还有知青之间原本时男女很处得好的。 就是讲成份。无奈只好分手。最后结果都是男女遗憾。都是和不爱的人生活一辈子，就这样将就过吧。。。。。有人去过普陀山多次拜菩萨。她们说这就是你的命。所以现在老知青聚会有好多都是年轻时的情人，碰见不免很遗憾。。。。。。悲哀 ，悲哀，上帝就是要你悲哀，是啊 人一生哪有尽是给你好的东西。总要给你点遗憾。给你样样完美是不可能的。完美是追求和向往，是难以得到的。

抚摸逝去的日子，就像是抚摸一些属于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纪念品。这些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已经不再那么理想主义、不再那么容易被诗歌和政治口号蛊惑、不再那么幼稚单纯，甚至不再那么乐观，但当我们偶然回首、通过记忆或文字重温那个逝去的时代时，我们可能会发现那些日子和人比起我们现在的日子和人或许多了一些纯朴的真情。楼主好文笔！

           楼主记述了我们这一代的理想,记述了我们曾经的单纯、幼稚，记述了极左思潮带给我们祖国的灾难，让我们一起抚摸过去的日子——那带着我们的汗水和泪水的日子。谢谢楼主的好文章！

 

第十章  粉房女管家

  女知青刘淑兰是哈尔滨市原第二中学一九六四年初中毕业生，她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黑葡萄般的眼球里闪着聪慧的光。她政治上进，学习刻苦。她的理想是将来做一名白衣天使。由于她各科成绩优秀，所以毕业时学校保送她到齐齐哈尔军护学校去学习，为实现她的梦想插上一双翅膀。

这时，党中央向全国青年发出了学习董加耕，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的号召。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开始在她的心中回响，祖国在召唤有志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献身的革命青年。她在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中看到邢燕子、侯隽等人的光辉事迹，深受感动。“她们能做到的，难道我就做不到吗？”她崇拜她们大无谓的革命精神，钦佩她们扎根农村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为了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她心中暗下决心，向“一穷二白”宣战，做一个为共产主义勇敢献身的有志青年。要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以天下为己任。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她终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说服了对她的志向百般不解的父母，终于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的申请，她豪迈地写到：“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不经风和雨，怎能成栋梁”。全校师生都为她的壮举而感动。学校锨起了向她学习的热潮。

到农村以后，她能起早能贪黑，从春天种地到夏天锄草、薅地。从秋天大田收割到冬天拉地打场，样样伙计她都不落后。不论多苦多累，多脏多臭，她都不在乎。她凭着一颗火热的红心和一颗顽强的意志，履行着自己的誓言。论体格，她瘦小单薄，体重只有四十公斤，论力气，她也不能跟当地的女劳力相比，她毕竟是从小在大城市里长大，如今刚刚毕业的女中学生。但是她“宁让身受苦，不让脸受热”的坚毅气质和永不服输的性格使她很快进入了角色。许多农活就是打头的也落不下她，她给社员们留下了干活泼辣、性格爽快的印象。她能歌善舞，爱唱爱跳，成了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力量。她又是义务卫生员，一年四季跑遍各生产队贫下中农的家，给头疼脑热的大人和孩子们打针送药。

第二年秋天，她所在的第四生产队搞多种经营，开起了粉房，远近各村屯来换粉条的农民络绎不绝，为了选一个能写会算、能起早能贪黑、讲究原则、办事公道的当家人，队委会研究了几个晚上也没个结果。最后还是妇女队长冲破了男人们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能不能找个女的来当这个家？还亲自推荐刘淑兰来承担这个任务，这句话使大家心里一亮，他们一致认为她肯定能够做好。于是，从这天起，刘淑兰就成了生产队粉房的女管家。

她专为粉房建立了往来帐目，出库入库笔笔有踪，收入支出项项清楚，赶着马车来换粉条的农民，不论早晨、中午、下午都有来的，忙得她完全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有时刚要吃饭，人家一喊她撂下饭碗抬腿就走，她跟粉房里的其他的男人们一样，搬扛装满土豆的麻袋，通过抽样、验等确定等级以后，再出库粉条。从卸土豆、过秤、入库到开票、付粉等一系列程序她都做得紧张而有序。队里的男女社员们看在眼里，服在心里。称她是比男人都强的女管家。

