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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受的知青朋友们，你们可曾记得当年上山下乡出发时的情景？这恐怕是终生难忘的吧？还记得，我下乡时乘坐的列车是1967年12月8日上午10∶38分出发的。我们那列火车是知青专列，有一千多名知青要乘坐这列火车奔赴“广阔天地”。当列车就要开动时，每节车厢的窗口都探出好几位知青的脑袋，更多的知青只能站在他们身后向外面的人招手，大声喊叫着临别赠言之类的话。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知青父母、亲人、老师、同学、朋友和当时在首都各大、中学校给学生进行军训的解放军战士。开车的时间终于到了，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哐啷一声，火车启动了，像是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命令，车上车下顿时哭成一片（原来不少人只是小哭，或是默默流泪，这时一律改为大哭！）！那是数千人的“哭声大合唱”啊！怎么忘得了？！好多送行的人紧拉着车上知青的手不放，跟着车跑，迫使列车已驶出站台数百米仍不敢加速，还临时停车两次------。那情、那景，至今想起来心里还不是滋味！可是朋友们，你们返城的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吧？我的返城之路就历经坎坷，甚至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儿！可以说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与命运的拼死抗争！
一、家庭遭遇。
1976年8月初，我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回家探亲”（当时我在连队学校当教师）。我为什么要在“回家探亲” 这几个字上加引号呢？因为我已“无家可回”。我家共六口人，除父母外，我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改造，母亲因是“三反”分子的家属，为保证首都的安全，不得不带着我双目失明的小弟（先天性失明，随母下乡时年仅12岁）被“战备疏散”到天津远郊区的一个地方下放劳动，大弟弟到内蒙插队、妹妹到安徽插队。
我从兵团来到母亲下放的地方探亲，见到母亲拖着病弱的身子，挣扎着下地劳动的样子，看着双目失明的小弟那愁苦地、无助地摸索着，帮人家吆喝卖杂货的身影（由于有不少人都来围现看瞎子，所以货能卖得快一些，为此小弟一天能得到一、二毛钱的“报酬”），我的心都要碎了！在当时的形势下，我看不到一点希望，感到前途莫测。可长久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呀！于是和母亲反复商量，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大弟弟和妹妹转到母亲下放的地方插队，反正都是在农村插队，在哪儿不一样呢？这样一来，母亲和小弟的生活就有人照料了，母亲也可不必下地干活，只在家里为弟、妹们做做饭、干点家务；而我由兵团转回东北老家插队，以便照顾老爸。这样可以使家里人相对集中到两个地方，至于将来吗，只能是看情况再说。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在假满返回兵团之前，专程去了趟老家。
父亲虽然是被遣送回原籍，交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但事实上这是救了他一命！否则他早就被“造反派”们给折腾死了！因为父亲和三叔是村里唯一较早参加革命的（三叔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我堂兄（二叔的儿子）那时也正在部队服役，因此我们家族（爷爷、奶奶在文革前都已去世）既是烈属、也是军属。而且父亲在“文革” 前也为家乡做了些好事，所以在当地很有人缘。尽管父亲是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乡的，可乡亲们从来也不找他的麻烦，就是当时县里的革委会主任见到父亲也是恭敬有加，这也是“造反派”当初没有想到的。
父亲和一位“五保户”老汉同住在大队苹果园里的一间小土房里，当起了大队的护林员。在二叔一家人和乡亲们的照料下，父亲的生活虽然还较艰苦，但日子过得倒还平静，而他精神上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我把和母亲商量的计划告诉了他，老头儿立即表示赞成，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很快就拿到了家乡县里公安局的“户口准迁证”、县知青办同意接收的证明、及公社和大队的有关证明。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已有了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妻子。她跟我是同校同学（我比她高二级），一起下乡到兵团，又同在连队的子弟学校当教师，我们的办公桌对着，还共同负责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当她知道了我家的遭遇后，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更坚定了与我“海枯石烂”的决心！她发誓要与我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总而言之，就是我无论走到哪儿，哪怕是天涯海角、赴汤蹈火也要跟着我！