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By：2009/12/13 0:25:00 [
李井泉（1909～1989），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者。江西临川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李井泉1924年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就读时，与舒同等组织“ 读书会”，探讨革命真谛。
1927年投笔从戎，随“八一”起义军 南征。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军独 立第3师政委，红三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第1、第3补充师政委， 1934年参加长征，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红4 方面军上 级政治科科长、红二方面军4师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率领属部北出绥远，深入开展游击战争，转战于归绥、包头山区，粉碎了敌人15次大规模的“扫荡”和围攻，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政委、第20兵团政委、入川南下支队政委，先后领导和指挥过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绥包战役以及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一度与邓//小//平、贺龙在一起，为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得小//平同志的喜欢。
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期间，积极领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江堰等；大力发展四川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改变西南贫困面貌中，政绩卓著。他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1982年8月退居二线。 1989年4月24日，病逝于北京。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评价 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1959年4月，毛泽东党内通信发出，要求发到全国生产队一级，而李井泉而李竟然扣留下这封信，在全省干部会议上继续推行五风，把反对者都打成反革命，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表扬，导致四川省纠正五风比其它省分晚了一年多，为四川省大面积死人埋下了伏笔。
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馆子都关门。其实是大跃进中大搞浮夸，粮食减产，又外调太多。因此天府之国也大量饿死人。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受到冲击批斗，一家人遭遇很惨，但没有人同情，他作废粮票太缺德了。幸好人民银行没有学他的办法，因为有人制造假钞票，就将人民币全部作废，不予兑换。
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李井泉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几年以后的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触及到各层领导干部，李井泉被打成走//资派，修理的死去活来，老婆上吊，家破人亡。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拣东西吃。这对李井泉的嘲讽实在是太大了。更可怕的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学的二儿子李明清受到他株连，被造反派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竟然活着就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
李井泉后来复职任人大副委员长，有人向他汇报了这个事情，听完之后他默默的回到房间，把门关起来，当晚痛苦到没有出来吃饭。四川人说，李井泉死了一个儿子痛苦到极点，而大饥荒时，他饿死了无数四川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他怎么毫不动心？
历史上有很多祖辈不干好事，给儿女带来灾难，由儿孙去偿还的惨烈故事，只不过人不但不去检讨忏悔自己都干了什么，反而埋怨老天爷不公平。李井泉早已过世，现在那些不干好事的人是否考虑悬崖勒马，给自己的子孙留一条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