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返城之路
那个年月,大批知青都在为返城忙碌着,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除了“接班”和“困退”的是由原城市开出证明之外,想享受“病退”的,就需要自己在农场搞到证明了。为了能得到医院的“身体不适宜农场工作”的什么什么病例或是证明信,“走路子”是当时最时髦的话语和行动,这“路子”怎么走?那时已经从“研究,研(烟)究(酒)”转向了更“实惠”的“东西”了……
还有一些与我一样的已经和当地的青年组成了家庭的人,因为政策只允许两个都是城市知青的人返城,所以这些人也都被逼出了办法应付了。要么真的离婚了,要么办理个假“离婚”,更有走“路子”为对方也办理个什么什么城市的知青证明的……
有人劝我也办个“假”“离婚”,我爱人也支持我办离婚手续,她是希望能让儿女得到比较良好的城市教育……我没有同意。
但是,那时农场都是人心惶惶的,知青们都各展高着儿,把不能返城的都视为无能似的。还因为我们农场离北京太远,来回的路费又不便宜,在农场二十多年了,没有一个存款,钱都贡献给了铁路……父母年事已高,我也想能在距离北京近一些的工作了。于是,与我二姐联系(我二姐当时在邢台工作)得到邢台教育局的面试许可,经过面试,才调到了邢台三中任教的。但是因为爱人工作无法安排,一年后,又调回了农场,那是1979年的事。而后,在1989年北京市有文件,允许没有返城的北京知青的一个子女,落户回北京的直系亲属家。我儿子的户口落回到了爷爷家,还有个女儿怎么办?重男轻女吗?我们担当不起这样的责任!所以我必须努力,为女儿争取城市教育的权利,于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唐山朋友的帮助,经过学校的面试后,调往唐山十六中任教了,并且全家搬迁到了唐山古冶区。没想到只任教了一年,1990年6月我就得了脊髓型颈椎病,而且发展太快,刚放暑假时只是感觉两腿越发沉重了,回北京检查是颈椎病,再回到唐山就不能走路了……在校长亲自陪伴下,并且由学校派人送我到了开滦煤矿总院进行了住院检查,当决定必须做手术治疗时,我爱人怕了,因为我们没有亲属在唐山,与北京联系后,我弟弟把我接回了北京,并且安排在解放军总院治疗了……因为手术不成功,出院后依然不能正常工作,还经常大小便失控,没有办法只得在家休病假。
后来1995年由于在北京的儿子与姑姑发生了矛盾,竟然离家出走过……后来在他大舅的帮助下,托人帮忙在南城大兴区的农村买了一处农家小院,因为我老伴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们就在那年暑假搬回了北京大兴农家小院居住了。因为我的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所以我打了提前退休的报告,一直到97年才得到批准退休。也在这一年秋天,经过东城区知青办公室的帮助,才全家(我和老伴与女儿)落户回了北京。因为我父亲已经去逝,妹妹不同意把户口落回家里(怕我们与她争房产),还是孩子大舅(孩子的大舅妈也是我们农场的北京知青,他们比较早的办回了北京)家的老妈妈接受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