绝不后悔、矢志不移！为了表示她的决心，她决定不再返回兵团（利用暑假，那次我和她一同请假回去探亲），待我单独返回兵团，办好转插手续后，她由北京直接到我的老家，与我“胜利会师”！（那时年轻，太轻率！有点傻！）没想到，这个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她也因在家里呆不下去了（她父母反对），不得不到我的老家，边照顾父亲边等我（这是后话）。我有这样痴情的女朋友，我还求什么？我能不乐得屁颠屁颠的吗？我能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我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去游说我的父母、游说家乡大队、公社“革委会”和县“知青办”，编造出种种动人的故事和理由，所以我拿到的那个“三级证明” 是我们两个人的。备齐了这“三级证明”，我心怀疑虑地返回了兵团。鉴于当时的形势，究竟能否办成实在没有把握，你想，从兵团办出一个人都很困难，何况是同时办两个人呢？而且我们两人并没有结婚，仅仅是朋友的关系，这就更增加了办理的难度，可又不能不硬着头皮去撞！我只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二、知青调离兵团很难办。
由于兵团属军垦性质，由现役军人领导，所以对组织纪律抓得很紧，对知青的管理比插队要严格的多，知青要调离兵团（无论是直接返城还是“转插”）也比插队的知青调离要困难得多！知青要调离兵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回城（“困退”或“病退”），兵团对此是控制得非常严格的！因为这关系到是否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问题。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既使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弄到了可以返城的各种证明，也会被认为是“走后门” 或是“假证明” 而遭到兵团有关部门的拒绝，被卡住不放；另一种是以“投亲靠友” 为理由转到某农村去插队，被称为“转插”。当然，很多兵团知青“转插”是为了“曲线返城”。尽管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可这毕竟在名义上还是从农村（兵团）转到另一个农村，是符合当时中央的知青政策的，也不违背毛主席关于知青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的！至于“转插”后的最终目的，那也是天知、地知、我知。反正“转插”要比直接返城冠冕堂皇的多！也就容易得多！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返城就比兵团要相对容易些，一般来说，只要能弄到所需的有关证明，农村是不会死卡住不放的。因此，对于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来说，能否返城的关键在于能否弄到那些证明。
知青要调离兵团的基本程序是，首先要连队在你的各种证明上签署意见，这是你必须过的第一关！如果你连第一关都过不了，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其实大多数连队的干部对知青问题都很想得开，表示同情，他们宁愿把矛盾上交。因此，连队这一关应该是很好过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所在的连队（二师九团四连）偏偏不是这样！原因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指导员！
三、我们连的指导员
指导员是五八年十万转业官兵之一，解放初期，他在四川的剿匪战斗中光荣负伤，荣获三等甲级残废军人称号（左臂枪伤贯通）。我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此公，他人很正直，也颇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是“左”得要命！到了吓人的地步！举个典型的例子，当“四人帮” 被打倒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很多人都自动聚在一起，游行庆祝。我想，尽管大多数老百姓并不懂得多么深奥的政治理论，对中央内部的事情也不可能知道多少，可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谁好谁坏，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四人帮”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人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四人帮” 垮台后，立即引起人民的巨大反响是很自然的，是发自群众内心的真情流露！可我们那位指导员，在这万民欢腾的时刻，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三天没有出来（那几天特意住在办公室），他拒绝见任何人，甚至拒绝吃饭！原来他是在里面读“毛选” 和“列宁选集”，他在思考着中央是否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可想而知，在对待知青返城的问题上，他会持什么态度？他就曾好几次把几位知青千辛万苦弄来的返城证明当众撕毁。他不只一次地在全连大会上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毛主席的指示，我要是把你们放走了，难道毛主席错了？！还说，我为革命流过血（指参加剿匪而负伤），我都能在这里扎根，你们为什么不能！？你们不就是生在大城市，读过几年书吗！有什么了不起！