 这年年终结算，第四生产队的劳动日值达到一元四，在全大队是最高的，光是粉房这项收入就给生产队增收一万七千块，

 这年冬天是“文革”的第一个冬天，全国农村正处于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然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却已经悄然开始了。突然有一天，公社负责政审的干部来到大队，向大队领导交代了些什么。不久，生产队长就从刘淑兰手里拿走粉房的往来帐目，而且从她的劳动工分中每天扣除三分，以后的劳动也照此办理，人家干一天挣十分，她同样干一天，到晚上评大寨工分时也只能评七分，原因很简单——她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和贫下中农同工同酬。

从此，刘淑兰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平时开朗的性格此时变的少言寡语，低人一等的政治身份让她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社教运动以后，几个出身好的知青都抽到工作队到外面搞社教去了，直到社教结束，一个都没回来。孤独的她怀着不被重视的无奈，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文革爆发以后，红卫兵袖章是革命的象征，身份的标志，而她却没有做红卫兵小将的资格，自然也戴不上耀眼的红袖标，基干民兵队伍里也把她除了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浪漫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受到了重创，她无法排解内心的委屈，经常一个人躺在炕上流泪，她终日生活在被屈辱包围的日子里。

就在这时，一个男知青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们是同届的初中毕业生。他在八中毕业，共同的选择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格外理解和体贴刘淑兰的处境，他了解自己的战友，理解她那颗涌动着革命激情的红心，他为她不平而又无能为力。只能鼓励她放下包袱，用积极的态度面对这一切。

一九七零年，他们结婚了。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用扎根农村的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的誓言。

刘淑兰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她的立场是永远站在贫下中农一边的，她深感阶级政策对自己的不公，但毕竟无法搞清这极左路线的始作俑者出于何种目的才刮起了这股席卷全国的邪风。她忍辱负重，用真诚和良知恪守着自己的信念。由于她表现突出，三年后当上了农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她的文化知识和多种才艺终于有了向孩子们传授的机会，经她培养的农村孩子多数都考上了中学，她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九七五年，她终于以一个“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四年我们重返故乡时，那些已经当上了父亲母亲的学生们都争抢着把她请到家里，畅叙当年的那难以忘怀的师生情谊……

现在，刘淑兰从退休后就跟从区政协退下来的丈夫一起照看着孙女，其乐融融。每当我们谈起那段峥嵘岁月，她总是笑一笑说，没有那段经历，我也不会这么坚强。

的确，有了那种经历还有什么苦难能够难倒她们呢？

 

第十一章  无言的结局

一九六七年入冬以后，公社又派下来每年一度的清理山林的任务，清林现场在离家一百多里远的深山里。因为再过一个月就要过年了，家家都有很多活计，所以任务一时很难落实下去。县里催的很紧，于是公社制定了一条“土政策”，凡是派不出人的生产队，年前一律不许搞分配。这一招儿可真灵，农民们辛苦了一年，就盼着年终分配这一天呢！这下子可急坏了下面的生产队长，我的老队长那两天嘴上都起了泡。我能为他分担些什么呢？经过两天的痛苦思考以后，我在政治环境的重压下，终于做出了一种逃避现实而又让自己内心流血的决定。我的请求让他十分感动，他用那只粗糙的大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那张被花白胡子包围着的嘴巴微张了一下，轻轻“唉”了一声说：“清林这活啊，全是重体力而且危险性很大，怕你的体格顶不下来啊！”“没事儿，你放心吧！”我这坚定的语气终于让他长舒了一口气。

白雪皑皑的深山老峪里人迹罕至，跟阴乎乎的天空连在一块儿，让人难辨南北东西。好在与深山老林打交道，不需要辨别方向，只需要付出力气——与大自然沟通只需要默契。

山里的早晨天亮的也晚。吃早饭的时候快七点钟了，可是外面还是黑蒙蒙的。

这次上山清林一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共分成三个连队。各连分别在山上安营扎寨。我们连的四十人被分到了“黑瞎子沟”，一溜五间大空房子便成了我们的宿舍。下午一到驻地，连长即派人到附近采伐小碗口粗细的杨树，由几个木匠凿凿砍砍搭成地铺，垫上谷草铺上炕席，好歹算把民工们的行李安顿下来了。同时另一伙人忙乎着搭建锅台炉灶，几个人从外面刨了几筐冻得邦硬的黄土疙瘩，用木头半子架起火烤化以后合好泥，用林场在山上废弃的红砖垒起锅台，架起了一口直径差不多有一米五的大锅，就成了民工们的灶房。当晚伙房的老师傅就熬了一大锅苞米碴粥，切了几碗咸菜疙瘩，这就是上山以后的头一顿饭。

