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古城——兵团生活回忆录之二
一
父母同意我去兵团之后，我立即填写申请表。
姓名一栏，我本应填写我一直使用的户口名苑占国。但我担心这个名字可能会对我在兵团的进步有负面影响，就自作主张地填写了“苑战国”，而将“苑占国”填在了曾用名一栏。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使用这个名字。
父母起的名字“苑占国”，我使用了17年，一直相安无事。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有人因为名字不“革命”而被批斗。我怕别人说我想占有整个中国，是大“野心家”，一直惴惴不安。
可能是遇到这种问题的不止我自己，社会上很快出现“改名风”，什么“卫东”啊，“向东”啊，“卫红”啊，“志红”啊，一下子出了一大群，反正是怎么显得比别人更“革命”，就怎么改。
我不想搞那么大动作，让别人不知我是谁了，又想逃开那个“占”字，就改了个“战”。虽然和“春秋”“战国”沾了边，但其实没有那么深的意思，不过是要甩掉“野心家”的帽子而已。找到这个“战”字，我很得意，觉得既对得起父母，又能保自己安全了。但我一直没有正式使用过它。
接着填写的是本人情况。性别：男。出生日期：1949年。民族：汉。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初中。政治面貌：群众。本人简历：1957年9月－1963年7月，后福盈小学上学。1963年9月－今，保定五中上学。
我求学的保定五中，是一所只有初中，没有高中的学校，我所上的初三年级，就是学校的最高年级。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我们初三年级就已学完全部初中课程，并已进行了毕业考试。但文革打断了我们的毕业进程，我们别说拿到毕业证，就是考试分数也已无从查询。老师对此已无暇顾及，就是学生也已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文革之中，没人再关心自己的分数。
我还填写了家庭成员情况。为防止节外生枝，我没有如实填写父亲的历史问题。我想用这种方法，割断我的过去，彻底摆脱那种下等人的感觉。我断定接兵的人不可能逐个地政审调查，即使他们真的想这样做，在保定两派还混战一团的情况下，他们也难有收获。我的想法是先去了再说，大不了被退回，那我还看了草原开了眼呢！
交表后，接兵的人就组织我们进行了体检。体检相当正规，让人有一种真要当兵的感觉。
由于担心不能被批准，我还特意去接兵人所住的保定交际处打听。蘭政委的那个助手接待了我，他说很快就会发通知，让我回去等着。
终于，我收到了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大红印章的通知，我被批准了！好友张金贵也被批准。我俩都被分配在六师直属连，听说是师部的警卫连，好像比其它连队武器装备要好得多。还听说分配在师部的是少数，多数人都被分到了各团。
二
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兴奋的情绪难以消退。
我想象着将要开始的新生活，头上是白云蓝天，脚下是无际草原，身边是和我一样的热血儿女，我们骑马挎枪，守卫边防，我们战天斗地，建设家园。我们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我们在火热的生活中结成战斗友谊，我们在亲密的接触中撞击出爱情火花……
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一直对我非常好，可我对她却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她是降班到我们36班的。她个子高高，相貌也不错。但我对学习不好的同学总有一点瞧不起，所以对她并没有格外关注。大约是在初二下学期时，我迷上了无线电。不知她怎么知道了我的这个爱好，在我课桌里放了无线电方面的书，还留了个纸条，说她父亲是这方面的技师，有许多这方面的书籍，可以提供给我看。
我在家里是老大，没有享受过姐姐的关爱。在和她的接触中，我感到了姐姐般的温暖，觉得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可时间一长，我们俩的这个小秘密被其他同学发现，我成了人们起哄的对象。面对羞辱，我不由迁怒于她。而她也真像姐姐一样地管我，要求我这样，要求我那样，让我心烦。我没有了和她约会的热情，只是被动地应付。
还有一位女同学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可我偏偏暗恋着她。有一个学期，我的座位就排在了她的后面，我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不知为什么，我在她的面前会自惭形秽。她的学习没有我好，长得虽说也算漂亮，但绝对不是美女，皮肤还有点黑，而且爱耍小脾气。我为什么会感觉她像天仙一样圣洁完美呢？