可以这么说，由于这位指导员的原因，在我成功调离兵团之前（ 1978年3月我们转插回老家，同年9月调回北京，这是后话），除了两位高干子弟，当他们的父母刚刚落实政策、恢复了职务，连户口都不要就走了以外，就没有什么人能逃离他的手心！由此说来，在连队里当时那“严峻的形势下”，我能否成功已不单纯是我个人的问题了，它事关今后我连的知青正常调动，能否不再被无理刁难的“大问题”！如果我能成功，那就是“零的突破”！意义自然是“非同小可”！我已感到了肩上“担子” 的沉重。我想，既然这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就让我为大家趟出一条“血路”吧！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再对指导员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写此文的目的绝没有抱怨和贬低你的意思，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要恨，就让我们诅咒那疯狂的年月吧！请求你的谅解。你也70多岁了吧？听说你现在的日子过得也不太好，老婆病故了，你自己的身体也欠佳----。希望你多加保重，忠心祝福你！
四、漫漫“转插”路
在那年月，兵团知青的调动是原则问题，须经连队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可指导员是支部书记，他要是不让你走，根本就不允许在支部会上讨论你的问题。我知道，党内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于是设计了一套“迂回战术”，就是先做其他几位支委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为了避免证明被撕，我把来之不易的各种证明给其他几位支委过了目，对指导员，我仅做了口头说明，并没将证明交给他。我琢磨着，如果其他支委都同意，只有你指导员一人不同意，按组织原则，你也得服从！既使你一时不让讨论此事，也不可能永远一手遮天。鉴于这种情况，我已做了“持久战” 的思想准备。
连队党支部委员共五人，除了指导员外，还有连长、副指导员（知青）、副连长和一排长。这四位支委除了做连长的工作会有些难度外，其他都不在话下，他们都很同情我家的遭遇，工作很容易就做通了。我说做连长的工作有难度，是因为他是个“大老粗”，几乎没有什么思想，可又相当顽固，爱占便宜，是个“四五六”都不懂的人！在群众中的口杯很不好。他能当上连长是因为他出身贫苦，是个原农场的老农机工人（拖拉机手），在技术上有一套。我看准了他爱占便宜的弱点，就紧着和他“套近乎”。他儿子正好是我班里的学生，我就对他的儿子格外“关心” ，还常常去“家访”，而且次次都不空手，什么烟、酒、罐头，一个劲儿往他家送，反正他都“照单笑纳”了。就这样，我坚持了两个多月，连长的态度终于“松动” 了！至此，这四位支委都表示了∶“只要党支部讨论你的事，我们肯定投赞成票”。最后只剩下这块最难啃的骨头-----指导员了！
五、胆大包天的决定∶绝食！
指导员可是个软硬不吃的主儿，用对付连长的办法是万万不行的，弄不好会坏大事。指导员已经知道我在其他支委中做工作的事，因此对我就更加反感，任我软磨硬泡，就是不予理睬！拒绝在支部会上讨论我的事。就这样一拖就是一年！直到1977年的12月份，指导员仍不“松口”。这时，我弟、妹转到母亲下放地转插的事早已办好，在老家等我归来的未婚妻（已由女朋友升格）是火烧火燎！父亲也望穿双眼地盼着我能尽快办成。我更是茶不思、饭不想，整天无精打采，无计可施！连里以我没有“扎根边疆”的思想和“工作不安心”为由把我调离学校，到场院班参加劳动。我那时的心情低落到极点，连上吊的心都有！就在这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绝食斗争”！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于1977年12月29日早晨开始绝食，12月31日晚，以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之躯到指导员家，孤注一掷、以死抗争！当然在绝食期间要保密，尤其不能让指导员知道，这样才能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才能打他措手不及！
年底连里的活计并不多，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回场院，而且到处都是冰天雪地，所以这时主要的活都在场院里，就是把粮食“扬场”、装袋、运往粮库等。这段时间也是东北农村最轻松的时候，被称为“猫冬”,兵团当然也不例外。不少知青都利用这段时间回家探亲，到了12月的下旬，我们宿舍包括我在内就剩了三个人（共七人）。那两位都是我的“铁哥们儿” ，当然会为我保密。就这样，我请了病假（这时已没什么人管考勤的事了），找了几本闲书，就躺在炕上开始了“秘密绝食斗争”！为什么要躺着呢？因为，虽然那时我还年轻，可节省体力，准备迎接最后胜利的道理还是懂得的！（不是真想把自己饿死呀！）“铁哥们”为了我的“宏伟计划”不至于半途而废，吃饭时特意躲到其他房间去（冬天知青食堂太冷,大家都把饭打回宿舍吃），也从不在我面前提有关“吃” 的任何事。