在山上干活，天天都要钻林子。在指定的几个山坳里，用锯或大砍斧把合乎规格的树木放倒，把砍下的树头，退去枝丫后拉回驻地当烧柴。套上马把树干顺着林间的雪道捞到指定的地点归楞。虽说是数九严寒，可是干起活儿来谁也穿不住棉袄。一个个汗流浃背，球衣外面结了一层热汗蒸腾结成的白霜。渴了吃几口雪，饿了有出发时伙房发给每人的三个窝窝头和几块咸菜，一日三餐最棒的伙食就是晚上那顿高粱米饭。平时是萝卜、土豆、大白菜，隔日一顿大豆腐便是改善生活了。只有到了晚上，躺在松软的地铺上才是一天当中最舒服的一段时光。钻了一天的林子，虽然已是筋疲力尽，但民工们还总是饶有兴趣地甩上几把扑克，下两盘棋，会唱的还禁不住哼几句二人转。一股其乐融融的气氛，完全不像是劳累了一天的样子。只有我总是老早地躺下，惟恐缓不过乏来第二天无法出工。

一进腊月门子，山里山外一片银装素裹。遇上寒流袭来，呼啸的北风夹着碎雪在山坳里打着旋儿地肆虐着，整个山林高一阵、低一阵地鸣叫，天地间一片灰蒙蒙的。

为了慰问已经上山一个多月的清林民工，公社派来的文艺宣传队这天上午就要到达这个大山深处的“黑瞎子沟”。连里做出决定，下午停工看节目，同时要借机改善一次生活。一来是欢迎宣传队，二来也是为上山以来从没沾过荤腥的民工们解解谗，这可乐坏了民工们。杜连长打算派两个人跟着昨天上山来给民工送粮食的马车，装上一大车丫柴到山下的胡家屯儿去换回些酒肉来。可是这鬼天气谁能愿意下山遭这份罪呢？他正为这事儿犯琢磨。我听说后主动找到杜连长，要求下山去为大伙办伙食。这让连长既高兴又意外。可是再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去了。“没关系，我一个人也敢回来！”我说。连长瞅我一眼，显出一种无奈。我从伙房里找了一条麻袋，又从柴垛边上捞过一个木爬犁。便手脚麻利地爬上了装满丫柴的那辆马车。杜连长紧跑几步又递过来一把砍刀，对我说：“回来的时候你一个人钻林子，带上这家伙也能壮壮胆儿”。我接过砍刀刚坐稳，就听张老板子吆喝了一声“驾”，那马车就顺着林子里那条九曲十八弯的山道颠簸着下山了。

我心里暗自庆幸能有这次下山的机会，因为自打秋收以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就失去了在宣传队里编写和演出的资格，平时除了参加生产队里关于劳动的会议以外，带有政治色彩的会议或活动基本与我无缘了。直觉让我感到：我已经被划入“另册”。我不敢想象，今天如果再让我看到由我一手组建的文艺宣传队，看到那些由我编写、排练的节目，我的心中会是怎样的一种酸楚。上山以来刚刚寻到一份安宁的我，实在不敢再去触摸心灵上那根受伤的神经。

这次宣传队上山，她能不能来呢？她在县里到底受了什么委屈？到底为什么被辞退？她现在的处境如何？是不是在政治上也受到了冷遇？由于“清队”后我再没与她联系上，所以这些问题一直是我心中百思不解的疑问。这两个月以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政治变化，她可能一点也不知道。如果这次她真的跟宣传队上山来，我将如何向她倾述呢？她顶着那么沉重的压力还能承受住我带给她的巨大刺激吗？这些日子，我一直琢磨着如何委婉地向她说清楚，也好尽快分手，让她这样的好姑娘早日找到属于她自己的那份幸福……。