由于我一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所以我强烈地盼望她也去兵团，以便能在我攒足勇气时向她表达我的爱意。这种想法深深地困扰着我，迫使我向人倾诉。最后，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好友张兆雄（邻居）的弟弟张兆祥。之所以选择这么一个人倾诉，主要是考虑他年纪小，不会有鄙视我的意思。
在接到通知之后的那个晚上，我俩坐在新北街他们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熟视无睹地面对着昏暗灯光中不断闪过的自行车，专心地议论着这个问题。别看他年纪比我小四五岁，也就十五六，可谈恋爱已颇有心得。对女孩子的研究也比我强多了。他说的那些和他交往的女孩，有的我还真的见过，确实不错，但我不知那些女孩是否真的在追他。我一再问他，也问我自己，要不要在去兵团之前，向我爱慕的那位同学表示我的意思。他一再鼓励我大胆去追，并认为我早该这么做。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去说的勇气。
我爱慕的那位女同学最终没有报名去兵团，对我非常好的那位女同学也没有去。在我校报名去兵团的女同学中，我们班的一个都没有。而别的班的要去兵团的女同学，我却一点儿都不熟。我不免有些失望，却仍抱有希望。
三
我们这批人奔赴内蒙的时间，初步定在8月22日。我们有十几天的准备时间。
接兵的人要求我们自己准备被褥、衣物、日用品。还特别强调要准备一副墨镜，说风天可以防砂，雪天可以防雪盲。因为内蒙的风砂厉害，刮起来人睁不开眼。内蒙的雪也很大，冬天遍地是雪那是常事。晴天时雪反射的阳光能致人雪盲。另外，还要准备蚊帐，因为那儿的蚊子又大又多。
由于接兵的人特别强调了准备墨镜、蚊帐，我也就格外重视，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可家里也没有这些东西。邻居王保安在玻璃厂上班，他们观察玻璃熔液要用墨镜，只是颜色浅得多，充其量只能叫茶镜，他送给了我一副这种镜子。父亲又给我从他们商店买了一个新蚊帐，算是凑上了必备品。
准备的被褥也是旧的。我铺盖的被褥已脏得洗不出来，上面还有不少臭虫的血迹，带上太丢面子。母亲便从全家的被褥中挑选了一套最干净的，给我拆洗后做好。
我脑海中至今还留有做被褥时的清晰印象：在院子中间铺了一张席，母亲和主动帮忙的同院的淑彦嫂子各坐一边，在阳光下弯着腰缝被子。淑彦嫂子是个心眼很好的人，总是心甘情愿地帮我们家的忙。
另外，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条新棉毯。毯子以浅红色为主，间有白色的条格。
要带的衣服以我现有的为主。新做了一件灰色的夹克，面料质量上乘，款式是我穿过的衣服中最时尚的。
买了一双蓝色的网球鞋。这是我向往已久的。我们班的王平安上初二时就穿上了“白网”。他是校乒乓球队的，不仅球打得好，装备也令人羡慕。使用的是“红双喜”的球拍，好像要几块钱才能买到。脚下蹬的就是“白网”，还露着蓝色的尼龙袜子，那叫一个帅。班里的男同学几乎都穿“解放鞋”，他的“白网”格外抢眼。我一直盼着自己也能穿上“白网”，可我连跟母亲说想买的勇气都没有，自知那是太过分了。这次我要离家了，终于提出了这一要求。母亲痛快地答应了，只是说白球鞋不适宜干活，让我买了一双蓝色的。当时尼龙袜子还是贵重的稀罕物，爸爸也就只有一双，他割爱送给了我。
要带的日用品我也作了精心准备。买了个带盖儿的大茶缸，搪瓷上面有“庆祝国庆二十周年”的红字，红字下面是天安门的图案。这个茶缸我一起保留到现在。带了一把父亲以前给我的“双箭”牌水果刀。还买了小镜子、小拢子和擦脸油。父亲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个加厚的黄色搪瓷脸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着就特结实。我还向他要了他的刮脸刀，因为我不想再留自己的小胡子。
另外，在文化娱乐方面，我带上了我搜集的一些我喜欢的彩印国画，带上了我正在使用的颜料和毛笔。带上了笛子、口琴、我自制的手抄歌本，以及一本北京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编辑的歌曲集。这本歌曲集我视为珍宝，上面的歌几乎每首我都喜欢。其中就有《军垦战歌》中的那两首插曲。口琴是则王保安送给我的。
我自己攒的那台四管来复式收音机是全家娱乐的唯一电器，我自私了点，也准备带上。
至于零花钱，我手头就有。7月底的时候，我曾为保定果品公司押运了一趟西瓜，挣了30多块钱，还没有上交。
这个活儿是邻院一位阿姨主动给介绍的。她在果品公司工作。她们公司每年夏天都收购西瓜往外地批发。为防止在火车运输途中有人偷瓜，她们一般都要雇人押运。
我从小攒起的一百几十本小人书，临走时给了最小的弟弟。
四
