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与马架子——兵团生活回忆录之四
一
1969年8月27日,吃过早饭之后,连里让我们这些新来的保定知青,在食堂周围待命,等候分班。
借此机会,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这儿的房子,都没墙没院,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形单影只。房子的四周,全是漫无边际的草地,好像偌大的世界,只有我们这一丁点儿人,不由生出被世人抛弃的感觉。
我们住的那一溜儿三角形马架子,在食堂北边,共有17间。我们连占的是其中的7号、8号、9号。马架子看上去很低,其三角形的顶尖也不过一人多高。据说,师部所有的机关,都暂时安排在了这些马架子中。在马架子北面很远的地方,隐约还能看到一小片房子,据说是砖厂。
昨天我们路过的那些稀稀拉拉的房子,在食堂东边,据说是师直机关的,大约有十几栋吧。东边更远处,隐约还能看到房子,据说是车队。
食堂西边,空无一物。
食堂南边是那四栋土坯房。听说,就是我们将来要搬入的宿舍。我发现这四栋房子也是在建房,内墙的泥还没有抺,屋顶的水泥瓦也还没有挂完。
四栋土坯房南面两栋的西边,是一栋住着人的砖房,房顶上还架设着天线,据说,住的是沈阳军区守备六师的一支侦察小分队。
那四栋土坯房的南边是一条挺宽的土路,土路的对面还有房子,听说是师里的招待所。再往南是师部医院。
在这四栋土坯房周围转悠时,我看到有一栋土坯房的后墙上,贴着白纸黑字的追悼会会标。虽然会标经风吹雨打已经残破,但“郭瑞先烈士”几个字还清晰可见。
没听说这里打过仗,怎么出了个烈士呢?他(她)是个什么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六师组建还没半年,怎么会死了人呢?一大串儿疑问压在我的心头,我的心情不由沉重起来。
二
“嘟……”,集合哨声打断了我的深思。
尚玉英副连长和其他四位现役军人,来到了食堂前。
尚副连长组织我们列队。他个头不太高,但长得挺精神,嗓门也好,喊起口令来清脆响亮,听着都提精神。比我们先到的知青都按班站好,我们保定知青则随机地排了几队。尚副连长给我们一一介绍了连队的领导。一位四方大脸的军人,是指导员崔成法;一位白胖的军人,是连长陈晓春;一位儒雅的军人,是副指导员郭二周;一位相貌敦厚的军人,是军医朱文义。
列好队之后,指导员崔成法给我们讲了兵团的相关情况: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序列。全称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它是政治、军事、经济相结合的战斗组织。采取兵团、师、团、连的编制序列,部队将配备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进行一定的军事训练。其任务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兵团平时搞生产建设,战时要投入战斗,保卫祖国。
另外,还讲到了六师的一些情况:六师所在的锡林郭勒草原,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草原之一。不仅可以放牧,还可以开垦一部分搞农业,六师已组建的51团、52团、53团,就以农业生产为主。这里还有多种矿藏,其中煤碳资源最为丰富,六师已组织人员开采,很快就能出煤。六师的牧业团、林业团也在筹建中。
连长陈晓春也给我们讲了话。别看他个头不高,派头却不小,小架子一端,俨然像个大首长。讲话干脆利索,具有典型的军人作风。
他首先介绍了连队的基本情况:直属连是师部唯一的直属连队,包括新到的知青在内有一百多名指战员。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战备值班。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盖房子。要尽快完成食堂南边那四栋土坯房的建设收尾工作,务必保证连队能在入冬前搬入。还要参与机关用房的建设,保证机关人员也能按时入住正规房。
连长还给我们提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兵团按照部队的规章进行管理,兵团战士必须用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擅自行动。要遵守兵团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要遵守请销假制度,离开班排,要向班排长请假,离开连队,要想连长请假。要遵守作息时间,等等。
最后连长宣布了新兵分班名单。保定知青被安插到现有的班排,班长都是先到的知青。