突然，路边雪地里窜起一只野鸡惊了外套，马车猛地向前窜去，左右摇晃着顺着溜滑的山路往下冲。我被吓呆了，这时张老板子紧勒缰绳照准那匹外套的嘴丫子“啪”地就是狠狠地一鞭子，只见那马的口角顿时裂开了一道血口子，那马疼的脖子一扬一扬的，此时辕马四蹄儿蹬住朝后猛坐，但由于惯性还是向前出溜了二十几米后才停了下来，这才逃过了一场撞树翻车的大祸。我的思绪也一下子从痛苦的回忆中回到了现实。

拉着高高一车丫柴的马车终于摇晃着来到了山下。这时，卷着雪花儿的北风也像累了似的，不像一早那样威风了。在山脚下不远的胡家屯儿，我用这一大车丫柴给连里换回来一角猪肉和一大塑料桶烧酒。张老板子还有几十里路要赶，卸完车就先走了。我没地方去吃饭，只好饿着肚子往山上返。我一个人拉着爬犁在山路上艰难地爬行着，不大功夫棉袄就湿透了。远处乌鸦的哀鸣不时地在山谷里回荡，路边树趟子里那厚厚的积雪上，狼的爪印还清晰可见，看了之后我的头皮禁不住发扎，冒出阵阵冷汗来。

由于对音乐的热爱，一路上我想象着山上进行着的演出，我的心又蠢蠢欲动起来。可是愉快的歌声和欢乐的舞蹈已经不属于我了。在这起伏曲折的山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进行着艰难的跋涉，偶尔听见空中有孤雁带着一声长鸣飞过，顿时让我看到了自己，此时的我深深地尝到了孤独无助和苦海无涯的滋味。

两个小时以后，我回到驻地时，演出刚好结束了。我的两条腿再也挪不动步了，好歹总算没有耽误那顿民工们企盼的晚餐。那天晚上，连长亲自陪宣传队吃饭，祝贺他们演出成功，这边三大间屋里的民工也一个个喝得五迷三道的，相互之间用语言挑逗着，嬉戏着。每当这时他们总是少不了把对方的老婆或嫂子当作彼此笑骂的材料，又吵闹着打了一阵扑克，一直折腾到小半夜，才迷迷糊糊地钻进被窝儿。那个在连队里号称头号大力士“二柱子”连衣裳也没脱，就头朝里脚朝外地倒在铺上打起雷一般的鼾声来。打更的“小神仙”平时喜欢给人掐掐算算，这时他嘴里哼着“王二姐思夫”，把一块块劈好的木拌子添进用大油桶改装的烧得通红的炉膛里……

半湿不干的木拌子在“大油桶”那火红的炉膛里呼呼地燃烧着，时而发出噼、啪的声音，不大功夫，满屋上下都被“大油桶”烘烤得热呼呼的，“小神仙”撮了几锹煤添进炉堂里，就倒在铺上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月亮凝冻在冬夜的天空上，像被刚刚擦过的一面镜子，稀疏的星星怯视着人间，山林的冬夜显得干冷、宁静。