第一天的上午还比较好忍耐，毕竟就是一顿早饭没吃。我躺着看书，看累了就闭眼休息一会，幻想着胜利后的喜悦，有时也任思绪自由飞翔，进入朱自清先生写的“菏塘月色” 中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的境界（我已经半疯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浪漫呢？是不是很好玩！唉，年轻人！）。到了下午就没那么好玩了，不争气的肚子没完没了的咕咕乱叫！第二天就更不好玩了，身体明显虚弱下去，胃一阵一阵地痛，就像抽筋似的！浑身无力，书也懒得看了，只是躺在炕上呆呆的望着天花板。第三天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一分钟、一分钟的挨。
奇怪的是，这时已没有强烈的饥饿感了，只是眼前不断冒金星，而且心慌气短，连翻个身也觉吃力！话也不能连贯的说，只能是断断续续，说完一句话还要喘上好一阵！记得那天下午，一位老职工到我们宿舍找人，见到我吓了一跳，楞是一下子没认出来。可见这“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是多么伟大！仅仅三天没吃饭就把我这个正值“妙龄” 的大小伙子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终于熬到了晚上，大约六点，知青食堂开始“新年会餐”，所有连干部也都参加。虽然不少知青都回家探亲了，可剩下的知青仍有六、七十人，所以也没人注意我参加没参加（会餐在知青食堂，因为过年会餐，特意生了炉子）。八点左右，会餐结束了，同宿舍的两位“铁哥们” 跑回来告诉我指导员已回家的消息。当然他们也没忘记给我捎回好吃的，其中一位“铁哥们”还从厨房“偷” 来一小块生羊肉、一把挂面和半个卷心菜，说是要为我做一锅羊肉汤面，等我“凯旋” 回来后吃！
一切准备就序，开始上路。我的身体己非常虚弱，头晕、眼睛发绿，两条腿像踩在棉花套上，软软的，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会儿，就这样走走停停，短短不到二百米的距离竟足足走了二十多分钟！
一走进指导员的家，吓了他一大跳！他十分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盯着我，好像是在看个怪物，不知所措的楞在那里。我猜想，此时此刻，他什么都明白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哆哆嗦嗦地把那些证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古脑的放在他家的炕桌上，他才一下子“回过神儿”来。他一改过去见我就“满脑门子官司”的样子，满脸堆笑地赶紧让座，忙不迭地说∶“老弟！你何必这样？有什么事不好商量？本来我也打算过了新年就解决你的问题”！我心里想∶“哼！骗谁哪？要是好好商量能解决问题，我何必受这个罪？！我还冒着光荣牺牲的危险呢！”他见我脸上毫无表情，就冲他老婆吼道∶“快去拿菜、拿饭”！我仍无动于衷，他好像突然一下子恍然大悟似的，抄起一支笔，飞快地在我的证明上签了字，并一再保证，过了年后，就立即派连里的通讯员正式上报到团军务股。我已达到目的，就摇摇晃晃地往门外走。
刚一出门，他就一步抢上来，搀着我的胳膊，坚持要亲自送我回宿舍，还唠叨着要给炊事班下个命令，让他们做碗热汤面送去。走到宿舍门口，一股鲜美无比的羊肉汤味扑鼻而来！惹得我连连咽着口水。这时才突然有了强烈的饥饿感。我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屋里。指导员倒是很知趣，没跟我进屋就灰溜溜地转身回去了。
哇！那晚那顿饭，我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为了怕撑坏我，两位“铁哥们” 只许我吃两碗面条，无论我怎样哀求，哪怕我说出“大天” 去，也不让我再多吃一口！帮我做羊肉汤面的那位“铁哥们” 也是北京知青，99年回国休假时，我们还聚过一次，提起这段往事，大家仍记忆犹新。他返城后在一家工厂当卡车司机，也不知现在过得怎么样。我忠心祝福他！愿好人一生平安！
六、后记
果然，过了元旦刚上班，我的材料就被正式报送团部，后又报到师部，再批复回来，总计花了将近两个月。大概是1978年的二月份，大年三十（春节）那天上午（那天上半天班），接到团军务股正式通知，我的转插申请已被批准，春节后即可办理调转手续。
回到老家后，我的未婚妻被安排到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我在大队当电工，我们一起在老家呆了不到半年。1978年9月，由于中央知青政策的变化，知青大规模返城的序幕已徐徐拉开。母亲也先于父亲落实政策而回到北京，有关父亲的事也频频传来好消息。不久，我们俩人的“困退”证明先后转到老家的县知青办（是未来的岳母帮助张罗的）。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办好了一切手续，踏上了返京的旅程。
另外，由于我的“绝食斗争”，指导员在对待知青的问题上似乎有所感悟，从我走后，又有几位知青成功调离兵团。到了78年底，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兵团才改变了对知青调离的政策。后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中央决定撤消，又恢复到国营农场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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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8/13 11:08: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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