分班后,班长组织我们按班调整了铺位。
听先到的知青说,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那是十二分了得。连长陈晓春参加过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英勇无比。指导员崔成法参与了改编董其武部队,那是老资格。
三
住进了马架子,仍有不少人蹲在外边吃饭。
那天中午,我也加入了“蹲吃派”。就在我端着碗喝小米粥时,一阵风刮过来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及到近前,发现竟是蚊子。它们没头没脑地向我们扑来,顿时我的头就处于无数蚊子的包围之中。风过之后,蚊子们无影无踪,但小米粥上却漂着十数只蚊子尸体。这种阵式,真让我大开了眼界。
午饭的主食是花卷,菜是水煮羊肉。吃羊肉时感觉膻味很重,不大习惯。可天津知青说,这可是草原美味,牧民管它叫“手扒肉”。吃几次就不膻了,而且还能体会到它独特的鲜美。
晚饭是羊肉炒圆白菜,还有热面汤。虽然对草原的羊肉还略感不适,但总体上感觉比家里的伙食要好。起码白面多,不像家里整天总啃窝窝头。
自从8月22日离家,我还一直没有好好洗过脸,搞个人卫生已是当务之需。我看马架子里有现成的水桶,就提了一个去井房打水。
井房就在那四栋土坯房的正中间,是一座低矮的小房。小房正中有一口井,井上架着一盘辘轳。井房里还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小锅炉,是烧饮用开水的。
我从井中拽上井绳,发现绳头上拴着铁卡子,放心多了。文革中,我去农村帮助老乡秋收时,想多做好事,就主动去给老乡挑水。村里的井绳上拴的是铁勾子,我怎么晃动井绳都不能让水桶沉到水里。结果,水没打上来,桶却掉在了井里。害得老乡借了捞桶的多爪勾,在井口蹲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桶捞上来。此事曾让我大丢面子。所以,打水前我对此格外关注。我把水桶套入铁卡子,再用辘轳放了下去,然后小心蹾了两下,水桶竟然进了水。成功了,我的心也放了下来。
我把打的水提到马架子门口,便和大家一起在工棚门口,洗脸擦身。擦洗完毕,三十多人挤在窄小的空间里,你说我唱,乱是乱了点,倒显得挺有生气。
方便时大家都去西南边的小厕所。后来我发现,东南边也有个厕所,刚刚启用,很干净。而且高大宽敞,空气流通。我宁可多走些路,也去东南边的那个厕所。
天黑以后,我们马架子里的灯自己就亮了。天津知青说,师部有发电房,能自己发电。发电房就在工棚的东南方,不太远,站在门口就能听到它的声音。我静下心来仔细听,还真的听到了发电机“嘣嘣嘣”的运行声。
灯亮之后,班长提醒我们,有事赶紧办,10点前发电机就会停止发电。听说供电还有时间限制,人们都忙活起来,抓紧办理手头的事情。
我借着灯光,给家里写了封信,因为父母特意叮嘱我,到了兵团的第一事就是写信。我在信里除了问候,主要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无非是已安全到达,并分了班,搬进了工棚,吃得还不错,等等。当然也说了连队的纪律、草原的风光之类的内容。
在书写信封上我们连的地址时,天津知青告诉我,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叫乌拉盖,但不能直接写“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直属连”,而要写“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五七六信箱直属连”。因为兵团也和真正的部队一样,对外通信时要使用代号,以防止泄露具体的驻防地点。
我也享受了真正军人的待遇,心里还蛮自豪的。
四
当然,自豪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蒙兵团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兵团的干部都说有个毛主席的“一·二四批示”,虽然“批示”的内容从来没有人传达过,不过大家都认为“屯垦戍边,寓兵于农”这句兵团口号,就是毛主席的批示。不管“批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反正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组建的部队,我们有理由自豪。
对于六师的来历,连干部说是诞生于1969年3月。在1月24日中央批准建立内蒙兵团后两个月,六师就组建起来。5月7日,内蒙兵团在呼和浩特召开成立大会时,六师实际上早已存在。
不过,听先到的知青讲兵团及六师的历史,似乎更具传奇性。