清林民工们都带着醉意睡去了。高一阵、低一阵的鼾声取代了酒后的喧嚣。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一股刺鼻的辣烟呛醒了，睁眼一看，漆黑的工棚里，只见被烧得几乎熔化了的“大油桶”把周围映的一片通红，从“大油桶”上方伸出的炉筒子及拐脖处都被烧红了，像一根粗大的蜡烛。正上方屋顶的秫秸把子已经被烤焦冒起烟来，还不时有丝丝的火苗儿往外窜。我的第一反应是顶棚烤着了，一骨碌爬起来大喊着：“着火啦！快起来，着火啦！”一部分被惊醒的民工慌乱中提上裤子，抱起被褥就往外跑，还有一些人睡得死猪似的，漆黑当中，直到有人踩踏在他们身上才从被窝里惊恐万分地钻出来。这时更为严重的情况终于发生了，冷风从被人们挤撞开的房门外一股脑地刮进屋里。结果，火借风势，刚才只是冒烟或只有零星火苗的秫秸把子这时呼啦一下子着了起来，而且迅速往四周蔓延开来，在伙房另一侧的屋子里住的宣传队的女队员们，哭爹喊娘地乱作一团。这时浓烟窜满了每间大屋子，呛得人们一个个透不过气来，黑灯瞎火地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杜连长用他那粗哑的嗓子大喊着、指挥着，命令人们赶快拿脸盆到伙房的大水缸里取水，先浇灭“大油桶”里的炉火，又派几个壮实的小伙子迅速地跑到三十米外的井台上，两个人一伙拿出吃奶的力气摇着那沉重的辘辘，人们拎起装满水的水桶猛劲地往火场跑，一伙人不知什么时候爬到了房上，几次被厚厚的积雪从上面滑下来，有的摔伤了，有的爬起来又往上爬，然后用二齿子刨开房草和厚厚的房包，接过下面的人举上来的水盆、水桶，从刨开的那一米多宽的豁口处往里面泼水，拼尽全力控制火势向两侧蔓延；一伙儿人冒着浓烟，拎着装满雪的土筐、土篮子往已经着火的地铺上倾倒。大股的水蒸气伴着滋滋的响声在满屋的浓烟中升腾，顿时屋里已经无法进人了。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了。火源那间屋子落了架，其它几间好歹算是保住了。没抱出来的行李铺盖连同整个地铺、谷草、炕席全都烧得一片焦糊，又被屋顶扒开后泼下的井水浇了个响透，埋在了房包落下的那湿乎乎的夹着秫秸、茅草的黄泥堆里，散发着难闻的烟气。

民工们仨一群俩一伙儿地围着抱出来的被褥坐在另外几间保住的房子里喘息着，人们庆幸大雪帮了大忙，要不然就要火烧联营了。杜连长带着“二柱子”等人继续检查着隐患，其他的人一个个蔫头搭脑地完全没有了昨天晚上喝酒时高昂的情绪。这时有人突然想起了“小神仙”，接着就你一句他一句的臭骂起来。如果不是他喝高了，睡了过去，哪能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这时连长也想起了这个罪愧祸首，他压不住心中的怒火，让人立即去把“小神仙”找来，可是各处找遍了也没有找见他。是被大火烧死了？连长这时又害怕起来，再次带人来到塌架的那间屋里，用锹剜着，用二齿子刨着，最后也没有翻着他的影子。（几个月后才知道，自知罪孽深重的“小神仙”怕蹲“笆篱子”。在大伙紧张忙乱地扑火时，一个人逃跑了。直到完工后民工们下山，他才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知从哪里溜回家里。后来看无人追究，他才放下心来。不久，就在大山东边的木兰县农村落了户，连家都搬走了。）

正当民工们你一言他一语地还在咒骂着更夫“小神仙”的时候，突然，外面有人大声地喊到：“有人倒下了，快来人哪！”靠在门边儿上的我一扭身就跑了出去，后面还跟了好几个小伙子。在宣传队住的那个仍然冒着水蒸气和烟气的房门前，有一个人里一半外一半地趴在了那里。在大伙的协助下，我屏住呼吸，一转身把那人背了起来扭身就往外走。

由于白天我下了一趟山，早已筋疲力尽。这时我的胸膛里像是烧着一团火，随时都会呼地一下子着起来。那人压得我气喘吁吁，走到封冻的小溪东边就再也挪不动步了。我怕摔倒便急忙靠在一棵树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我的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忽地一软，我和那人的身体便一块儿顺着树干滑下来瘫倒在树下了。我扭过身，扶起那人的肩膀坐在树旁，借着透过大树枝丫的月光看了那人一眼，“啊，是美玲！真的是她吗？”

 自从半年前县里筹备参加地区文艺汇演，郝美玲就被抽调到县文化馆参加集训。一个月的集训结束以后，参加了地区的演出，取得了骄人的效果——美玲她们十二名女生的那个表演唱《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员》被地区选中并作为参加第四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备选节目。从地区演出回来以后，美玲凭着自身的天赋以及集训期间的表现，经文化馆、文工团领导进一步面试之后，留到馆里做了见习编导员，同时留下的还有一个叫林红的女生，是美玲高中时的同学。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了美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们的关系也渐渐地从知青朋友的关系发展成知心朋友的关系了。一种若有若无的浪漫情感开始在我那颗尚未摆脱单纯和羞涩的心灵中萌发了。她以后的每一封来信，都让我体验到一种温馨。字里行间让我嗅到了一颗美好心灵的清香。心中禁不住纯真热情的升腾和发自心底的那股爱流的涌动。