东西准备了一大堆，怎么带呢？父亲从单位给我买回一个大包装箱。听说别人要带是皮箱、柳条箱和正规木箱，好友张金贵也正在打箱子，我决定改造我的大包装箱。
我自己没这个手艺，也没有木工工具，自然而然想到了当木匠的喜子。
喜子本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同院伙伴。小学毕业后，我上了初中，他没有考上，就拜师学了木工手艺。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喜子一家被赶回原籍。后来返回保定却一直能搬回我们院。
喜子回保定后，一直住在已经结婚的姐姐家里。他姐姐家就在保定税务角“乐仁堂”药店后边的院里，离我住的前进胡同（文革前叫相府胡同，文革中改名）很近，我们还能经常碰面。我喜欢无线电，他也喜欢无线电。他的水平不如我高，有什么疑难问题，有时就来问我。
我找到他，说明求助的意思，并告知时间紧迫。由于手头活儿挺多，他略显迟疑，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我把包装箱给他送过去，他便插空儿干一通。包装箱的板子很薄，“严缝”的难度很大。不过喜子毕竟是干了五六年的木匠，“严缝”后的板子几乎看不出缝隙。由于担心不能按时完工，我便常常假借给他帮忙，过去看一看。
他姐姐是个很爱干净也很讲究的人，家里收拾得不仅利索，而且时尚。床单总铺得非常平整，干净得像刚洗过一样。电灯用的是吊灯，还有漂亮的灯罩。喜子就在这么干净的屋子里摆开了干木工活儿的战场。
现在想来，真让人感到过意不去。可当时就觉得喜子是和我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哥们儿，帮我理所当然，干得进度不快，我还心底不悦呢。压根没有想到应该为自己的打扰，明确地向喜子的姐姐表示歉意。
箱子打好后，涂了黄色的调和漆，看起来还不错，只是包装箱的板子毕竟太薄，实际上并不结实。
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把自己所有的《无线电》杂志和手头全部无线电零件，一股脑儿送给了喜子。
出发前，我们还领到了军装。穿上新发的军装，我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精气神儿十足。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领章帽徽，其质量也不能与真正的军装相提并论。布是很薄的平布，颜色是似绿非绿的干菜色。后来发现衣服颜料的附着力极差，一洗就掉色。洗上几次，绿色就变成黄白色，我们戏称之为“马尿黄”。
五
临近出发的时候，同院的邻居们喝酒时，特意叫上了我，算是给我送行。
在我们的大杂院中，王保全最爱张罗凑在一起喝酒，他弟弟王保安肯定要参加，一般会叫上我父亲，有时也叫南屋的田世杰。
那天是8月17日，星期天。午饭时王保全又把这些人邀到他们家里，还破天荒地叫上了我。父亲一直不让我喝酒，但这次没有反对。
王保全说：“你就要走上社会了，就算成人了，可以喝酒。”他给我倒了一小杯，自己也倒了一小杯，让我和他一起干了，并说：“我祝你能在兵团干出一番事业。”我从来没有喝过白酒，尝了一下，很辣。但想到自己就要到外边去闯天地了，还能怕喝酒么？就端起杯来，一口干下去。谁知白酒是那样呛人，我立马咳嗽起来。王保全说，头次喝酒可能会呛，没事，喝两杯就好了。父亲提示我：“在这种场合，应该主动地向长辈敬酒。别人敬了你，也不能忘了回敬。”我赶紧回敬了王保全一杯，并给田世杰、王保安和父亲敬酒。
他们喝酒用的是一种三钱多的小杯，感觉着喝一杯也没有多少，自己完全不用担心喝醉。也确实如王保全所说，喝过两三杯就不再有呛的感觉，还有了甜香的的回味儿。我觉得自己会喝酒了，就放胆和他们喝起来。
后来，好像保全、保安他们还给我讲，走上社会之后在应酬场合应该注意那些事项。不过我似乎已听不太真切，眼前的一切还都有些晃来晃去。后来，我稀里糊涂地就回自己的小屋去睡觉了。
下午醒来，我感到小屋里都是酒气，发现地上还有残存的炉灰。而且头很疼，胃也不好受。挣扎起来，想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一出门，正碰上王保全，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副省长醒了？”我莫名其妙。可看看院里的人，还都冲着我笑。
我到西屋去问母亲，她心疼地说：“你喝了多少酒哇？吐得满地都是。还说胡话，说将来要当副省长。你真是丢死人了！”
我听愣了。这是我干得么？有这种事儿吗？
晚饭时，我的胃还在难受，没有一点食欲。
为了送我，母亲提议要照个全家福。照相时，为显示我们全家对毛主席的忠诚，七口人全都胸戴主席像章，都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只有站在后边的我和大妹妹，由于只能照上头部才垂手而立。这张“革命全家福”自打上兵团起，就一直珍藏在我的相册里。
8月21日，也就是我要出发的前一天，我最要好的邻居伙伴张兆雄和田春宝，也和我照相留念。