他们说,兵团司令员何凤山接到让他带人组建内蒙兵团的命令后,立马坐上飞机视察内蒙。并在飞机上大笔一挥,把兵团的6个师一字排开,勾画在内蒙地图上,六师被勾在了锡盟。还说,六师师长郑东明接到让他带人组建六师的命令后,立马赶赴锡盟。在大石寨转乘汽车后,就一个劲地向着草原深处猛跑。也不知跑了多远,反正他跑倦了,跑烦了,就停下来。他看脚下的这块地儿就不错,便把师部安在了这里。
当时听了,我就感到有些像猜想。后来得知,他们兵团并没有一字排开,而是集中在了内蒙中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和中西部的河套地区。
据说最初的规划是,一、二、三师设在内蒙古中西部的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境内,四、五、六师设在内蒙古中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境内。由于锡林郭勒盟草原地区不适于发展农业和超量发展畜牧业,兵团不得不将四师从锡林郭勒盟迁到了巴彦淖尔盟,使“东三师、西三师”的格局变成了“东二师、西四师”。
看来,六师的辖区在东乌旗的东部,并不是师长郑东明的选择,而是北京军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安排。至于师部为什么选在了乌拉盖,现在已不得而知。也许包含了郑东明个人的意见,但不应该是一个随机的决定。
五
天津知青来得比我们早一些,总跟我们充“元老”。
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1969年5月10日离开天津,5月13日到达兵团的。被分配到53团7连,下车的那个地方蒙语的名字叫布尔都。那儿没有房子,只有一处牛棚。接他们的连干部说,他们要先住在牛棚里,等盖了房子再搬。7连的干部就是现在直属连的这些干部。但那天他们只见到副指导员郭二周,副连长尚玉英。他们跟连干部又哭又闹,有的人还赖着不下汽车,但最终还是在连干部劝说下住进了牛棚。牛棚里都是牛粪,他们不愿意住,可老牛还不愿意走呢,他们只能和老牛挤在一起。在与老牛相伴了一周之后,师里一声号令,把他们调到了师部,改为直属连。他们到了师部以后,主要的工作是脱坯。据他们说,这活儿可累了。在他们之后,又陆续来了汉沽、南堡等其它地方的知青。
整天与天津人一起生活,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特点——能说。以前也听过“京油了,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我们保定人自己说此话时,是“保定府的勾腿子”,意思是保定人擅长摔跤,特别会用“勾腿”这个招法。)的说法,亲身感受,还真是此言不虚。天津人整天叽叽喳喳,张口就是一套儿一套儿的,说事儿就夸张,争论就强词夺理,给人的印象是真能说呀。我最惊异的是,他们叙述事情细节的能力都很强,能把很一般的事儿,讲得引人入胜,逗人发笑。所以有天津人在场,一般不用担心闷得慌。
可我听着他们说话的腔调很不习惯。一是齿音字,中华不说中华,说宗华;现成不说现成,说现层;老师不说老师说老斯。给人的感觉是浅薄,没文化。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我们保定的知青文化水平高,他们基本上都是初一的学生(初二、初三的知青都让天津市安排到农村插队),而我们保定知青不仅有初中三个年级的,还有高中和中专的。比如我,就是学完全部初中课程的真正初中毕业生(连里的天津知青也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初一课程都没学完)。二是句尾语调上飘,不管句未的这个字是几声,让他们说出来都类似二声,让人感觉油腔滑调不实在。还有一个感觉就是 “闹”。他们说话又溜又冲,总感觉在争吵,喜欢清静的人肯定受不了。
接触中发现,最能体现“卫嘴子”“能说”这个特点的天津知青,一个是李国庆,一个是赵文成。但二人用的地方略有不同。李国庆的“能说”体现在追求进步上,显得比别人更革命。而赵文成的“能说”主要用在挖苦人上,见谁损谁,倒得罪了不少人。比如,他看到我洗脸之后,照着带来的小镜子栊头,还抺了擦脸油,就给我编了个“天津快板”的顺口溜:“回到工棚没别事儿(ser),他先掏苏(书)包,小镜子儿,小栊子儿,还有雪花膏……”我本来就不喜欢耍嘴皮的,就下对他就更反感了。几次想发作,教训他,都担心影响了自己进步,强忍了下来。
还有一是个叫杨金恒的黑壮的天津知青,虽然没有他们“能说”,但却比他们更能咋呼。
有一天下雨出不了工,大家都闷在马架子里。他用一口浓重的天津话嘱咐大伙:“我唆(说),哥们都小心点,贼(这)棚子可不结实,说塌说塌,都给我机灵点,别你妈妈给砸着。”
我以为他又在咋呼,可他一本正经地说:“是真的!前些日子夜里下大雨,有个马架子就塌啦。还砸着人啦!你妈妈就是我扒出来了,扒出来就死啦!”