半年多来，我们的情感就是这样培养着，发展着。十天左右一次书信成了我们两人之间无言的承诺。可是从我上山前的那个月开始，我却再没有收到她的来信。我写给她的信也不见回音。我心里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预感：是不是她听说了我近期发生在家庭出身上的问题开始回避我了？我也从内心不愿意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毁了她的前途，倒不如就此分手吧，也免得将来两人到了如胶如漆的程度再说分手，会给两人造成不可预想的伤害。于是我去了一趟县里。到了文化馆，从她那位同学口中才知道，美玲受了委屈，被不明不白地辞退了，她的那些同事私下还都为她愤愤不平呢。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她到底受到什么委屈？她现在在哪里？处境怎样？这一连串儿的问题像一个个迷团一直困扰着我的心。

万万想不到的是，此时此刻，她竟然靠在我的身旁，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不知从何处挣扎着飞到了我的怀里。

过了一会儿，她仿佛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她无力地拽了下我刚才披在她身上的那件棉衣，微睁着眼睛，迟疑中她突然惊问道：“你是谁？”她一边问，一边挪动着身子，表现出一种心理上的防范。我转过身来，她一下子认出了我。“是你，真是你吗？这不是在做梦吧？”她的声音虽然显得无力，但听得出语调里却充满着惊喜。“怎么是做梦呢？刚才不是还在救火吗？你先好好靠在这儿歇一会儿，有话一会儿我们慢慢再说吧。”我轻声地说。“不，刚才我是连呛带累晕倒了，现在不是清醒着吗？”她一下子好像长了许多力气，站了起来，两眼在我脸上一扫说道：“房子已经烧落架了，以后你们怎么住啊？”“先别想这些了，我有要紧话要跟你说，今天真巧遇到你了。”我对她说。“我也是，咱们往林子那边走走。”她说着就拉住了我的一只胳膊。我站起身跟着她穿着树空儿，左绕右拐地朝着一片松林走去，在林边我们站住了。她开门见山地开口问我：“我已经从县里回来一个多月了，你知道吗？”“我到县里找过你一次，那时就听说了。”我回答说。“关于我是怎样从县里回来的那些流言啊，你听了以后是不是也讨厌我了？”“我没听到你什么流言，文化馆里没人跟我说，只是听说你受了委屈，到底怎么啦？”我一边回答一边询问着。她说着停下了脚步，突然从我的肘下抽回了那只胳膊，两手捂着脸，好大一串泪珠从她的眼睛里流了下来。一时间，在她那颗孤寂、苦闷已久的心里，过去的、现在的、听见的、看见的、有声的、无声的屈辱都一齐涌了出来；从心灵的伤口，从眼角的泪腺，从委屈的抽泣中蔓延开来，她禁不住埋起头大哭起来。

看着她感伤的样子，我的心完全被一种怜悯所占据，但是我又想不出安慰哀伤姑娘的温柔话语，这时我像哑巴似地呆立着，反而不知所措了。

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稍稍平静下来，慢慢地讲起了我们没有书信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

自从美玲和林红两人留在文化馆以后，那个造反起家当上了革委会主任的林馆长就有事没事地天天往编导室里钻，没话找话地跟两个年轻人粘牙。那是个星期天，林红回乡下家里去了，美玲洗完衣服就在编导室里看书，谁知道这个馆长不在家休息却跑到馆里来，说今天是他值班。他见美玲一个人在屋里，显得异常兴奋。东扯西扯地乱侃了一阵，又说他会看手相，非要给美玲看看手相不可。美玲不好意思，可是碍着他是自己的领导，不好驳他的面子。林馆长索性用左手拽过她的右手，端详着胡诌了几句，当说到婚姻线时，他看着美玲好奇当真的样子又卖起关子来：“要想知道容易，可我也不能白说啊！”说着抬起右手顺着美玲那白里透红的细嫩的脸蛋儿摸了一把。美玲被他的意外举动搞的十分羞涩和恐惧，她下意识地向后仰了一下脖子，顺势把手从馆长手里抽出来。结果不但手没有抽出来，连脖子也被他一把搂过去。馆长用他那带着稀疏胡茬的脸在美玲脸上蹭滑着。美玲心中一阵犯恶，用左手猛地推开了馆长那张几乎变形的脸。可未能挣开他那只比美玲有力得多的大手，美玲情急之下在他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馆长松开了手，美玲趁机跑到后院去了。只听那馆长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不识抬举的丫头，走着瞧，有你好看的！”便狼狈地溜了出去。