六
1969年8月22日，是我们这批新兵团战士正式出发的日子。
那天午后，我们由市里组织，顶着烈日乘车游行，算是告别保定古城的最后仪式。
我们的车队有专车开道，是又奏鼓乐，又放鞭炮，声势浩大。在缓缓行进的大卡车上，我们身着兵团军装，胸佩绸扎的大红花，和街道两旁的父老乡亲依依惜别。
为了欢送我们，已有人清除了“逃避斗争，就是背叛”、“做彻底的造反派，不做可耻的逃兵”之类的大标语。到处贴的都是“中华儿女，志要四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内容的标语口号。满街花花绿绿，显得挺有气氛。
我们的车队经由新北街、裕华路，向车站进发。在经过新北街我所住的前进胡同时，我看到邻居小儿妈也在人群中翘首观望，一脸牵挂的神情。她知道我去兵团的事。我虽然不知道她对此事的确切态度，但我知道她一直对我很好，她肯定在关心着我。
游行的车队最终都汇集在火车站。站前是一片喧嚣。几面大鼓同时擂响，震得心脏似乎要从胸口蹦出。各校红卫兵组织的旗帜，摇来晃去，让人觉得整个车站都在晃动。已提前在这里等候的送行的人，已挤满站里站外，在三五成群地大声谈论着什么。当我们从汽车上下来时，耳边到处是呼唤声，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
我们的行李已提前办了托运，我随身只带了一个新发的绿挎包，里边装了些路上要用的东西，所以进站时显得很轻松。
我很快就找到了我的家人。他们围着我，继续说一些让我在路上要注意照顾自己的话。我似乎听到了，又似乎没有听进去。
烈日烤着站台，让告别充满焦躁。能和家人再多待一会儿，本是离别前最后的享受。可看着大伙都对我满是惦念，我又感到自己似乎在煎熬之中，恨不能列车立即到来，让我尽快解脱。
父亲好像还要嘱咐我一些什么，但嗫嚅后说出的，还是到了后要尽快写信之类的话。我也想对他们说些宽慰话，但总觉得喉头好像堵了什么东西，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列车终于进站了。是不是专列我没有留意，但停在我们面前的都是空的车厢。车门一打开，大家便一拥而上，全无军人的组织纪律性。接兵组的人大声地叫喊着，力图维持好秩序，但无济于事。我们还是在一片混乱中，都挤上了车。
我和张金贵抢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他坐在里面，我坐在了外面。
列车的车窗都被打开，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在做最后的交流。我的家人也站在车窗外，默默地看着我。张金贵的父亲把他刚买的一个西瓜从车窗塞了进来。
一阵放气声之后，列车缓缓开动，车厢内外一片告别声。车下不少人追着车窗挥手致意。车上有的人还把手臂伸出车窗，与亲友握手告别。我的家人也随着人群移动，不住向我挥手。列车加速了，我趴在窗口，看着家人离我越来越远，直到完全看不见。随着列车的加速，车厢里的哭声也越来越大。
我和张金贵都没有哭，我们只是默默地坐着，盯着小桌上的西瓜，没作任何的交流。
随着一声长鸣，列车开出保定车站，奔向遥远的北方。
到兵团后，我特意填了首词，表达当时的心境。
别古城
高举红旗，远征塞外，满腔热血奔流。任雨急风骤，恶浪迎头，不怕千难万险，更莫道、别苦离愁。决然走，喝干饯酒，执手别秋。
休休，这回去也，有领袖批示，勇进不留。定挥抢跃马，震慑敌酋。重整边疆天地，让戈壁、化作绿洲。绿洲上，凭添麦浪，新起高楼。
文革开始后，我对毛主席诗词有了浓厚兴趣，并由此痴迷上古诗词。但苦于找不到这方面的书籍。后来得到一杯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是一杯很薄的小册子，讲述的正是诗词基本知识。我便整日抱着它研读，上兵团时自然带上了它。到兵团后，我还试着按王力的要求作诗填词。但由于没法找到关于平仄及韵部方面的资料，只能胡填。这首词便是我按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的词牌试着填写的。也是胡填，算不得数。这种热情大体持续了一年左右。到1970年8月，我感到这样做实在是费力不讨好，便基本放弃。再有感而发时，便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再受所谓格律的局限，只求个大体押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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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2/15 21:32: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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