听他这么一说,我对这种曾要过我们知青命的马架子,立即警惕起来,上上下下地观察马架子有无不安全之处。虽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我的心却悬到了半空。
雨停之后,我又到外边察看马架子的情况。
此时云消初霁,东边的蓝天上挂起一道鲜明的七彩长虹。人们纷纷钻出来,尽情欣赏。
杨金恒听到动静,也钻了出来。他看到大家都很兴奋,不以为然:“嚷嚷嘛,贼(这)不你妈妈彩霞吗?”一句话,逗得大伙都哄笑起来。他更不服气了:“笑嘛?你们懂得嘛啊!”人们笑得更厉害了。
六
自从知道马架子曾夜里砸死人之后,我夜间睡觉总奓着耳朵,稍有动静,就会惊醒。
我挺奇怪,搭马架子的木杆看上去都很粗,怎么会说断就断呢。经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些木杆是桦木杆,没有剥皮的桦木受潮容易腐烂。据当地人说,“桦木剥了皮,胜过老黑榆。桦木不剥皮,三年烂成泥”。而我们住的马架子就是用这种没有剥皮的桦木杆搭的。雨季时,雨水渗入的地方,木杆的强度就会下降,再加之下雨时马架子的草泥顶子会重量倍增,很容易突然断裂。
知道了这些,我对所住的马架子更加警惕了,简直把它看作了难以防御的杀手。
这个杀手杀死的战友是谁呢?我突然想到了在前两天看到的追悼会会标,是不是就是那个烈士郭瑞先呢?我向天津知青求证,这种猜测被证实,砸死的那个人就是郭瑞先。不过她不是天津知青,来得也晚一些。
后来听女生排的人说,郭瑞先是内蒙古土特默右旗沙拉旗来的知青。是6月17日到兵团的,8月12日就砸死了。
她们说,小郭被砸之前的那段日子一直在下雨,大概连续下了七天。刚下没几天,她们排马架子的木杆就发出了响声。连干部听说后,安排人加支了立柱,并让她们都睡到了看上去更安全的一边。连长陈晓春还特意嘱咐她们,要保持警惕,有情况立即躲到中间的沟里。
12号晚上,雨还在下。她们在不安的情绪中入睡。夜里,巨大的响声把大家惊醒,工棚塌了一大片。
“工棚塌了!”乱作一团的人们,叫喊着爬到沟里,并试图钻出去。平时并不绑的棚门,这天却绑上了,有人摸黑把它解开。人们纷纷钻出工棚,有人顺手拿了件衣服披在身上,有的只穿裤衩、乳罩就跑了出来。
连干部和男生排的人闻讯赶到,清点钻出来的人数,发现少了一个。连长发动大家找自己熟悉的人,最终确认郭瑞先还没有出来。
连长带着男生排的人钻入工棚,发现郭瑞先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身上压着落下来的木杆。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郭瑞先扒出,抬到工棚。经检查,已经死亡。
郭瑞先死后,兵团授予她革命烈士的称号。
郭瑞先是个怎样的人?天津的男知青们和她接触得不太多,说不出太多的情况,只说她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女孩。杨金恒能多说一点儿,也只是他亲手扒出了郭瑞先,还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了出来。
一个战友就这样的走了。我感到非常痛心,非常惋惜,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也由此对马架子有了一种厌恶之情,只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曾经吞噬我们知青生命的鬼窝棚。