“他怕我把事情捅出去，就恶人先告状。在工作组面前倒打一耙，让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她一边抽泣，一边继续说着：“后来我直接去找工作组，可他们说，这事可不是乱说的，要有证据，否则就是诬陷。我说他手背上的伤就是证据，工作组说那不足为凭，他们又半带威胁地说，弄不好，我还要承担诬告革委会领导的责任。工作组怕我继续申诉，没过几天，就给咱们公社打过电话来……”她说到这里又委屈地哭了起来。

“工作组的人跟我说，要我回公社去一趟。我一到公社，张书记就冷冰冰地跟我说：‘县文化馆你就不用去了，你还是回你们大队去吧。县里已经来过电话了，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说那完全是颠倒黑白，文化馆不去是小事，我必须要把事情真相跟你们说清楚。可是张书记摆着手说马上就要开会，甭谈了，要不，等往后有机会再说吧。我不能就这么不清不白的回家，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说三道四的……”。之后她又哽咽着说了些什么，我全没有听清楚，我的神思早已深陷进她那悲愤的委屈中去了。

她是无辜的，清白的，我相信她的诚实与纯真，相信她对生活的态度和人格的自尊。就让她内心的苦水尽情的倾泻吧，不然的话，长期的压抑说不定会给她带来什么不良的精神后果呢！我心里想着。

“我的冤屈，有谁能给我澄清？我回来以后，许多人都用一种猜疑的目光望着我，我看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的内心对她充满同情，可是却拿不出一点儿有力的支持。“事情都过去了，就别多想它了。这次公社能让你上山来参加慰问演出，说明还是信任你的。”我凭着想象宽慰她说。

“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她的双肩随着抽泣一耸一耸地，嘴里断断续续地说。

为了止住她过分地哀伤，我又一次坦率地重复着我的看法：“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我都相信你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咱们坚强起来走自己的路，谁让我们那么倒霉呢！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慢慢的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她渐渐地屏住了哭泣，带着满脸的泪水抬起了头，痴痴地望着我的眼睛，然后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又呜咽起来。

我的内心一面忍受着情感本能地鞭打，一面又恪守着那种人格的自尊，脑海里全力搜寻着使她得到安慰和鼓励的话语。可是我一句也没有找到，只觉得她的胸部在我的怀里剧烈地抽动着。“有几次我都想去死，可死了以后，我也就永远没有了清白。那段时间里我总急着找到你，可他们说你上山了，想不到今天能在这儿遇上你，也许这是天意。我回家以后，因为没有你的消息，还以为你也像别人那样看我了呢！”她说话的时候头依然依偎在我的怀里。

我半晌没有对她作出回答，因为现在我的脑海里正在紧张思索的是，我该如何含蓄地向她说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政治风云。为了不使她感到突然，我反复琢磨着那些过渡性的词语。

“你在想什么？咋不说话呢？”

她的话把我从反复而矛盾的思絮中牵了回来。

“美玲，今天我打算向你提个要求，希望你能答应我。”我喃喃地说。

“我说的是心里话，决不是要伤你的心……，今后我们还是分手吧！”我勉强地说出了这句话的后半句。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都不是心里话？”

“不，那些全是真话，是我的心里话，可是……”

“可是什么，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你应该找到自己应有的幸福，这样做我的心里也踏实些……”

“你怎么这么说？”她惊愕地问。

我长叹了一声说：“我现在已经被划入‘另册’了，你跟我在一起，将来会有无穷的灾难和不幸，你会后悔的。”

“我不相信。你若对我不信任就直说，我不怨你，为什么偏要绕着弯子跟我说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